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李连江，1963年生于河北沧县农村，幼年体弱，少年时常为生存担忧。高中毕业时，适逢改革开放的春天，全年级延毕半年，参加高考，得以跻身78级之列。此后44年间，辗转五所大学，五次变换身份，16年前落户香港中文大学，2022年8月起到香港岭南大学任教。英文专著半本

从师三十年散记（续）

文 / 李连江

*本文选自《学者的术与道》增补本

李连江，1963年生于河北沧县农村，幼年体弱，少年时常为生存担忧。高中毕业时，适逢改革开放的春天，全年级延毕半年，参加高考，得以跻身78级之列。此后44年间，辗转五所大学，五次变换身份，16年前落户香港中文大学，2022年8月起到香港岭南大学任教。英文专著半本，论文30篇；译文300万字，“二分尘土，一分流水”。近几年，渐感承传事大，悉心总结治学经验。尚能治学，然而分心谈治学。不避误解非议，全凭奉行启功先生的良心话哲学，不弄玄虚，知有不言，言必有据。

车老师学写作

车老师1957年至1962年在北大哲学系读书，那时，大学师生时不时被派到农村参加运动。黄枬森教授是著名哲学家，一年夏天，黄老师带车老师所在的班级下乡。老师跟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夏天热，晚上大家都在外面乘凉。车老师瘦，不怕热，一个人在屋里。

黄枬森（1921—2013），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当代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哲学教育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和人文学科的开创者。

黄老师正写一篇论文，稿子摊在床铺上。车老师说：我过去偷偷看了看，有重大发现。黄老师的稿子改动很多！删改很多，很多地方涂掉了，重写。稿纸上画了很多条线，从稿纸中的一个个字引出一条条线到稿纸边上，标明这里怎么改，那里怎么改。稿纸上画了很多圈，像圈地一样。

车老师顿悟了。原来老师写文章也要修改！

他说，这是个很重要的收获。看到黄老师的手稿前，他觉得老师太厉害了，经常在《光明日报》发整版文章。他常想，黄老师怎么就能写那么多那么快，而且那么好，我怎么就写不出来呢？

看到黄老师的手稿后，车老师才知道，原来黄老师写文章也这么辛苦，要改来改去。

车老师说，那天晚上他感受最深的是老师写文章也要改。第二天就想到，老师写文章固然要修改，但毕竟跟学生改文章不一样。学生写一页，400字，改来改去最后可能只剩20个字。黄老师也改，一页纸最后能剩200字。

这就是差距。

教育是对话

机器的发明，令很多手工匠人失去了独立劳动者身份，变成了类似螺丝钉的产业工人。人工智能降临，开始取代普通白领，柜员机取代银行柜员，航空公司在机场设置检票机，让登机过程变成了智力测验。

面对人工智能的挑战，年轻人的应对之道是学编程，化被动为主动。即使在斯坦福大学这样的象牙塔顶，Python和machine learning（机器学习）也是热门课程。据说，人工智能完全可以取代电视台的某些主播。不过，专家普遍认为，人工智能无法取代教师。2018年10月，我去南开大学拜访车铭洲老师，聊天谈到这个问题。教育到底有什么特殊性，让人工智能无法取代教师呢？

车铭洲（1936—2021），著名哲学家、政治学家、教育家，曾任南开大学教务长、法政学院院长、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荣誉教授。

车老师说，教育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能产生只有面对面的人际互动才能产生的心理效应，甚至生物化学反应。

确实如此。教师不是教书的机器，学生不是接受知识的机器。毋庸讳言，有照本宣科的阅读机教师，有对着空气讲课的录音机教师，也有鹦鹉学舌的角色教师。但是，绝大多数老师是活生生的人，有值得传授的知识，有值得学生汲取的智慧，有过来人的人生经验与情感，也有当教师的职业道德。老师跟学生有眼神交流，会注意学生的反应，随时调整话题、语调、音量。即使不能表达独立思想的教师也是独一无二的人，他们的缺点也能对学生产生积极长远的影响。杨绛先生的回忆录提到一位被学生背后称为“孙光头”的孙老师，孙老师讲《论语》，说“子曰”就是“儿子说”。就凭这一点，机器人无法取代“孙老师”，因为机器人不会犯这样因为有趣而让学生记一辈子的错误。

讲课很像现场音乐会，音乐厅、乐队、指挥、听众，甚至天气，都会影响音乐会的质量，影响每个在场的人的感受。每次现场音乐会都独一无二。课堂效果，七成靠教师，三成靠学生。如果学生上课没反应，看手机、聊天、睡觉，教师会感到无聊。学生有兴趣，肯提问，相当于给教师发回积极的反馈信号。视频课的效果远远不如现场课，顶多相当于录制现场音乐会，写书类似在录音棚或录像厅制作CD或DVD，可能多了一些精致，但少了很多活力。

