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云南的山坳坳里出来，它就像一条不知疲倦的长虫，吭哧吭哧地，把我从连绵的绿色里，一直拖进了一片望不到头的灰色房子堆里。

那趟绿皮火车，我坐了三天三夜。

从云南的山坳坳里出来，它就像一条不知疲倦的长虫，吭哧吭哧地，把我从连绵的绿色里，一直拖进了一片望不到头的灰色房子堆里。

车窗外的景致，从大片大片的芭蕉叶，变成了矮墩墩的茶树，又变成了金黄的油菜花田，最后，都成了一晃而过的、密密麻麻的窗户。

每一扇窗户后面，都像一个眼睛，静静地看着我这个从山里来的人。

我把揣在怀里的布包又抱紧了些。

那里面，是我们的结婚证，一张薄薄的、边缘已经磨得起了毛的红纸。还有他当年留下的地址，字迹被汗水浸得有些模糊，但每一个笔画，我都用指尖描摹过上千遍。

“上海市，XX研究所。”

旁边的小伙子在吃泡面，那股味道霸道地钻进鼻腔，搅得我有些晕车。他看我一直盯着窗外，搭了句话：“阿姐，到上海寻亲啊？”

我点点头，没多说话。

心里那点事，像一小撮火苗，用手拢着，生怕风一吹就灭了。

下了火车，人潮像热浪一样扑面而来。我背着一个巨大的帆布包，里面塞着给文轩带的干菌子和两双新纳的千层底布鞋，被人群推着往前走。

到处都是听不懂的话，软软的，黏黏的，像米糕。

到处都是自行车，叮铃铃的，像一群受了惊的蝗虫。

还有高楼，一幢挨着一幢，把天都割成了细碎的方块。我仰头看得久了，脖子都酸了，感觉自己像掉进了一个巨大的、由水泥和砖头砌成的井里。

我攥着那张地址纸条，手心全是汗，找了个看起来面善的大爷问路。

大爷很热情，叽里咕噜说了一大串，我一个字也没听懂。他看我一脸茫然，干脆领着我走了一段，指着一个公交站牌，在一个数字上点了点，又伸出五个手指头。

我明白了，是坐那路车，坐五站。

我把“谢谢”说了好几遍，大爷摆摆手，融入了人流里。

公交车上更挤，我像一片被夹在书里的叶子，动弹不得。售票员是个嗓门很亮的阿姨，她报站名像唱歌，可我还是听不懂。

我只好伸着脖子，死死盯着窗外的站牌。

一个，两个，三个……

心跳得像村头打谷的连枷，一下一下，又重又急。

终于到了。XX研究所的大门，是两扇巨大的铁栅栏门，庄严得很。门口有个传达室，里面坐着个穿制服的老师傅。

我走过去，隔着小窗户，把那张皱巴巴的地址递进去。

“同志，我找人。”

老师傅抬起眼皮，扫了我一眼，目光在我洗得发白的土布褂子和脚下的布鞋上停了停。

“找哪个？”声音里没什么温度。

“林文轩。”我说出这个名字，感觉舌尖都有些发烫。

这三个字，我在心里默念了六年。

老师傅低下头，翻开一个厚厚的本子，手指头在上面划拉着。

“没这个人。”他把本子一合，干脆利落。

我心里一空，像是踩在了棉花上。

“不可能啊，”我急了，把结婚证也掏了出来，隔着玻璃往里递，“同志，你再好好看看，他是六年前从我们云南那边回来的知青，叫林文轩。”

老师傅不耐烦地摆摆手：“说了没有就是没有，我们这里是研究所，不是知青联络站。你到别处问问去。”

说完，他就不再理我，自顾自地看起了报纸。

我站在传达室门口，手脚冰凉。

九月的上海，天气还带着暑热的尾巴，可我却觉得那股凉意从脚底板一直钻到了心里。

我能去哪里问呢？

上海这么大，我只认识这一个地址，只认识这一个名字。

我就那么直愣愣地站着，看着大门里人来人往。他们穿着干净的衬衫，挺括的裤子，骑着锃亮的自行车，从我身边经过，像一阵风。

我身上的帆布包越来越沉，压得我喘不过气。

我不能就这么回去。

小石头还在家等我，等我把爸爸带回去。村里人都在看，看我这个被城里丈夫“扔”在山里的女人，最后会是个什么结果。

我深吸一口气，又走回了那个小窗户前。

“同志。”

