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堂哥李健的声音不大，混在乡下丧宴嘈杂的划拳声里，像一粒石子投进池塘，没激起半点波澜，却在我心里掀起了巨浪。

引子

“把大伙儿的礼金都退了吧。”

堂哥李健的声音不大，混在乡下丧宴嘈杂的划拳声里，像一粒石子投进池塘，没激起半点波澜，却在我心里掀起了巨浪。

我叫李伟，今年四十五，是逝去的大伯李振华的亲侄子。

大伯是村里最后一个老村医，干了一辈子，活到九十二，算是喜丧。

我端着酒杯的手僵在半空，酒是村里自酿的苞谷酒，辣得很，可此刻我喉咙里却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又干又涩。

我扭头看着李健，他刚办完父亲的丧事，眼窝深陷，下巴上冒出青黑的胡茬，身上的孝衣还没脱，袖口磨得发亮。

他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重复了一遍。

“伟，听见没？把账本拿来，咱们合计一下，明天开始，一家家把钱退回去。”

周围的亲戚还在高声劝酒，没人注意到我们这桌角落里的异样。

我老婆晓芳在桌子底下狠狠掐了我一把，疼得我一哆嗦。

她压低声音，凑到我耳边，话里带着火星子：“他疯了你也跟着疯？咱儿子明年就高考，学费生活费哪样不要钱？这笔钱正好用得上！”

我没作声，脑子里嗡嗡作响。

大伯一辈子清贫，没留下什么积蓄。这次办丧事，乡里乡亲、亲戚朋友随的礼金，拢共收了三万六千八。

按照我们这儿的规矩，这笔钱是给孝子李健的，算是大家对他以后生活的一点帮衬。

可他现在，要把这笔钱，一分不留地退回去。

我看着李健那张被生活磨砺得粗糙的脸，看着他那双布满血丝却异常平静的眼睛，一个巨大的问号在我心里升起。

为什么？

这不合情，更不合理。

我放下酒杯，杯底磕在桌上，发出一声闷响。

“哥，你是不是有啥事瞒着我们？”

李健摇摇头，拿起筷子，夹了一口凉透的豆腐，慢慢嚼着，像是在品尝什么山珍海味。

他咽下去，才缓缓开口：“没什么事。就是觉得，我爸一辈子没欠过人情，走了，也不能欠。”

这话听着高尚，可我心里却像被猫抓一样，闹心得厉害。

我不是圣人，我只是个在城里工厂打工的中年男人，每个月领着四千块的死工资，养着一个即将上大学的儿子，还有一个天天为柴米油盐发愁的老婆。

这笔钱，对堂哥重要，对我也很重要。

因为当初说好了，他拿大头，剩下的分给我和几个出嫁的姐妹，贴补我们这些天跑前跑后的人情和开销。

我能分到手的大概有八千。

八千块，是我两个月的工资。

我深吸一口气，村里土灶烧柴火的烟火气混着酒气，呛得我有点晕。

我必须得弄明白，堂哥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这事，没那么简单。

第一章 那通电话

回城的路上，晓芳的嘴就没停过。

车是找亲戚借的面包车，车厢里塞满了乡亲们送的土鸡蛋和自家种的蔬菜，一股子泥土的腥味。

“李伟，我跟你说话呢，你哑巴了？”晓芳的声音拔高了八度，震得车窗嗡嗡响。

我握着方向盘，盯着前面坑坑洼洼的乡间公路，心里像这路面一样，疙疙瘩瘩。

“说啥？哥都那么说了，我能说啥？”

“他那是喝多了说胡话！三万多块钱，说退就退？他当是三块钱呢？”晓芳气得脸都红了，“你这个当弟弟的，就不会劝劝？我看你就是个闷葫芦，锯了口都崩不出个屁来！”

我心里烦躁，猛地一踩刹车，车子“咯吱”一声停在路边。

我扭头看着她：“劝？怎么劝？那是他爹的丧事，钱是收在他名下的，他有权决定怎么处理！我一个当侄子的，说得上话吗？”

