摘要：1999年，接过北大中文系主任担子的温儒敏，没有沉浸于头衔的荣耀，反而带着“死心眼”的认真，直面会议繁杂、师资断层等难题，为教师减负，多方面引进人才；在全国高校“系”转“学院”的“升格”大潮中，坚持保留“北大中文系”的传统名号；在中文系要不要以及能不能培养作家

提起北京大学中文系，常会让人想起深厚的人文底蕴与自由的学术风气。这份从容来自一代代学者和教育家对学科传承的坚守、对育人初心的执着。

1999年，接过北大中文系主任担子的温儒敏，没有沉浸于头衔的荣耀，反而带着“死心眼”的认真，直面会议繁杂、师资断层等难题，为教师减负，多方面引进人才；在全国高校“系”转“学院”的“升格”大潮中，坚持保留“北大中文系”的传统名号；在中文系要不要以及能不能培养作家的讨论中，又锚定中文系要培养“笔杆子”的目标，做出多重改变与尝试……

温儒敏教授

在温儒敏教授新作《在时间的河流里——温儒敏问学叙录》中，他追忆了那些有关北大中文系学科建设、教学改革的决策与实践，看似琐碎，却是北大中文系一段让人难忘历史和蓬勃发展历程的生动注脚。

在这本回忆录中，除了担任北大中文系主任、语文教材总主编的阅历自述，还有亲友忆旧，学界回想，北大见闻，从中既可见出温儒敏教授的学术轨迹，也约略能见数十年学界与教育界变迁的侧影。

与北大中文系研究生老同学重聚燕园（左起：吴福辉、赵园、陈山、凌宇、钱理群、张中、张国风、钟元凯、温儒敏、张玫珊、李家浩。2011年)

今天恰逢教师节，教诲如春风，师恩似海深，作为教育从业者，教师的一言一行、每一个设想和决策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们。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特节选《在时间的河流里——温儒敏问学叙录》中的片段，让我们透过温儒敏教授的回忆，走进那时北大中文系的那些事儿，也谨此向教育从业者们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在时间的河流里——温儒敏问学叙录》

温儒敏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那时中文系的那些事儿（节选）

选自《在时间的河流里——温儒敏问学叙录》，作者温儒敏

1999年7月16日下午，在静园五院会议室，学校党委宣布命我担任中文系主任。此后，到 2008年5月，我担任系主任前后两届，九年。在中文系，无论资历、学问、威望，都轮不上我称能，却被“赶着鸭子上架”了。按照当时的干部制度，先由组织部到院系调查，征求意见，提出备选名单，然后由教师大会投票，学校任命。当时，我去北大出版社当总编辑才两年，又要急着调回中文系，完全没有思想准备。现在想来，也是机缘吧。我年龄较适中，当时五十三岁；出过几种书，晋升教授的时间相对算早；当过副系主任，出任过北大出版社总编辑，可能以为我有些行政能力。行政能力其实未必，我只不过“死心眼”，做事比较认真罢了。

在外人看来，当北大中文系主任是荣耀的，但我自知斤两，压力很大。好在北大的“官场”味不浓，系主任不是什么“官”，无非是在老师里头选一个愿意出来做，大家又能接受的，“轮流坐庄”就是了。卸了职，还是普普通通的教师。北大有个好习惯，院系一级领导包括党委书记，都不是外派来的，而由本院系的老师兼任，不脱产。我在任九年，一直在上课、带博士生，也从没有人称呼我“温主任”。听说有些学校的院系领导是可以“套”什么干部级别的，我们对此毫无概念，也不感兴趣。十多年过去了，回顾我当系主任那九年，有些片段写下来，也许可以作为史料。这些片段包括：先拿会议“开刀”，麻烦的“定岗”，师资队伍“断层”，提出“守正创新”，培养“笔杆子”，孑民学术论坛，率先实行博士论文匿名评审，坚持不“升格”为学院，“宽口径”与“厚基础”，实行评分“正态分布”，本科生设导师，介入中小学语文教育，等等，并不连贯，也就是随想随记吧。