老师傅头也不抬。

“同志，”我又喊了一声，声音大了一点，“我从云南来的，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我身上没多少钱，也没地方去。我就找林文轩，找不到他，我就不走了。”

我的声音不大，但很坚定。

也许是我的坚持起了作用，也许是他被我磨得没办法了。老师傅终于放下了报纸，重新打量了我一遍。

“你当真认识林文轩？”

“他是我男人。”我把结婚证又往前递了递。

他犹豫了一下，拿起桌上的电话，拨了一个号码。

电话接通了，他对着话筒说了几句，我听不懂，只听到他提到了“林文轩”和“云南来的”。

挂了电话，他对我说：“你等着。”

这一等，就是一个多小时。

太阳慢慢偏西，把我的影子拉得好长。我靠着墙，腿都站麻了。

就在我快要撑不住的时候，一个穿着白衬衫、戴着眼镜的中年男人从里面走了出来。

他径直走到传达室，和老师傅说了两句话，然后转过身，看向我。

“你就是陈月娥同志？”他的普通话很标准，不像之前那些人说的话那么难懂。

我赶紧点头。

“我是办公室的王主任。你跟我来吧。”

我跟着他，走进了那扇我盯了半天的铁门。

研究所里很安静，到处都是绿树和红砖的小楼。跟外面的喧嚣比起来，像是两个世界。

王主任把我带到一间办公室，让我坐下，还给我倒了一杯水。

那是一个搪瓷杯，上面印着“为人民服务”几个红字。水是温的，我捧在手里，感觉那股凉意终于被驱散了一些。

“陈同志，”王主任在我对面坐下，表情很严肃，“你说，你找林文轩？”

“是。”

“你们是什么关系？”

“我们是两口子。”我把结婚证放在桌上，推了过去。

王主任拿起来，仔细看了看，又看看我，眼神里有些复杂的东西。

“他……还好吗？”我小声地问，心里七上八下的，“他回来以后，一开始还写信，后来……后来就没信了。我们那里邮路不方便，我怕是信寄丢了。”

我为他找着借口，也像是在安慰自己。

王主任没有直接回答我，他沉默了一会儿，问我：“他走的时候，跟你说过什么吗？”

我想起了文轩离开的那个清晨。

天还没亮，山里起了雾，白茫茫的一片。他背着行李，反复叮嘱我：“月娥，你等我，我一安顿下来，就马上接你和小石头出来。”

他的眼睛在晨光里亮晶ের，像山涧里的星星。

“他说，他会回来接我和孩子的。”我的眼圈有点热。

王主任看着我，叹了口气。

“陈同志，情况……可能跟你想的不太一样。”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我。

“林文轩同志，他确实是我们所里的研究员。而且，是很有成就的骨干研究员。”

我的心猛地往上一提。

“那……那他为什么不联系我？”

王主任转过身，镜片后的目光里带着一丝我看不懂的情绪，像是同情，又像是为难。

“因为，他在我们所里，档案上的婚姻状况是……未婚。”

“轰”的一声，我的脑子里好像有什么东西炸开了。

未婚？

怎么会是未婚？

我手里的搪瓷杯晃了一下，热水洒出来，烫在手背上，我却一点感觉都没有。

我看着桌上那张红色的结婚证，上面的合照里，年轻的我和文轩并排站着，笑得那么甜。

这张纸，村长盖了章，公社也盖了章，怎么到了上海，就成了一张废纸了？

“不可能！”我站了起来，“王主任，这不可能！我们办了酒，全村人都知道！这是我们的结婚证！”

我的声音有些发抖。

王主任把结婚证又推回到我面前，语气很平静：“陈同志，你先别激动。我们国家的婚姻法规定，结婚需要到县级以上的民政部门登记，领取的才是国家承认的结婚证。你这个……是公社发的，在法律上，严格来说，手续是不完备的。”