正如车老师分析的，教学是沟通与互动。沟通是生活与事业的基本功，是易学难精的艺术。

治学与参禅

奥地利心理学家瓦茨拉维克1987年有个著名演讲，提到一个难题，姑且称为“一笔连九点”。就是一张纸上画了九个圆点，分布在三行三列，构成一个正方形。如下：

题目是：用铅笔连续画出四条线把九个点连接在一起，画线时笔尖不能离纸，线段可以交叉。

瓦茨拉维克说：“我见过的人中，没有一个独自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难题的有趣之处在于，每个尝试解题的人，都试图在由这九个点构成的正方形之内寻找解题办法。对我来说，这个难题是个绝妙的隐喻，彰显了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一再遇到的一种处境。这处境就是，我们在寻找一个问题的解决办法时，自己给自己增加了一个问题本来没有的附加条件，因而就找不到解决办法。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尝试在这个正方形内找到解决办法，而实际上，我们画线时超出这个正方形才可能解决这个难题。也就是说，问题无法解决，并不是由于你遇到的处境无解，而是由于你尝试寻找解决问题的方式不对。你给自己增加的限制使这个问题变得无法解决。然而，这跳出框框的做法属于天才和创造的范畴，无法轻而易举地学到。毫不奇怪，这种跳出框框的解决办法常常显得不合乎理性，显得与健全的人类理智相抵触。”

接下来讲讲治学。昨天一个学生反思道：“最大的不足是做出来的东西会四平八稳，总是缺少那个point（要点）。这些年在理论和写作上是有进步的，但好像缺少point的问题一直解决不了。”

我的老师中，车老师思想最富有创造火花，points既多又妙。他的思维特点是：既严谨精密，又没有任何条条框框。这二者看起来是不是有点矛盾？如果你觉得有矛盾，那是因为你是在学术框框里面看学术。在框框里看学术已经是很难达到的境界，有些人好像很努力，但似乎一直在学术框框外打转转。试问学界同仁，有几个敢拍胸脯认为自己已经进入学术框框，知道本研究领域的前沿？

进入学术框框是成为学者的先决条件。除非是维特根斯坦那样的超天才，从学生化身为学者，恰似从青虫到蝴蝶，要辛辛苦苦学懂掌握前辈学者呕心沥血悟到的道理和创造的知识。这些道理和知识本来是鲜活的，如同树上的果实，是果树的有机组成部分。然而，一旦果实成熟，一方面固然获得独立，但另一方面也失去了原有的血脉。成熟是生命的否定之否定，如果不细心体会，不设身处地，则体会不到知识与其原创者之间的生命联系。试想，我们在课堂听课，能体会老师百分之几的苦心？我们读书，能品味作者千分之几的心血？我们学到的东西一开始对我们完全外在，学会后也很难成为我们自身学术生命的一部分。它们没有融入我们的心血之前，就是那个九个点构成的正方形框框，无论我们在框框内如何努力，最多也只能与框框重合，四平八稳，相当于做出一篇合格的文献综述。

车老师怎样做到既严谨精密又没有条条框框呢？他的诀窍是：不在学问内做学问，不在哲学外谈哲学。他写西欧中世纪哲学史，身份不是20世纪的中国哲学史家，而是西欧中世纪的哲学家；他写现代西方哲学，身份不是当代中国哲学教授，而是现代西方哲学家。

学者与学术成为血肉相连、心心相印的统一体，学者自身成了活的学术。生命的本质是自我超越，学者生命必然发生的自我超越就是学术创造。这时，严谨精密与自由创造就自然统一，学术与艺术的人为边界也就不复存在。

学会自学

车老师说，学有四境：想学、真想学、真学、学会。

《从师三十年散记》记了一件事。1986年，哲学系学生会组织了一次座谈，主题是怎样学英语。我听说车老师主讲，就去听。主楼317教室坐得满满的，气氛热烈。主持人致开场白，请车老师发言。车老师接过话筒，开口就问：各位同学想不想学英语？听众显然有几分意外，坐在前排的几个同学小声说：想学啊！车老师接过话：“想学？真想学还是假想学？真想学？那就学啊!只要学，怎么学都能学会! ”

真想学，就真学，真学，就能从不会学到会学，从会学到善于学。真学，善于学，就能从不会到会，进而从会到精。不会，不是问题；不想学，是大问题；不真想学，是无法解决的问题。

坚持真学，假以时日，就能从不善于学到善于学。善于学有两方面。一是善于向他人请教。善于请教有“三不问”：一不问笼统的无法回答的问题，二不问肤浅的让人不耐烦的问题，三不问有难度但答案不难寻找的问题。善于请教不等于一遇到问题就发问。每事问，至少标志着还没学会自学；每事问，还可能标志着不想自学。