晓芳被我吼得一愣，随即眼圈就红了。

“你冲我横什么？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儿子上大学一年学费加生活费不得两万？你那点工资，掰成八瓣都不够花！我天天在菜市场跟人为了几毛钱吵半天，我图什么了我？”

她说着，眼泪就下来了。

我心里的火一下子就灭了，只剩下疲惫。

是啊，她说的都对。我们的日子过得紧巴巴，就像一件穿了多年的旧棉袄，看着还行，里子的棉花早就结成了块，哪里都不暖和。

【内心独白】

大伯一辈子受人尊敬，走得也体面。可体面是给活人看的，日子却是自己过的。我敬佩大伯的风骨，可我学不来。我的肩膀上扛着的是一个家，是老婆孩子的吃喝拉撒，风骨那玩意儿，太空，也太沉，我扛不动。

我重新发动车子，放缓了语气：“行了，别哭了。这事儿肯定有内情。等回去我给哥打个电话，好好问问。他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人。”

晓芳抽噎着，从后视镜里，我能看到她鬓角夹杂的几根白发，心里又是一阵抽痛。

回到城里租住的老旧小区，已经是傍晚。

楼道里的灯坏了半个月，物业一直没人来修。我摸黑上了五楼，掏钥匙开门，一股剩菜味儿扑面而来。

儿子李明从房间里探出头：“爸，妈，回来了？大爷的丧事办完了？”

“嗯。”我应了一声，换下鞋，瘫在沙发上，感觉骨头架子都散了。

晓芳没我这么好的心态，她一进门就把包往沙发上一扔，开始算账。

“你看看，这次回去，来回车费、买花圈纸钱、一家人吃饭，零零总总花了一千多。你姐你妹她们也都花了钱。本来想着礼金能补回来一些，现在倒好，全贴进去了！”

她一边说，一边用指甲掐着手心，那是她焦虑时的小动作。

我没接话，掏出手机，翻到堂哥李健的号码。

电话拨过去，响了很久，就在我以为没人接的时候，那边传来了李健沙哑的声音。

“喂，伟。”

“哥，到家了？”

“嗯，刚到。”他的声音听起来比在老家时还要疲惫。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开了口：“哥，下午你说退礼金的事……是真的？”

电话那头沉默了。

长久的沉默，只听得见微弱的电流声，像一只小虫子，在我心里钻来钻去，又痒又慌。

【内心独白】

我真希望他告诉我，那只是句醉话。我甚至在心里祈祷，他说“哎呀，你看我，喝多了净胡说”。这样，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对晓芳有个交代，也可以暂时不用面对那八千块钱的诱惑和失去它的失落。人到中年，就是这么没出息。

过了足足有半分钟，李健才开口。

他的声音很轻，却异常坚定。

“是真的。伟，这事你别管了，也别跟你嫂子和你姐她们说。我来处理。”

“为什么啊哥？”我忍不住追问，“你日子也不宽裕，嫂子身体又不好，这笔钱……”

“我爸走的时候，拉着我的手，没说别的，就说了一句，‘别欠人家的’。”李健打断了我，“我得听他的。”

说完，他就把电话挂了。

我举着手机，听着里面传来的“嘟嘟”声，半天没回过神来。

晓芳一直盯着我，见我放下手机，立马问：“怎么样？他怎么说？”

我看着她充满期盼的眼睛，张了张嘴，却不知道该怎么把那句“是真的”说出口。

那句话，好像有千斤重。

第二章 墙角的旧账本

接下来的两天，家里气氛压抑得像暴雨前的天空。

晓芳跟我冷战，不做饭，不说话，看见我就像看见了仇人。

儿子李明夹在中间，吃饭都小心翼翼的，不敢大声。

我知道，她不是气我，是气那八千块钱就这么打了水漂。

我也闹心。

上班的时候，车间主任老王又在鸡蛋里挑骨头，说我负责的机床噪音太大，要扣我这个月的安全奖。

两百块钱，不多，但足够我们家半个月的菜钱了。

我赔着笑脸，递上一根烟：“王主任，这机器老了，有点毛病正常。我下班后加会儿班，给它紧紧螺丝，上点油。”