我呆住了。

我从来不知道结婚还要分“国家承认”和“不承认”。在我们山里，请全村人吃一顿饭，在公社的本本上记个名字，就是板上钉钉的夫妻了。

“那……那我们算什么？”我喃喃自셔。

“从感情上说，你们是夫妻。但从法律程序上说，存在瑕疵。”王主任的措辞很谨慎。

我感觉浑身的力气都被抽走了，一下子跌坐回椅子上。

“还有一个情况，我必须跟你说清楚。”王主任的表情更凝重了，“林文轩同志，他……准备结婚了。对象是我们所里另一位研究员，下个月就要办婚礼了。”

窗外有几声清脆的鸟叫，可我听来，却觉得刺耳无比。

我的丈夫，我孩子的父亲，要娶别人了。

而我，这个坐了三天三夜火车来找他的妻子，却连个“名分”都没有。

我忽然觉得很可笑。

我千里迢迢地来，不是来团聚的，是来参加他的婚礼的吗？还是来证明自己是个“手续不完备”的妻子的？

我看着王主任，一字一句地问：“我想见他。”

不管怎么样，我要亲耳听他说。

王主任似乎早就料到我会这么说。他点了点头：“应该的。你稍等一下，我马上通知他。”

他拿起电话，又拨了一个号码。

这次，他的声音压得很低，但那几个字我还是听清了。

“林工，你来一下办公楼……对，马上。”

“有个从云南来的同志，叫陈月娥，要见你。”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久到我以为电话已经断了。

然后，我听到王主任说：“对，就是她。你尽快过来处理一下。”

挂了电话，办公室里陷入了死一样的寂静。

我能听到自己“怦怦”的心跳声，一下一下，撞得胸口生疼。

我不知道等了多久，也许是十分钟，也许是一个世纪。

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

一个穿着蓝色工作服的身影，站在门口。

他比六年前高了，也瘦了，皮肤白了许多，不再是当年在田里晒得黝黑的样子。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还戴上了一副眼镜。

那张脸，既熟悉，又陌生。

是我的文轩。

又好像，不是我的文轩了。

他站在那里，看着我，眼神躲闪，嘴唇动了动，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我也没有说话。

我就那么看着他。

想从他斯斯文文的脸上，找出一点当年那个会爬上最高的树给我摘野果子，会在山洪里背着我走几十里路，会在油灯下教我认字的少年的影子。

可是，好像找不到了。

他被上海的水土，养成了另一个人。

还是王主任打破了沉默：“林工，你来了。这位就是陈月娥同志，她说……”

“我知道了。”林文轩打断了王主任的话，声音有些沙哑。

他终于朝我走了过来，步子很慢，很沉。

“月娥，”他在离我两步远的地方停下，“你怎么来了？”

我看着他。

千言万语，堵在喉咙口，最后只变成了一句：“小石头想你了。”

提到儿子，他的身子明显僵了一下，垂在身侧的手，不自觉地握成了拳。

“他……好吗？”

“好。会背三字经了，还会帮你喂猪。”

我说得很平静，平静得自己都觉得意外。

他沉默了。

办公室的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

王主任很有眼色地找了个借口出去了，把空间留给了我们。

门关上的那一刻，林文轩紧绷的肩膀才垮了下来。

“月娥，对不起。”

他说。

这三个字，像三根针，扎在我心上。不疼，但是麻，麻得四肢百骸都失了知觉。

我来的时候，想过很多种重逢的场面。

我想过他会抱着我，激动地说不出话。

我想过他会拉着我的手，让我看他在上海的新家。

我想过我们一家三口，终于可以团聚。

我唯独没有想过，他会对我说“对不起”。

“为什么要说对不起？”我问他，“你是不是，不要我和小石头了？”

他避开我的目光，看向窗外。

“月娥，上海……跟我们那儿不一样。这里的生活，很复杂，也很现实。我……”

他“我”了半天，也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我替他说了：“你在这里有了新的人，要过新的日子了，是吗？”

他的脸，一下子白了。

“我……我和白薇，我们是……”

“白薇？”我念着这个名字，是个很好听的名字，像戏文里的小姐。

“她是我的同事，我们……我们很谈得来。她帮了我很多。”他的声音越来越低。

我明白了。

所有的谜团，都有了答案。

为什么信越来越少，最后断了。为什么他从不提接我们出来的事。

不是信寄丢了，是写信的人，心走丢了。

“那我们呢？”我指着桌上的结婚证，“这个，还有小石头，算什么？”