善于学的第二个方面更重要，是善于自学。自学有三个窍门：一是化繁为简，二是化深为浅。第三点最重要，就是自信：相信自己足够勤奋，遇到问题就上网检索；相信自己足够聪明，能看懂检索到的材料，能分辨材料的真假，能判断材料的优劣。网络是知识之神的化身，谷歌里有极大化的百科全书，YouTube里有极大化的世界一流大学。自学能力，就是检索能力。

万事开头难，学习的开端更难，需要有懂行的人指导。但无论老师多热心多耐心，都不可能手把手地教，只能在关键时刻点拨一二要诀。学生要用心听，更要动手实践，掌握了基本要点，就开始自学。自学就是自立，越早越好。

学业的成长，是个此消彼长的过程；请教的成分递减，自学的成分递增。有老师指导的自学，好比是飞机在跑道上加速滑行；开始以自学为主，相当于飞机起飞。

锻炼思维能力

车老师在北大哲学系的本科毕业论文写的是康德哲学。他读康德的书，听从郑昕教授的指示，看不懂，再看，读不懂，硬读，反复硬读，终于读通。车老师靠自己的力量读通了，如登泰山攀到南天门，郑教授觉得孺子可教，悉心指导，助弟子跃到玉皇顶。

郑昕（1905－1974），1932年任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1937年任教授后一直任教于北京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兼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

车老师说，郑教授讲课效果欠佳，有些学生甚至质疑他的学问，觉得他名不副实。他得到郑教授真传，见识到郑教授的真功夫，悟到：老师其实是不愿花时间精力做无益之功，也不愿冒无谓的风险。学生不真学，老师无可奈何，多说无益。

确实，哲学是锻炼思维能力的智力体操。学生光听不练，老师说也白说。不止哲学，所有学问都如此。

车老师从哲学转到政治学后，读了不少政治学经典。有一次，他读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英文原版的《民主理论再探》 （The Theory of Democracy Revisited） ，感慨政治学没有理论。这是习惯在崎岖陡峭的山路上攀上爬下的人忽然到平地的感慨。

活出真我

1981年，车老师给我们年级讲现代西方哲学，平时有点空旷的主楼316教室忽然显得有些拥挤，走道上加了不少扶手椅。原来是一些77级同学来旁听。

倏忽39年，车老师虽然已是“80后”，但思维言谈一如往日。我到香港任教快24年了，每次去天津，都像读研前一样去车老师家蹭住，像读研前后一样蹭吃，更重要的是蹭智慧。车老师是富有智慧的哲人，不仅仅是博学的哲学教授。他有自己的哲学，因而能发自内心地体会其他哲学家的哲学，把他们埋藏在文字中的思路与想法重新变成活生生的思想。车老师的课堂是哲学道场，与他闲谈是参禅。车老师在课堂上讲存在主义，描绘了海德格尔的“Sorge”，他译为“烦”，我倾向译为“忧”，意思相同：“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关于海德格尔的“面向死亡之在”，车老师的解说是：人固有一死，有生必有死，有死却未必有生，所以生命宝贵，人生尤其宝贵，所以要活出真我。

什么是活出真我？车老师指出，活出真我有两层含意。肤浅的含义是追求表面的与众不同。记得车老师的原话是：“无论出现在什么场合，都令人大吃一惊：哇！这个人！”

20世纪80年代并非一贯开放，穿喇叭裤一度被指责是“奇装异服”。车老师不赞成某些人指责年轻人奇装异服。他说：服饰是约定俗成，没有什么“奇装异服”；“中山装”曾是奇装异服，“西服”曾是奇装异服，“衬衣”曾是奇装异服；对襟褂子免裆裤，农民认为不是奇装异服，但他们自己也不穿了。

有一次，天津和平路大明眼镜店前面，两个穿喇叭裤烫卷发的小伙子引起路人围观，这两位顾盼自如，神态洋溢着睥睨凡夫俗子的自得。如果他们知道时髦的哲学术语，大约会自称“存在主义者”。

追求表面的与众不同，确实是存在主义的一层含义。海德格尔本人是思考者也是实践者。他的口音、服饰、举止，都被认为具有刻意打造的“小农”特色。他拒绝去柏林大学任教，选择留在哲学本属的乡下之地，建造“小黑屋”，生活起居像农民一样事事亲力亲为，与哲学教授的身份格格不入。海德格尔还曾把表层的“活出真我”推向极端：加入“德意志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自告奋勇出任弗莱堡大学校长，时刻把党徽挂在胸前，一直缴纳党费，直到纳粹政权倒台，毕生不公开谴责针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

车老师说，活出真我还有深层含义，就是追求自我实现。追求个人的自我实现，并不意味着追求做出惊天动地的事业。活出真我就是自觉地生活，活得“有我”，也就是说，既不“无我”也不“唯我”。哲人的心是相通的，休伯特·德雷福斯 （Hubert Dreyfus) 有相似的解释。他说，一个木匠，开始追求活出真我，并不意味着改行。他每天仍在作坊干木匠活，但午休时，他忽然发现近处的山坡上鲜花盛开，会前往欣赏花之美，感慨生命之美。他并不流连忘返，也不会脱光衣服在花丛中打个滚，但他活出了真的自我。这个境界，很像禅宗的禅悟人生。以下摘自张中行先生的《禅外说禅》：