温儒敏部分著述（文学研究及散文随笔）

先拿会议“开刀”

上任后，我首先拿“会议”来“开刀”，主张减少开会，能不开的会，就不开。上面要求必须传达的，则化繁为简，通告大家就是了。全系教师大会每学期也就安排两三次，不讲虚话套话，就是讨论解决有关教学、科研和考试等具体问题。会议少开一点，表格少填一点，不必要的“管理”松开一点，还有，就是不强制老师每年必须发表多少论文，职称晋升主要看“代表作”。这样做，是想减少干扰，恢复一些自由的空间。

说到当时减少开会，也有例外，有一种会议几乎每星期都要开，就是系主任联合办公会。一般安排在周一下午，党政班子成员参加，议决教学科研等具体事项。第一次办公会，班子成员做了明确的分工，各负其责。当时北大的规定，院系一级实行院长或系主任负责制，党委起“保证作用”。那么职责分工我就负责统筹协调，其他几位副主任分别主管本科教学、研究生培养、科研、学生工作，以及行政管理，等等。与我合作的系党委书记李小凡，就是那位平凡而默默耕耘、认为“课比天大”的方言研究专家，曾得到教育部表彰的，可惜英年早逝。后来又有蒋朗朗接任。他们的人品和师德都是极好的，我们之间互相帮衬，从未闹过什么争执。真不容易！班子其他几位成员进进出出，包括张剑福、宋绍年、张鸣、朱庆之、卢永璘、陈跃红、陈保亚、窦克瑾、金永兵，等等，都尽职做事；彼此若有什么不同意见，商量着办就是了。办公会是个好办法，既可有效实施民主集中制，主要精力又能放到处理教学科研的工作上。我不当“甩手掌柜”，也不揽权，放手支持班子成员各司其职。在任九年，最欣慰的就是班子的团结。这也因为当时风气还不那么“卷”，物质利诱没有那么多，大家都想着怎么把工作做好，让中文系正常运转。

与导师王瑶先生等在一起（前排中为王瑶，左为钱理群，右为吴福辉；后排左起分别为陈平原、张玫珊、温儒敏，大约在 1981年）

中文系要培养“笔杆子”

过去，奔着北大中文系来的考生，多数怀揣作家梦。其实作家要有天赋，有特别的想象力和文字能力。作家不是学校“培养”出来的，往往是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因此老主任杨晦先生说过，中文系不培养作家。对他的话至今仍有争论。我当中文系主任那时，不去争论，而根据现实要求和学科特点提出，“中文学科”的定位是把语言文学作为研究对象，培养这方面有较高素养与能力的人才。社会需要作家毕竟极少数，却需要大量“笔杆子”。学中文的学生受过语言文学的基本训练，文字能力较强，从事各行各业以及学术研究的适应性也较强，有“后劲”。我在几次会上讲话和一些文章中都强调要重视写作能力的培养，说这是中文系的特长，并着手围绕这个目标改进课程。

这项工作主要交由副主任陈跃红老师去做，也得到全系老师的配合。改进有几点：一是把文学、语言和古文献三个本科专业的部分课程（主要是一、二年级的）打通，通识化，全系学生都要上。二是重视七门基础课的教学，由有经验的教授来授课。当时学校也支持，还专门给主讲基础课的老师发聘书，以示重视。三是改变“因人设课”的无序状况，不能把研究生的课和本科选修课混同，要求各专业专为高年级开设专题选修课。四是增加几种全系必选的“经典名著精读”课，是“整本书阅读”，一学期通读精读某一种，本科期间有几本经典打底子。五是每一种课都要求指向写作能力训练，布置小论文，老师必须指导论文写作，为学生改论文。