“月娥，我对不起你们母子。但是，我回不去了。”他终于看向我，眼里满是挣扎，“我好不容易才在所里站稳脚跟，我的研究项目刚刚有了突破……我不能放弃这一切。”

“所以，你要放弃的，是我们？”

他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我看着他这个样子，心里那点仅存的火苗，也一点点地冷了下去，最后，变成了一堆灰。

我忽然想起了我们刚认识的时候。

他是从大城市来的知青，我是村长的女儿。他会拉小提琴，会讲我听不懂的牛顿和爱因斯坦。村里人都觉得他是个文弱书生，干不了农活。

有一年发大水，冲垮了田埂，是我带着他，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泥里筑堤坝。他磨破了手，是我给他包扎。他吃不惯粗粮，是我把自己的口粮省下来，换了白面给他做面条。

他病了，发高烧，说胡话，是我守了他三天三夜，用土方子把他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那时候，他拉着我的手说：“月娥，你就是我的命。这辈子，我林文轩要是负了你，就让我天打雷劈。”

誓言这种东西，在山里的时候，比石头还硬。

到了城里，怎么就变得比纸还薄了呢？

“你的新对象，知道我和小石头吗？”我问。

他摇了摇头。

我气得想笑。

原来，我和我儿子，是他人生履历上的一段需要被抹去的“瑕疵”。

“林文轩，”我站起来，走到他面前，直视着他的眼睛，“你看着我。”

他被迫抬起头，眼神里全是愧疚。

“我从云南来，不是来求你，也不是来闹的。我就是想问你一句话，要句实话。”

“你当年说的，要回来接我们，都是假的吗？”

他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

“你回城以后，有没有哪怕一刻，是真心想过要把我们母子接出来的？”

他沉默着，像一尊石像。

他的沉默，就是最响亮的回答。

我懂了。

彻底懂了。

从他踏上回城的火车那一刻起，他就没打算再回头。

所谓的“安顿下来就接你们”，不过是稳住我的缓兵之计。他怕我闹，怕村里人戳他脊梁骨，影响他回城。

他一步一步，计划得清清楚楚。

而我，像个傻子一样，在山里，守着一个虚无缥缈的承诺，等了六年。

心口那个地方，像是破了一个大洞，呼呼地往里灌着冷风。

我收回目光，不再看他。

我走到桌边，把那张结婚证，慢慢地，仔细地，折好，放回我的布包里。

然后，我把我带来的那个巨大的帆布包，拎了过来，放在他面前的地上。

“这里面，是给你带的干菌子，都是我上山采的，晒了好几个太阳。还有两双鞋，是我一针一线给你纳的，想着你在这里走路多，费鞋。”

我的声音很平静，像是在说一件跟自己毫不相干的事。

“东西你留下吧。我和小石头，用不着你操心了。”

说完，我背起我来时那个空了一半的布包，转身就走。

“月娥！”他从后面叫住我，声音里带着一丝慌乱。

他快走几步，挡在我面前。

“你……你去哪儿？天都快黑了，你一个女人在外面……”

“不劳你费心。”我绕开他，继续往外走。

“我给你钱！”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沓钱，塞到我手里，“你拿着，路上用。还有，这个……这个给小石头。”

我低头看了一眼，是花花绿绿的票子，比我这辈子见过的钱都多。

我笑了。

原来，在他眼里，六年的夫妻情分，一个活生生的儿子，最后，都可以用钱来“处理”。

我把钱，连同他这个人，一起推开。

“林文轩，我们山里人是穷，但还没穷到要卖儿子，卖情分的地步。”

“你留着给你未过门的新媳妇买糖吃吧。”

我的话，像一记耳光，扇在他脸上。

他的脸，红一阵，白一阵。

我没再看他，拉开门，走了出去。

王主任就站在门外，看样子一直没走远。他看到我出来，又看看里面失魂落魄的林文轩，脸上露出了然的神情。

“陈同志……”

“王主任，谢谢你。给你们添麻烦了。”我对他鞠了一躬。

“你要走了？”

“是，回家。”

家。

那个有小石头，有青山绿水的地方，才是我的家。

这里不是。

“我送你……”

“不用了。”我打断他，“我来的时候能找到路，回去也能。”

