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六百年前,一支史上最庞大的船队浩浩荡荡出海,最后却和世界霸主宝座擦肩而过。当明朝皇帝下令烧掉所有航海记录时,整个国家的命运就此改变。
六百年前,一支史上最庞大的船队浩浩荡荡出海,最后却和世界霸主宝座擦肩而过。当明朝皇帝下令烧掉所有航海记录时,整个国家的命运就此改变。
1405年夏天,苏州刘家港的江面上全是船。62艘巨型宝船加上其他大小船只,总共两百多艘,把整个江面都占满了。
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队,直到1900年前都没有哪个国家的船队能比得上。郑和站在最大的宝船上,身后跟着两万七千多名精挑细选的船员、士兵和翻译。
明成祖朱棣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造这么大规模的船队?
这得从他怎么当上皇帝说起。朱棣是从自己侄子手里抢来的皇位,但那个侄子失踪了,一直没找到。有人说他跑到国外去了,所以朱棣让郑和出海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去找人。
但更重要的是朱棣想向全世界展示明朝有多强大。刚打完内战的明朝需要重新树立威信,让周围国家都来朝贡。
而且北边的蒙古人还在虎视眈眈,朱棣希望通过海上交往,和西方国家取得联系,一起对付蒙古人。这些船大得吓人。最大的宝船有136米长,比足球场还长,有九根大桅杆。
87年后哥伦布开往美洲的那艘旗舰,还不到郑和宝船的五分之一大。船上装满了丝绸、瓷器和铜钱,都是准备送给各国国王的礼物。
就在船队要出发时,朱棣对郑和说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话:
“我奉上天的命令管理天下,要让所有人都过上好日子。你们这次出去,要善待各国人民,让大家一起享太平。”
这句话其实已经透露出明朝不会去殖民别国的想法。
郑和前后七次带队出海,最远到了非洲东岸。每次出海都要两年左右,船队规模一次比一次大。第三次出海时,船队已经有48艘宝船和三万多人,简直就像一座海上移动城市。
他们的航海技术非常厉害。用罗盘确定方向,画出了详细的航海地图――《郑和航海图》,上面标了530多个地名,其中300多个是外国地名,最远到非洲的肯尼亚。
他们还通过看星星的高度来确定位置,这比欧洲早了一百多年。
每到一个地方,郑和都按照“传播文明,教导礼仪”的宗旨行事。在爪哇,当地正在打内战,郑和船队保持中立不插手;
在斯里兰卡,国王想抢劫船队,郑和机智地抓住了国王但还是以礼相待,最后把他带回南京让朱棣发落。朱棣宽宏大量,把国王放回国了,这种做法让周边国家都很佩服。
船队带回了许多稀奇玩意。长颈鹿、斑马、狮子这些动物都是第一次来到中国。还有各种香料、宝石和珍贵木材,大大充实了国库。
据说每次航行带回来的货物,价值都远超花出去的成本,有一次光胡椒就带回了七万斤。
但最让人想不通的是:明明有这么强大的海军,明朝却没有在任何一个地方建立殖民地。
郑和船队所到之处,立个碑记个事,送点礼物做点买卖,然后就继续航行。这和后来欧洲殖民者的做法完全不一样――达・伽马到印度后第一件事就是修堡垒和武装贸易站。
这得从中国人的天下观念说起。在中国传统的朝贡体系里,中国是“中央大国”,周围国家都是“藩属”。
皇帝的责任是“安抚远方的人”,而不是去征服掠夺。朱棣派郑和下西洋,是要各国自愿来朝贡,而不是用武力逼他们臣服。
朝贡贸易的算法也和殖民贸易完全不同。明朝通过朝贡贸易获得外国商品,但不是靠抢,而是遵循“送出去的比收来的多”的原则。
外国使团带特产来,明朝回赠更贵重的礼物,还要包吃包住包路费。这种买卖虽然赔钱,但维护了天朝面子,换来了周边国家的承认。
明朝的经济结构也让它不需要海外殖民地。
中国地大物博,自己什么都能生产。欧洲国家需要去找黄金和香料,而中国本身就是奢侈品生产大国,丝绸、瓷器和茶叶在国际上都很抢手。
明朝需要的是外国白银来当钱用,而不是土地和资源。
朱棣的工作重点始终在北方。他五次亲自带兵打蒙古,修建北京城并迁都,还要修大运河,这些都要花大钱。
下西洋虽然威风,在朝廷工作中一直排不上最优先级。1424年朱棣一死,下西洋活动马上被叫停,新皇帝认为这是“浪费钱”的项目。
1433年,郑和在第七次下西洋时病死在印度。船队回国后,热闹了28年的下西洋活动突然停止。新皇帝才8岁,朝政由三位大臣主持,他们信奉儒家节俭思想,认为下西洋花钱太多,划不来。
1477年,当有官员提议重启下西洋时,兵部侍郎刘大夏做了件改变历史的事。
他把郑和的航海资料全部藏起来最后销毁了,还对皇帝说:“郑和下西洋,花了那么多钱,死了那么多人,就算带回些宝贝,对国家有什么好处?”这话代表了文官集团对航海活动的普遍看法。
明朝开始全面禁止海上活动。朝廷规定“一块木板都不准下海”,民间海外贸易被严格禁止,造船技术慢慢失传。
曾经世界领先的宝船图纸被毁,航海技术停滞不前。与此同时,葡萄牙人正沿着非洲西海岸不断向南探索,寻找来东方的新路线。
1520年代,当葡萄牙使者到达广州时,明朝官员还用朝贡体系那套对待他们,要求他们下跪磕头。
葡萄牙人不干,双方打起来,明朝军队虽然缴获了葡萄牙大炮并仿制出来,但还是没意识到世界正在发生大变局。
明朝不是没有海外扩张的机会。在东南亚,有很多华人聚居区,如果朝廷支持,完全可能建立殖民地。
但明朝政府把这些海外华人看作“抛弃的人”,不管不顾。当西班牙人在马尼拉屠杀华人时,明朝政府什么都没做。这种态度和欧洲国家全力支持本国殖民者的做法天差地别。
历史告诉我们,技术好不代表眼光远,船大可不一定思想新。一个国家的选择往往深受其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体制结构的影响。
明朝选择关起门来过日子,表面上看省了些钱,但实际上错过了大航海这个历史机遇。
当欧洲国家通过殖民扩张完成资本积累时,中国慢慢从世界领先位置掉队。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声惊醒了天朝美梦,但已经来不及了。
郑和的故事也让我们看到不同文明的发展道路。
西方殖民主义给世界带来很多灾难,而郑和船队代表的和平交往、互利共赢思路,在今天看来更有价值。现在提出的“一带一路”,在很多方面继承了郑和下西洋的和平合作精神。
如果明朝持续支持航海活动,世界会是什么样?
也许东西方交流会更平等,也许殖民主义不会那么残酷,也许中国会更早融入世界。但所有这些“也许”,都随着那道销毁航海资料的圣旨,永远消失在历史中。
六百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再次面向海洋时,郑和下西洋的教训依然有价值:开放才能兴旺,封闭必然落后,这是一个民族用几百年时间换来的深刻教训。大海就在那里,等的是敢于扬帆的人。
来源:林里看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