大珠慧海禅师——源律师问：“和尚修道还用功否？”师曰：“用功。”曰：“如何用功？”师曰：“饥来吃饭，困来即眠。”曰：“一切人总如是，同师用功否？”师曰：“不同。”曰：“何故不同？”师曰：“他吃饭时不肯吃饭，百种须索，睡时不肯睡，千般计较，所以不同也。……是以解道者，行住坐卧，无非是道；悟法者，纵横自在，无非是法。”（《五灯会元》卷三）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抚顺石油学院马列教研室任教。1982年至1983年，我住在第一教工宿舍终日不见阳光的133房间。开始有6个室友，后来减为5个，有时还能看见老鼠出没。那时，我认为自己是存在主义者。因为我天天在教研室用功，一位年长的同事善意地提醒我不要“个人奋斗”，但她的夫君似乎更欣赏我，不仅亲自来观摩，回家后还称赞“那才真是干‘四化’”。32年后，2015年12月19日上午，我在中国人民大学作关于学术研究与发表的第6讲，结尾时说了一段题外话：“我们最后说一下名和利。学者当然要图利，没有利怎么生活呢？学者不能让家人过上中等的物质生活，是个人的耻辱，更是社会的耻辱。学者当然也要求名，不求名活着有什么价值呢？我们要在学术界生存，唯一的目的就是要建立自己的学者身份，而建立学者身份就是要创新、要承传，就是要突破自己的极限、突破学术界的极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学术界有自己的名声。”“学者追求什么？学者不能追求成就感，不能追求成功，因为成功是由别人来肯定的。我从来不追求成就感，我没什么雄心壮志，但是我有个追求，就是刚才跟各位强调的自我实现。祖祖辈辈给我们留下来的这点聪明才智是我们的资产。从小学开始，社会就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特权，我们能上大学是以很多人不能上大学为代价的，我们能做学问是以很多人做那些枯燥的、重复的、无聊的甚至折磨人的工作为代价的。我们有这么优越的条件，遇到了这么多好老师，我们要努力实现自己的价值，这样才没白活。别人承认不承认我不在乎，我也不追求别人的承认。”

听起来有点像存在主义。

授徒的良知与艺术

李零先生的《丧家狗：我读〈论语〉》是学术巨著，也是绝佳的电影脚本，遇到称职的导演和演员，可以拍成得奥斯卡奖的大片。不读李先生这本书，我也能连蒙带猜读懂《论语》的字面意义，但深层意义顶多能领会三成。

李先生是高人，我无缘拜会，只借陈新建先生的光得到李先生一本签名赠书。但我读《丧家狗》，能感受到作者授徒的良知与艺术，也体会到了孔夫子这位教师的祖师爷授徒的良知与艺术。具体说，良知是设身处地，毫不藏私；艺术是掌握分寸，拿捏火候：只能靠自己醒悟的，点到为止，让徒弟自修、自练、自省、自悟；可以言传的，细致入微，让徒弟一听就完全明白做什么，知道怎么做。

良知与艺术是矛盾。良知是独特的意识，艺术是独特的感觉，能言传的，不足一成。言不尽意，成功的言传，不足一成。言传者是火，受传者是薪。

言传有两个要素，相辅相成。麻省理工学院格里姆森 （Eric Grimson） 教授讲编程，区分“宣示型知识” （declarative knowledge） 与“指令型知识” （imperative knowledge） 。宣示型知识描述一个事实、一个状态，解释一个概念的意义。比如，这样例解平方根的意思：x的平方根是y，y的平方等于x, y是正数。指令型知识陈述如何逐步计算出y。对计算过程的描述是计算方法，简称算法 （algorithm） 。

例如，求任意一个正整数x的正平方根，称之为y。四千年前巴比伦数学家发明的算法如下：

（1）任意猜一个答案，称之为G（“G”是guess，即猜测）。

（2）如果G×G足够接近x,停止计算，认定 G就是y。

（3）如果G×G不够接近x，计算一个新猜测，公式是: (G + x/G) / 2（“/”是除号）。

（4）回到第2步，如有必要，重复第3步。循环往复第2步和第3步，直至在第2步终止，认定G就是y。

我琢磨了很久，才明白这个古老算法的五个要点。

第一，平方根是个理想境界。“禅悟”是理想境界；“精通英语”是理想境界；“会做研究”是理想境界；“成为学术界一个品牌”是理想境界。理想境界通常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区间。

第二，有些理想境界可以靠直觉达到，比如求4的平方根，没有数学天才也能靠直觉得出。天才与非天才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直觉能力的强弱。