我挺直了背，一步一步地，走出了这栋办公楼，走出了这个我向往了六年的地方。

夕阳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我没有回头。

我怕一回头，那点好不容易撑起来的硬气，就会碎掉。

走出研究所的大门，外面的世界依旧喧嚣。

我站在路边，看着来来往往的车辆和人群，一时间，不知道该往哪里去。

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城市的灯火，一盏接着一盏地亮了，像无数颗冰冷的星星。

我摸了摸口袋，里面只有几张被汗浸得潮乎乎的毛票，是回家的路费。

我不能把钱花在住店上。

我在路边的石墩上坐了下来，从布包里摸出一个硬邦邦的干饼，就着凉水啃。

饼是家里带来的，又干又硬，硌得牙疼。

我吃着吃着，眼泪就掉了下来。

一滴，两滴，砸在饼上，很快就洇湿了一小块。

我没有哭出声，就那么默默地流着泪。

我不是为林文轩哭。

从我走出那间办公室开始，那个男人，在我心里就已经死了。

我是为我自己哭。

为我那六年痴痴的等待，为我那被辜负的青春，为我那还没来得及看一眼外面世界的儿子，就没了父亲。

一个穿着时髦连衣裙的年轻姑娘从我身边走过，她好奇地看了我一眼，眼神里带着一丝戒备和疏离。

在她们眼里，我大概是个从乡下来的、不知所措的盲流吧。

我擦干眼泪，把剩下的饼塞回包里。

哭没有用。

日子，还得过下去。

我得回家。

我站起来，准备去问问去火车站的路。

就在这时，一辆黑色的轿车，在我面前停了下来。

车窗摇下，露出了王主任的脸。

“陈同志，上车吧。”

我有些意外。

“王主任，您这是……”

“这么晚了，你一个女同志不安全。我送你去招待所住一晚，明天再送你去火车站。”

我犹豫了。我不想再接受他们任何人的帮助。

“是所里的安排。”王主任补充了一句，像是看穿了我的心思，“你毕竟是林工的……家乡亲戚，我们招待一下，是应该的。”

他把“家乡亲戚”这几个字咬得很重。

我明白了他的意思。他是在给我台阶下，也是在维护研究所的面子。

我上了车。

车里很干净，座位很软。这是我第一次坐小轿车。

车子平稳地开在灯火通明的街道上。我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景象，感觉像在做梦。

今天发生的一切，都太不真实了。

王主任把我送到一个叫“友谊招待所”的地方，帮我办好了手续，把钥匙交给我。

“陈同志，你好好休息一晚。这是所里的一点心意，你拿着。”他递给我一个信封。

信封有点厚。

我没有接。

“王主任，您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我不能要。我来上海，不是为了钱。”

王主任看着我，眼神里流露出一丝赞许。

他没再坚持，把信封收了回去。

“那你早点休息。我明天早上八点来接你。”

他走后，我打开了房间的门。

房间不大，但很干净。有独立的卫生间，有雪白的床单，还有一个会出热水的淋浴头。

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新奇得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东西。

我拧开水龙头，温热的水流冲刷在身上，好像把这一天的疲惫和委屈，都冲走了大半。

洗完澡，我躺在柔软的床上，却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一幕一幕，都是过去。

是文轩教我写的第一个字，是“月”。他说，月亮的月，月娥的月。

是他用竹子给我做的第一把梳子，上面还刻着歪歪扭扭的凤凰。

是他背着发烧的小石头，在山路上跑了一夜，送到镇上的卫生所。

那些好，都是真的。

那些情，也都是真的。

只是，人心会变。

隔着千山万水，隔着六年光阴，隔着农村和城市的巨大鸿沟，再真的情，也淡了，也变了。

我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直到窗外泛起了鱼肚白。

第二天早上，王主任准时来了。

他开车送我去了火车站。

在候车室里，他把一张火车票递给我。

“陈同志，这是回云南的卧铺票。路上时间长，你好好休息。”

我看着那张票，卧铺。来的时候，我为了省钱，买的是最便宜的硬座。

“王主任，这……”

“别推辞了。”他按住我的手，“这不是林工的钱，是所里出的。我们……也觉得挺过意不去的。”

我收下了。

因为我知道，这不是施舍，这是一个正直的人，对我这个受害者的一点补偿和尊重。

“王主任，谢谢您。”