特别是第五项改进，我抓得更紧。记得我曾提出要向中山大学文学院学习，他们格外重视写作训练，要求本科四年写短论文或其他形式文章一百篇，老师分工给学生指导和修改。我还应邀去香港浸会大学等校，考察他们如何把教师为学生改作文作为一种制度的。这些经验我都在系里推广过。我还和系里七八位老师合作编写了一本《中文学科论文写作训练》教材，原是为中央电大编的，后来很多大学中文系也采用，有过十多次印刷。

当时还有一项改进，就是抓好本科毕业论文的指导。之前，毕业论文一般安排在最后一学期，这是有问题的。那时学生都在找工作，没有足够精力投入。考虑到这种情况，系里决定把毕业论文提前到四年级上学期。此外，重视二、三年级学年论文的写作，要求老师分头指导，设定两个学分。当时确实是想动员全系老师，每一门课都全力以赴抓写作。虽然中文系没有专门的写作课，但这种训练渗透到所有课程中去了，效果应当是不错的。

不敢说这些改进全都得到落实，而且时代在变，人们对中文系的要求也在变。我退休后仍关心当初的举措如今有哪些还在持续，相信中文系总还是要培养“笔杆子”的。

七十生辰与家人及学生在一起（2016年）

中文系为何不“升格”为学院？

很多人可能纳闷：如今全国各大学的中文系几乎全都“升格”为文学院了，为何北大中文系至今仍然只是个“系”？这是有“故事”的。

上世纪90年代刮起了“翻牌”和“升格”风，原来的“学院”，纷纷改为“大学”；而学院里头的“系”，就变成“学院”。学校改名一般要经过批准，有些学院改为大学没有得到批准，只好把本学院的各个系改为学院，结果称呼就是“某某学院的某某学院”，还得在后面加括号说明是“二级学院”。这简直是绕口令。回头看，当时许多学院改为大学，确实也因为扩招，办学的规模扩大了，“名堂”自然也要大些。而且“升格”改名还可以吸引生源，这也情有可原罢。

在这股“升格”大潮中，北大也未能置身事外，1995年前后，大多数系也都陆续改为学院。如数学系改为数学科学学院，地理系改为城市与环境学院，心理系改为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等等。现今北大四十多个院系中，只剩下文、史、哲，以及社会学、信息管理（原图书馆系）五个教学单位仍然叫“系”。

2000年，北大校方也曾试图把文、史、哲三个系改为三个学院，建议中文系易名“文学院”，因为那时全国的大学中文系几乎都已经变为文学院了。就办学规模而言，当时北大中文系有四个本科专业，七个博士点，六个全国重点学科，三个全国高校文科科研和人才培养基地，两个实体的研究所。这在北大乃至全国各个大学的人文学科中，也算是一个较大的教学机构了。但我们不想赶潮流，认为教学格局和规模并没有很大的变动，虽然研究生多了，但本科每年招生数量始终维持在一百名左右，“升格”为学院其实没有什么意义。何况北大中文系是百年老系，传统深厚，大家也这样称呼习惯了，若改为文学院，反而有些别扭。

记得当时在友谊宾馆开过一次教师代表会，讨论是否改为文学院。多数老师都表示不赞成。我和一些老师也曾建议，中文系原来有个新闻专业，1958 年转去人民大学了，如果学校同意在中文系恢复新闻专业，增设中文信息处理专业，同时合并对外汉语专业，也可以考虑改名文学院。但当时学校正准备单独重建新闻传播学院，对外汉语也早已经独立出去，中文系扩展专业后转为学院显然不现实。后来学校一位副校长再次问我，到底改不改文学院。我说，等全国的中文系都改了，我们再考虑吧。就搪塞过去了。

那时，北大历史系和哲学系也曾酝酿改为历史文化学院和哲学宗教学学院，两系的主任找我商量，看是否同时“升格”。他们听说中文系不改，也就作罢。北大是宽容的，校方尊重系里的决定，一直到今天，北大的文史哲仍然保留“系”的名称。我开玩笑说，出去开会，要排座次，院长级别大于系主任，必须是Ｃ位，我们是“生产队长”，就叨陪末座好了。