第三，天才与非天才各自设立适合自己的理想境界，各自寻找适合自己的正确解法。以禅修为例，六祖惠能的直觉能力高于神秀，所以惠能力主“顿悟”，神秀力主“渐修”。

第四，多数人的直觉能力不够强，不是天才。对非天才而言，绝大多数理想境界，靠直觉无法企及，不能靠顿悟。但是，无法达到，可以逐步接近。逐步接近就是迭代算法，就是渐修。

第五，逐步接近理想境界，有三个要点。一是化繁为简，用简单的步法逐步接近复杂的理想目标。平方根是理想目标，复杂；求平方根使用的算术是加减乘除，简单。二是设定标准，清楚什么是“足够接近”理想境界。三是接受“足够接近”，不求完美。掌握了这三个要点，就不仅知其然 （what） 和所以然 （why） ，而且知其何以然 （how） 。

接受“足够接近”，就是接受自己能力只能达到某个境界，这是智慧。坦然接受自己能力有限，前提是已经尽了最大努力。衡量自己是否尽了最大努力，有个可靠然而需要高度警惕的指标，就是体验过劳。从无过劳体验，证明没有尽最大努力；体验到过劳，要及时后退认输，放松心态，恢复正常。学术研究是极限运动，极限运动就是在过劳边缘的运动。

1984年5月，我结束在华中工学院的进修，返回抚顺石油学院，途中到南开看望车铭洲老师。车老师指示我“全面突破英语”。关于练听力和口语，他讲了当年在留苏预备班学俄语的经验，尤其是练发音的经验：早起，到操场上大声朗读，反正左右无人，不怕难为情；俄语的小舌音发不出来，就含上一口水练。

“全面突破英语”是车老师为我设立的理想境界；他练俄语听力与口语的经验是指点我学英语的算法。

那年暑假，我在抚顺石油学院的操场走了无数圈，从早上5点半走到7点，边走边背诵《新概念英语》第四册的课文，不知不觉中练出了说英语的胆量。张光兄赞助我的那部东芝录音机，在那个暑假发挥了极大功用。日本产品的特点是质量上乘，饶是如此，录音机的后退键 （rewind） 还是被我摁得脱了胶，跳出来了；驱动录音带的橡皮圈，因为疲劳过度罢了工。幸好室友沧州老乡刘占民兄心灵手巧，胶到病除，橡皮筋顶替橡皮圈，否则我就得花两三个月的工资再买台录音机。

很怀念在希望与绝望的交替中磨炼成长的艰苦岁月。

车老师隽语数则

大诗人的寥寥数语与大哲人的长篇大论等值。

球赛是集体运动，彰显团队精神的特殊魅力，偶然性大，运气成分大，悬念多，裁判的影响大，是文明化的战争。观察球迷怎样看球赛，可以判断社会的文明程度。

个人项目是单打独斗，彰显个人的真功夫。不过，体操跳水例外，裁判的主观打分影响太大。田赛、径赛、球类单打，有效限制了裁判因素，看起来最带劲儿。跑得快一点儿就是快一点儿，投得远一点儿就是远一点儿，运气的成分降到最低，实力的作用升到最高。

本科生要学会读书。会读书，指的是为提高自己而主动读书。高中阶段往往被老师领着走，甚至拖着走。读四年大学，要学会读书，知道自己对哪些书有兴趣，对哪些书没兴趣。

硕士生要学会批判。会批判，指的是围绕自己的关怀、兴趣和目标，发现知识的边界。对一个领域特别有兴趣，看来看去，会发现该有的还没有，也会发现现有的并非最佳。这就是批判。

博士生要学会创新。会创新，指的是修补知识的不足，纠正错误，突破边界，开拓新领域。攻读博士学位，目标就是学会怎样填补大大小小的空白，纠正大大小小的错误，开拓大大小小的新课题。

总而言之，本科生是知识的消费者，能吸收知识就合格；硕士生是知识的评价者，鉴赏精准就合格；博士生要脱胎换骨，从知识的消费者和评价者变成生产者，有创新才合格。

凡物都有保质期。近看，食品有保质期；远看，地球有适居期。人也有保质期。近看，精力有保质期；远看，人生有鼎盛期。个人的保质期会有一系列问题。个人与社会之间，每个人都有保质期，但很多社会机构是长期的，机构的岗位相应是长期的。比如，大学是长期的机构，大学校长是长期的岗位，出任校长的是有保质期的个人。这样就出现了一系列需要研究的问题。个人的质如何判断？保质期如何测定？如何保质？实事求是，是科学方法，也是道德境界。作为道德境界的实事求是，有两个同等重要的方面。一是自己以实事求是为准则，二是尊重他人实事求是的权利。对世界的认识不可能穷尽，他人求到了他们的是，并不妨碍我们求自己的是；反之亦然。宇宙广大无边，世界丰富多彩，如果仅仅有“是”有“非”，只是黑白两色；有“是”，有“也是”，才是五彩缤纷。