“应该的。”他顿了顿，又说，“陈同志，有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

“您说。”

“林工他……本质不坏，就是……人到了一个新环境，容易迷失。他选了一条看起来好走的路，但将来，他会明白自己丢了什么。”

我点了点头，没说话。

他丢了什么，与我无关了。

我只知道，我不能丢了我自己。

检票的铃声响了。

我站起来，背好我的布包，最后一次对王主任说：“谢谢您，再见。”

“一路顺风。”

我转身，汇入检票的人流，没有再回头。

火车再次启动，慢慢地，驶离了这个我只待了两天一夜的城市。

窗外的景象，开始倒着播放。

高楼，街道，人群，一点点地被甩在身后。

我的上海之行，就这么结束了。

我没有找到我的丈夫，但我找到了我自己。

我靠在卧铺上，看着窗外，心里前所未有的平静。

火车吭哧吭哧地往前开，开向我的家，开向我的小石头，开向我的未来。

回到村里，已经是三天后了。

小石头看到我，迈着小短腿就扑了过来，紧紧抱住我的腿，仰着脸问：“娘，爹呢？”

村里人也都围了过来，七嘴八舌地问着。

“月娥，找到文轩没有？”

“他咋没跟你一起回来？”

我摸着儿子的头，看着乡亲们关切的脸，笑了笑。

“找到了。”

“他在上海有大出息了，当了大研究员，忙得很，回不来。”

“他让我跟你们问好，说等他忙完了，就回来看大家。”

我编了一个谎。

我不想让村里人看他的笑话，也不想让自己成为别人同情的对象。

日子，是我自己的，冷暖自知。

我把从上海带回来的稀奇玩意儿分给了村里的孩子们，有会发光的小玩具，还有甜到心里的水果糖。那些是王主任在我临走前，硬塞给我的。

他说，别让孩子失望。

看着孩子们开心的笑脸，我觉得，这位王主任，真是个好人。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提过林文轩。

我把那张结婚证，连同那两双没送出去的千层底布鞋，一起放进了一个木箱子，压在了箱底。

我开始学着当一个男人。

我跟着村里的男人上山砍柴，学着使斧头。一开始，手上全是泡，后来，磨出了厚厚的茧子。

我学着犁地，学着插秧。太阳把我的皮肤晒得黝黑，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掉进泥里，看不见踪影。

村里人都说，月娥变了，像换了个人。

以前的月娥，是文轩身边一朵温柔解语的花。

现在的我，是一棵在风雨里扎根的树。

日子很苦，但心里很踏实。

每天看着小石头一天天长大，看着地里的庄稼一寸寸拔高，我就觉得，生活有盼头。

两年后，我用自己攒下的钱，加上村里的帮扶，盖了三间新瓦房。

搬进新家的那天，我炒了几个菜，请了村里的长辈和乡亲们来吃饭。

大家都很高兴，说我能干，有出息。

我抱着小石头，站在新家的院子里，看着天上的月亮。

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圆圆的，亮亮的。

可看月亮的心情，已经完全不同了。

我以为，我和林文轩的故事，就这样画上句号了。

没想到，在我去上海的十年后，他又回来了。

那是1994年的夏天，村里刚通了公路，开进来一辆黑色的桑塔纳。

这在当时，可是个稀罕物。

全村的人都跑出来看热闹。

车门打开，下来一个穿着白衬衫西装裤的中年男人。

他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戴着金边眼镜，看起来派头十足。

是他，林文轩。

他比十年前，又变了些。添了些白发，也添了些成功人士的从容。

他手里提着大包小包的礼物，在村里人的指指点点中，径直走到了我家门口。

那时候，我正在院子里喂鸡。

小石头已经长成了半大小子，在一旁帮我劈柴。

看到他，我手里的瓢掉在了地上，鸡食撒了一地。

“月娥。”他叫我，声音有些干涩。

我没有应声。

小石头停下手中的活，站起来，警惕地看着这个陌生的男人。

“你是谁？”他问。

林文轩看着眼前这个酷似自己少年模样的儿子，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我……我是你爸爸。”

小石头愣住了，他扭头看看我，又看看林文轩，眼神里全是困惑。

在他的记忆里，父亲只是一个模糊的、存在于母亲口中的名词。

我走过去，把小石头拉到我身后，看着林文轩，平静地问：“你来做什么？”