“宽口径”与“厚基础”

我在任系主任那时，班子考虑较多的还有课程改革，也尝试做了一些改动，有的成功，有的浅尝即止，甚至无疾而终。那时全国的大学本科都在淡化专业，转为通识教育，同时又增加一些实用性较强的专业。如中文专业就大都只有一个“汉语言文学”，不再划分更细的专业，同时又增加诸如“文秘”“对外汉语”“影视”之类专业。当时北大也提出本科教育要改为“宽口径，厚基础”，实行学科交融整合的“大文科”，尝试实施“文科实验班”，把文史哲打通，到高年级和研究生阶段再选择专业。后来又设立“元培班”，也是淡化专业的思路。这种思路显然有现实的考虑，随着高等教育的扩展和普及，原来侧重的比较专业化的精英教育，逐渐往通识教育转化。社会上大量需要的是“好使顶用”的毕业生，本科教育不能不转型。但我们显得有些“保守”，在专业和课程改革的大潮中还想看一看，不着急赶趟。经过几年折腾，或者说好听一点，试验，北大中文系还是坚持保留原有的文学、语言和古典文献三个本科专业，没有统称为“汉语言文学”专业。原来中文系也办过“文秘”专科班，只办了两届，就放弃了。

对于当时北大提出本科教育要朝“宽口径，厚基础”方向改革，我们也不排斥，而是从实际出发，稳步试验。1999年开始，尝试打通三个本科专业的部分课程，主要是基础课，全系本科生都规定必修的。到2005年，规定新生进来先不分专业上课，一、二年级的课打通，到三年级再根据学生的志向选择不同的专业。后来这个规定大概也只是实行了一部分，新生进来还是先分专业，但一、二年级上的课都是打通了的。

当时系里反复讨论，认为还是稳一些为好。北大是研究型大学，多数本科生还是要继续读研、读博的，必须让他们拓展知识面和视野，同时又有某种专业意识。记得我在几次会上提出，“宽口径，厚基础”是大目标，可是两者是有矛盾的，前者容易，后者难，结合起来更难。并非一讲“宽口径”，就似乎本科可以不要专业了。当时校内外都有人呼唤“大文科”。文史哲不分，学生什么课都选，没有一点专业归宿，恐怕也有问题。我对“大文科”持怀疑态度，认为不能不经试验就推广。口径过宽，“厚基础”就可能很难。中文系本科专业的三足鼎立，是特色，必须保留，可以有分有合，兼顾一点，做些调整。

我们倒是比较重视在训练学生学习能力的前提下去“厚基础”。

前面说过，中文系的目标不宜放在培养作家，但可以放在培养“写家”，中文系出来的应当都是“笔杆子”。所谓“厚基础”，要“厚”在写作能力的综合培养上，要求每一门课都来做写作训练。

为了“厚基础”，正如前面提到的，当时还增加了读原典的课程，是经典名著的“整本书阅读”。比如《论语》《孟子》《红楼梦》《呐喊》等文化经典，就作为本科生完整阅读的正式的课程。这类课主要不是由老师做研究性的讲解，而是带着学生完整地读，让他们有初步的思考与探究。其实，主要的经典真正读懂了，古汉语也就过关了，文学史也部分学习了，语言文字的感觉和文化的感觉也有了，又磨了性子，学风更扎实。

为了让学生“学会学习”，当时还为低年级设计了“中文工具书及文化要籍解题”这样带实践性的课。此外，我们对高年级的选修课也做了调整，增设一些可以帮助学生“学会学习”、接触学科前沿的课，如各种学科史、学术史以及学术前沿问题讨论，还鼓励老师将各自研究的课题与成果转化为面向本科生的专题课。每个学期提供给本科生选修的专题课不下二十门。通过多年的努力，中文系已经把基础课、限选课与一般选修课配套组成三个层次，真正为本科教学的“厚基础”奠定了基础。