留有余地

“艰苦努力是对的，但是要留有余地，每天有规律地增加点锻炼身体的时间。”这是车老师去世前不久对学生的叮嘱。

学术研究是极限运动，所以艰苦努力是对的；学术生涯是漫长的比赛，所以要留有余地。身体既需要静态的维护，也需要动态的更新，所以要有规律地增加点锻炼身体的时间。

学术研究是极限运动。什么叫极限运动？竞技体育是极限运动，赛跑、跳高、跳远，都是极限运动。自以为跑得快、跳得高、跃得远，没用，得超过其他对手才能折桂。要超过对手，先得超越自我。无论天赋多高，仅凭天赋也无法战胜冠军级的职业运动员。要艰苦努力，才能达到自己天赋的边界，进而拓展它；靠艰苦努力，发现最好的自己，发展最好的自己。

学术生涯是漫长的比赛。如果从读博士算起，预选赛大约6年，初赛6年，复赛6年，决赛20年。在学术界谋生存求发展，十分辛苦，不辛苦不可能有成就。

但是，辛苦不等于创造，要科学管理时间，艺术地、智慧地辛苦工作，才是在学术界谋生存求发展的正路。 千万不要莽撞地突破自己的极限，突破极限是漫长的步步为营的蚕食过程。

既要艰苦努力，又要留有余地，似乎是自相矛盾。然而，生活本身就是矛盾，工作就是矛盾。工作就是劳动，劳动与休闲是矛盾。工作不是拼命，劳动与过劳是矛盾。哲学家说20世纪是“焦虑时代”，21世纪会变得更加焦虑。过劳，已经从异常变得常见，在包括学术在内的某些行业，已经变为常态。万幸的是，学术行业尚有较大的工作自主。一些学术产业的管理者识数不识货，固然让学者心寒气馁，但也不失为自保的机会。要自保，首先要正确看待过劳，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有两种看待过劳的角度，一是治人的角度，二是治于人的角度。

心理学家罗伯特·耶克斯 （Robert M.Yerkes） 和约翰·多德森 （John D.Dodson） 把人的心理生理状态划分为三个区。

绿色区，治于人者称为舒适区 （comfort zone） ；治人者称为懒散区 （idle zone） 。

黄色区，治于人者称为紧张区 （stretch zone） 或风险区 （risk zone） ；治人者称为最优绩效区 （optimal performance zone） 。

红色区，治于人者称为焦虑区 （panic zone） ；治人者称为危险区 （danger zone） 。

学术生涯的特权是自主。在正常学术制度下，学者闯过非升即走的险滩，证明自己适合学术生涯，就能赢得较高的自主度，在治学上既是治人者，也是治于人者。由于这个特点，学者看三个心理区域，需要采取学者的视角。对学者来说，自甘平庸意味着故步自封，留恋舒适区；自强不息意味着每天都毅然离开舒适区几小时，进入最优绩效区；勇于开拓意味着不断把已经适应的最优绩效区视为舒适区。

更具体点说。每个学者，一分为二，既治人，也治于人；治自己，被自己治。管理自己的时间，统筹自己的精力，经营自己的才能。双重身份，决定了“三要三不要”。

第一，要给自己保留足够的绿色，但不要生活一片碧绿。绿色代表森林，森林是氧吧。绿色时间必不可少，但不能太多，多了就是放纵自己。体育运动是积极的绿色时间，不过也要适度，不要上瘾，不要在体育运动与身体健康之间画等号。

第二，要把每天的黄色时间最优化，但不要最大化。黄色代表黄金，黄金代表价值。最优业绩时间不能少，但不能贪。王积薪“围棋十诀”的第一条就是“贪不得胜”。黄金既标志成功，也诱发贪婪；金牌既奖励奋斗，也引诱过劳。“财富如海水，越喝越渴。——名声亦然”（叔本华《人生智慧箴言》）。

第三，要提防进入危险区。极限运动发生在紧张区与危险区的交界处，进入危险区是不可避免的，但不要流连忘返。迫于时势，有时不能不拼搏，难免过红线，但重要的是知道自己过了红线，更重要的是尽快退出危险区。不要以异常为常态，不要以红为黄，不要留恋危险区。在雷区逗留越久，触雷的概率越大。

最后说点可以操作的。是否具有对身心健康的高度敏感，关键标志是对自己的极限有没有清晰的意识，有没有可靠的观测指标。怎样判断自己是否踩了红线，怎样及时发觉已经进入危险区？

答案是注意倾听自己的身体发出的信号。

珍惜自己的健康，保持对身心健康的敏感，才能及时捕捉到身体发出的信号。 我们的身体时刻都给我们发信号，关键是我们是否有心听，是否注意听，是否真听。

倾听生理健康的信号比较容易。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中说：“普通人对自己身体的运转都有一定的敏感。他能注意到身体的变化，包括轻微的疼痛。获得这种对身体的敏感比较容易，因为绝大多数人都清楚身体状况良好时是什么感觉。”