“我……我来看看你们。”他把手里的礼物往前递了递，“这些，是给你们买的。”

我没有接。

“我们不需要。你走吧。”

我的冷淡，似乎在他意料之中。

他苦笑了一下：“月娥，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这些年，是我对不起你们。”

“生气？”我摇了摇头，“谈不上了。林研究员，你现在是大人物，我们高攀不起。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挺好的。”

我的话，让他脸上的血色褪得一干二净。

“月娥，你别这样。我知道我错了，我这次回来，就是想弥补……”

“弥补？”我打断他，“怎么弥补？你缺席了儿子十年的成长，你让我一个人撑起一个家，这些，是你买几件礼物就能弥补的吗？”

“林文轩，你走吧。趁着小石头对你还没有概念，别来打扰我们的生活。”

说完，我拉着小石头，转身就要回屋。

“白薇走了。”他在我身后，突然说了一句。

我的脚步顿住了。

“三年前，病走的。”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疲惫和沧桑，“她走后，我一个人，常常想起在云南的日子。想起你，想起……小石头。”

“我才知道，我当年为了那些所谓的名利、前途，丢掉的，才是最珍贵的东西。”

“月娥，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让我回来，照顾你们母子。”

他走上前来，想要拉我的手。

我退后一步，避开了。

我看着他，这个我曾经爱过的男人。

他的忏悔，听起来很真诚。他的痛苦，看起来也不像假的。

如果是在十年前，我听到这些话，也许会心软，会动摇。

但是现在，不会了。

十年的风雨，早已把我锤炼得心如磐石。

“林文轩，”我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晚了。”

“你没有对不起我，你对不起的，是当年那个在山里，全心全意爱着你的陈月娥。可是，那个陈月娥，在你决定娶别人的时候，就已经死了。”

“现在的我，是小石头的娘，是这个家的主心骨。我不需要任何人来照顾，我自己，就能撑起一片天。”

“至于你丢了什么，那是你自己的事，与我无关。”

我的话说得很绝，没有留一丝余地。

他站在那里，像是被抽走了所有的力气，整个人都垮了。

周围的乡亲们，也渐渐听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对着他指指点点。

他再也待不下去，失魂落魄地上了车，离开了这个他抛弃了十几年的地方。

看着那辆黑色的轿车，在尘土中越开越远，我的心里，没有恨，也没有快意。

只有一片释然。

就像一本看完了的书，终于翻到了最后一页。

“娘，”小石头拉了拉我的衣角，“他……真的是我爹吗？”

我蹲下来，摸着他的脸，认真地告诉他：“是。但他，只是给了你生命的人。养你，爱你，陪你长大的，是娘，是村里的叔叔伯伯、婶婶阿姨。”

小石头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从那天起，林文轩再也没有出现过。

后来，我听回乡的年轻人说，他在上海，一个人过，没有再娶。他把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了工作中，成了国内顶尖的专家。他还以个人名义，给我们的乡里，捐了一所希望小学。

小学的奠基仪式上，乡长请我去做代表，被我拒绝了。

我不想再跟他有任何牵扯。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过。

小石头长大了，考上了昆明的大学，成了我们村第一个大学生。

他毕业后，没有留在大城市，而是选择回到了乡里，当了一名老师，就在那所以他父亲名字命名的希望小学里。

他说，他要让更多的山里娃，能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看着站在讲台上的儿子，我的心里，是满满的骄傲和满足。

有时候，夜深人静，我也会想起那个遥远的城市，想起那段短暂而深刻的旅程。

那是我生命中的一个劫，也是一个渡口。

它让我看清了一个人，也让我找到了自己。

我这一生，没有成为大城市里研究员的太太，但我成了我自己，成了一个能为儿子遮风挡雨的母亲，成了一个被乡亲们尊重的人。

我觉得，这样的人生，很好。

院子里的那棵石榴树，是我当年搬进新家时栽下的。

如今，已经枝繁叶茂，每年都会结出又大又红的石榴，像一盏盏小灯笼。

生活，就像这棵树。

只要你用心浇灌，总会开花结果。

至于那些曾经的伤害和辜负，就让它随风而去吧。

人，总是要朝前看的。

来源：一遍真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