重视并改进本科教学

北大中文系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重视本科低年级的教学，一、二年级的基础课主要由资深教授上。2000年前后，研究生的教学规模大了，博士、硕士生数量已经超过本科生，老师的工作量增加了，请资深教授上本科生课有困难，但我们还是努力坚持这样做，本科的基础课主要都由教授、副教授讲。为了让学生一进大学就能领略名家的不同治学风格，我们为低年级开设了一些由“名教授共抬”的“拼盘课”。

如“现当代作品赏析”，就是由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两个教研室著名的教授 （包括已经退休的知名教授） 一起上，每人讲一两次，各家的教学风采都展现了，让学生大开眼界。在北大中文系，教授上本科基础课是“本分”的事。2025 年教育部组织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评奖，中文系有四门课获得二等奖（前几次评奖有特等奖和一等奖四个，二等奖多个）。

现在本科生都很重视“绩点”，考研或者出国都看这个，弄得学生全盯着考试成绩，持续紧张，这并不利于素质培养和学术成长。很多大学生说上大学几乎和读高中差不多。其实当年我们也碰到类似问题，只不过没有现在这样紧张罢了。

中文系那几年一直在抓学风，抓学术规范与教学管理。其中考试的改革是重要一环。考试评分是否合理、公正与规范，也是直接涉及学生学习动力和学风的重要问题。为了抵制不良学风，树立学术尊严，2004年前后，系里出台了有关考试评分“正态分布”的规定，以及优秀论文与毕业论文新的评分办法。有关规定加强了对抄袭、作弊等违规行为的处分力度；要求考试成绩评定必须符合各分数段的比例限制，接近平均分数的人数最多（60—84分的占 70％以上），接近高分和低分的较少（85分及以上的不超过20％，90分及以上的不超过10％，60分以下的不超过10％），分数要拉开，成绩相同率尽可能低。各分数段有一个统一的参考标准，减少随意性。如因特殊情况需调整分数段的比例（比如某些班级整体素质好，高分的比重适当加大），需通过教研室会议同意。当时这些规定，意在使不同专业之间、不同课程之间、不同老师之间，对学生的成绩评价尽可能有一个共同的可比性。

另外一件事，是改进和加强对本科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的指导，对论文的评分也规定了分数段参考标准，成绩一律采用百分制，指导教师必须给出具体的评语，交教研室主任审核。系里每年对部分论文进行随机抽查和请专家匿名再评审，成绩取指导教师所给成绩和匿名再评定成绩的平均分。教学管理的严格规范，对树立良好的学风起到积极的作用。

2005年，北大教务部推广了中文系的这些改革办法。

回顾那时中文系的那些事儿，琐琐碎碎，最后以一则日记来结束本文吧：

2008年5月23日，下午全系教师大会，行政班子换届。老师到会很齐。学校党委副书记吴志攀、副校长张国有和组织部长参加。我先做总结发言，总结九年来的工作思路、成绩与问题，约四十分钟。当讲到从副主任到主任先后十二年任职的许多甘苦，真动了情，两度感慨哽咽。老师们非常认真听。人生事业又告一段落，无怨无悔。

在20世纪70年代末成长起来的专家学者中，温儒敏教授很有代表性。他不仅是著名的现代文学研究专家，著有《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合作）等名作，也是很有情怀的教育家，主编大中小学教材多种，2012年受聘为教育部统编中小学语文教材总主编，是语文教育教学改革的旗手。

本书是温儒敏教授从事教学与研究近五十年的回顾与记述，有亲友忆旧，学界回想，北大见闻，亦有担任北大中文系主任和语文教材总主编的阅历自述。另收入部分著述序跋、媒体访谈并附学术年表。既是学术资料，也可作散文随笔读，从中既可见出温儒敏教授的学术轨迹，也约略能见数十年学界与教育界变迁的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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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文学出版社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