容易，并不意味着人人都能做到。过劳的人对自己的身体健康也不敏感。常言说，赖赖巴巴的人能长寿，有一定道理。身体不强壮的人敏感，健康出一点问题就知道，就会小心应对。身强力壮的人往往过于自信，不生病时逞强好胜，得了小病不在乎，一旦小病变大病，很快就垮掉。

与倾听生理健康的信号不同，倾听心理健康的信号不那么容易，听懂更不容易。仍然引用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中的话：

“对精神过程的敏感却很少见，因为绝大多数人从来没见过精神状态完美的人。他们认为父母、亲人或社会群体的精神状态就是常态，只要他们自己精神状态不偏离这常态，他们就觉得自己正常，就没有兴趣观察自己的精神状态。孩子一哭，母亲就会醒，而更响的噪音却不会把她惊醒。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她对自己孩子生命的变化有一种敏感；她既不恐惧，也不担心，是在一种清醒的宁静中感知，时刻准备接受来自孩子的一切有意义的信号。我们对自己可以具备同样的敏感。例如，觉得累，感到压抑，不要消极忍受，不要让招之即来的忧思愁绪加剧这感觉，应该问问自己：‘我这是怎么了？为什么如此压抑？’注意到自己愤怒气恼，发现自己做白日梦，或以其他方式逃避现实，也要这样自问。在这些情况下，重要的是追寻真正的原因，而不是千方百计通过合理化逃避问题。我们应该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这声音经常会很快就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如此不安，如此压抑，如此愤怒。”

弗洛姆的忠告是，你要是哪天觉得特别爱生气，人家没说什么，你就特别生气，要提醒自己，可能是你自己出了问题。这就是敏感。每年春天，我都提醒学生要天天晒太阳。春季是香港高危季节，自杀率偏高。原因之一可能是天气潮湿，人处于一种胶着状态，阳光较少。晒太阳可以抗抑郁。

弗洛姆说白日梦是心理不健康的信号，无疑是对的。 根据我的体会，从事脑力劳动，判断是否到了极限，更可靠的信号是累人的梦。 怎样挣扎也跑不快，乘飞机赶不到登机口，坐火车赶不到检票口，醒了以后很累，甚至直接累醒，这是过于紧张匆忙的信号。 梦中不堪重负，步履维艰，这是心理负担过重的信号。 焦急地张罗，自以为考虑周全，未雨绸缪，然而处处出差错。 他人似乎乐意帮忙，然而悠闲，看自己着急，丝毫不为所动。 这是对人失望，感到无助的信号。 本以为时间安排很宽裕，要做的事也不复杂，但是，阴错阳差，一错再错，赶到最后时刻也做不完，做不好。 最后，焦急万分，懊恼万分，一惊而醒。 这是懊悔错失良机的信号。 更常见的梦境是考试： 找不到笔，看不懂题目，想不出答案，写不出答案，这可能是脑力消耗达到极限的信号，也可能是因为拖延和下假功夫陷入焦虑的信号。 做了这类梦，就进入危险区了，务必尽快退出。 如果是因为拖延而焦虑，那就克服拖延症。 如果是因为工作太紧张，时间太长，那就放松，少工作，做轻松的事，或者干脆不工作。 不要硬挺，硬挺会让神经麻木，丧失敏感，把危险淡化为风险，后果就是过劳，过劳会制造灾难。 梦是我们的守护神。 “事情过后，环环相扣的过程总体彰显出我们的个性与能力。 这时，细细观察，我们会看到自己如何仿佛灵光闪现，在我们的守护神引导下，避开千条歧路，踏上唯一正途”（叔本华《人生智慧箴言》）。 守护神不屑于说人的有限语言，但尽职尽责地把警告和忠告默示给我们。 我们要做的是： 接受、领悟、信守、笃行。

人要活出真我，自然要追求成功。但是，下功夫是日常，拼搏只发生在关键时刻。人生只在极特殊的短暂时间处于生死存亡的战争状态，那时，要只争朝夕。多数时间是来日方长，要张弛有度，不要过于匆忙。

抽象地说，功不唐捐，功夫不负有心人，功夫下得越大越好。具体地讲，这个道理就不成立了。人生不是以天为计时单位，是以年为计时单位，学术生涯的计时单位更长。无论什么时候，必须关注的事情总是很多，不可能把时间精力只投入一件事。因而，一要慎重区分轻重缓急，二是凡事适可而止，紧要关头一定咬牙坚持，可以放松的时候务必尽情放松。优先做应该优先的事。学术生涯无悠闲可言，学会分辨轻重缓急不难，按轻重缓急安排事务很难，调节好心理与状态最难。

做不到张弛有度，不要找借口。珍惜自己，把自己的命当命，才能活出生命的价值，除此之外，没有更好的办法。

再说一次：哪天你做了个很累的梦，第二天必须休息，放松，不然就会过劳。

师母的教诲

谈车老师，自然会谈到师母。车老师的家是个小家：他、师母、独子。车颂兄先忙于功课，后忙于工作，经常不在家。车老师家的年轻人不断，更多的时候是他的学生。车老师家，是我们这些学生的大家庭。这个大家庭有两个主人，车老师传道授业解惑，鼓舞学生；师母关心照顾爱护，激励学生。师母的性格，核心是：要强。她讲往事，常发的感慨是：“我就是机会不好。”她称赞年轻人，常用的三句话是“知道用功”“能吃苦”“争气”；批评年轻人，常用的三句话是“不知道用功”“不愿吃苦”“不争气”。她跟车老师比记忆力，把二十多个政治局委员的名字和排名记得一清二楚，说起来如数家珍；她牢记全国主要姓氏的人口数，告诉我：全国姓李的有多少多少人。师母说的是准确数字，我记不住。她议论人物，常用的评语是：“嘛大教授！还不如我这个农村老婆子呢！”边说边笑，经常笑出泪花。1983年，师母用质朴的语言教我如何脱困。她说：你别好好地给他们干！你干得好，他们更不让你走了。你跟领导这么说：“我小，学生们比我还大，我压不住台，上不了课。一来二去的，他们就放你走了。”为了要强，必须示弱，是师母教我的大智慧。

我大女儿得到师母两件宝贵礼物，出生后，她得到师母一针一线缝制的布老虎枕头；结婚时，得到了师母从吴桥老家背到天津的小粗布被面。

师母的名字与她本人一样又普通又不凡：张淑贞。

四十年师生缘

我跟随车老师四十年，他把我变成了我自己的导师。怀疑自己的竞争力，我就想到他的话：学的人很多，学好的很少。觉得自己脑子空空没学问，想到：忘的是知识，能力不会忘。苦于想不出新见解，想想车老师出奇制胜的例子，提醒自己：一是可能遇到了陈旧课题，二是被既有论点束缚了创造力，三是尚未下足十成功夫。觉得自己学术成就不大，就想起他的叮嘱：留有余地，细水长流。

美丽地表达

车老师说：“教师要起到影响学生的作用。”怎样影响学生？他说：“精心准备，美丽地表达，无非就是这样。”具体谈怎样讲课，车老师喜欢用的比喻是“敲锣打鼓”。

敲锣打鼓是艺术。演京剧，锣鼓点不能错。奏交响乐，锣鼓点也不能错。在古战场上，击鼓进军，鸣金收兵。在课堂上，击鼓激励，鸣金提醒；峰谷交错，脉络才会清晰。

学敲锣打鼓，要下真功夫。当学生时，老师讲得精彩，学生学到知识，得到启发，但对老师的教学艺术只会外行看热闹。当老师了，仔细琢磨当年老师是怎样讲的，把想通的路数付诸实践，才能慢慢悟出门道。在实践中学会了讲课，反复实践，讲熟了，每次上台前仍要精心准备。上了台，站着讲，身体不僵硬，也不松弛，保持适度紧张，维持适度兴奋。既能准确简洁地讲出精心准备的要点，又能即兴发挥讲出高度兴奋的大脑冒出的新火花。

要做到这些，必须有足够的语言能力。讲课时不能意识到语言的存在，更不能觉得有语言障碍。海德格尔有个巧妙的比喻。刚开始学做木匠活，斧锤刨锯凿，各种工具都是一道关。修炼成木工大师，创作时各种工具得心应手，手用工具，但心不觉察到工具。这时，工具不妨碍创意，而是实现创意，辅助创意，刺激创意。对教师来说，语言就是斧锤刨锯凿。

大学教师同时是思想者和研究者，语言不仅仅是教学工具，语言水平就是思想水平和研究水平。以前有句套话：语言是思维的载体。20世纪的哲学家发现：语言就是思维，思维就是语言。就教学而言，语言能力良好，讲课的锣鼓点不会错。但是，艺术不能满足于中规中矩，曲尽其妙才是艺术。讲课时，言不尽意，弦外之音往往是要点。不具有母语或接近母语的水平，讲课很难敲边鼓，很难留好余音。用英语讲，我能“清晰地表达”；用母语讲，我才能追求“美丽地表达”。

教育必须实事求是。 被教育学家教条化的双语教学是美好的理想，被大学管理者教条化的英语教学也是美好的理想。 美好的理想是愿景。 没有愿景，现实没有希望，过于苦涩。 但是，以虚构的愿景为实践蓝图，胶柱鼓瑟，行动必然荒腔走板，必然结出苦果甚至恶果。 耳闻目睹，硬推教条化的英语教学，罔顾教师与学生的现实语言能力，追求不可及的目标，往往适得其反。

《学者的术与道》增补本（签名钤印特装本）李连江/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4年

来源：法律那些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