老王斜着眼，把烟夹在耳朵上，不咸不淡地说：“态度不错，看你表现吧。”

他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抠门老板。厂里谁都怕他，能从他手里多拿一分钱，比登天还难。

我低头哈腰地送走他，心里像吞了只苍蝇。

这就是我的生活，为了两百块钱，就得把自己的尊严踩在脚底下。

【内心独白】

那一刻，我突然想起了大伯。他一辈子没对谁低过头。村里的首富请他去家里看病，想插个队，大伯眼皮都没抬，说“排队去”。他穷是穷，但腰杆子是直的。再看看我，为了区区两百块钱，就得点头哈腰。人跟人，真是没法比。

下午，我接到了堂哥李健的电话。

他的声音听起来不再那么沙哑，似乎缓过来了。

“伟，你下班后有空吗？来我这一趟。”

“怎么了哥？”

“来了再说。”他没多解释，就挂了电话。

我跟晓芳打了声招呼，说要去堂哥家一趟。

她冷哼一声，没理我。

堂哥家也在城里，一个比我们小区还破旧的家属楼，是嫂子单位分的房子。

嫂子前几年下了岗，身体一直不好，常年吃药。他们的儿子在读职高，也正是花钱的时候。

我敲开门，是李健开的。

他换了身干净的衣服，胡子也刮了，但整个人还是透着一股子疲惫。

屋里很暗，没开灯，一股淡淡的中药味。

嫂子躺在卧室床上，听见我来了，有气无力地喊了一声：“是伟来了啊，快坐。”

“嫂子你歇着吧。”我应了一声。

李健给我倒了杯水，白开水，杯子是带豁口的。

他指了指墙角堆着的一堆东西，说：“这是我从老家拉回来的，都是爸的遗物。你帮我一起整理整理。”

那堆东西里，有一个破旧的药箱，几件洗得发白的旧衣服，还有一摞摞用牛皮纸包着的老书。

我蹲下身，和他一起整理。

我们俩谁也没说话，屋子里只有翻动纸张的沙沙声。

我心里憋着一肚子话，却不知道从何说起。

突然，李健从一个木箱子底下，抽出一个用蓝布包裹着的东西。

他把蓝布一层层打开，里面是一个深棕色封皮的笔记本，很厚，边角都磨圆了。

“这是什么？”我问。

“我爸的账本。”李健说。

我心里一动，账本？难道大伯还偷偷存了钱？

这个念头一闪而过，我自己都觉得可笑。大伯那样的人，怎么会有私房钱。

李健把账本递给我，示意我打开。

我小心翼翼地翻开第一页，纸张已经泛黄发脆。

上面不是我想象中的收支记录，而是一行行清秀的钢笔字，记录着人名、日期和一些看不懂的符号。

“1968年3月，张家坳，王二婶，难产。欠，鸡蛋二十枚，红糖半斤。”

“1975年9月，李家村，赵铁柱，腿摔断。欠，苞谷面一袋。”

“1983年冬，孙家小娃，肺炎高烧。欠，人情一次。”

我一页页往下翻，越看越心惊。

这哪里是账本，这分明是一本“人情债”的记录。

记录的，全都是乡亲们当年接济过他的点点滴滴。

有的他已经还了，就在后面用红笔画个圈，写上“已还”。

但更多的，是空着的。

【内心独白】

我的手开始发抖。这本厚厚的账本，压在我手上，比千斤巨石还要重。我一直以为，是大伯在施恩于乡亲们，是他撑起了那个小山村的健康。可这本账告诉我们，原来，他一直觉得自己才是那个欠债的人。他记下的不是别人欠他的，而是他欠别人的。

我翻到最后一页，是前几年的记录了，字迹已经有些歪歪扭扭。

“2018年，村东头刘寡妇，送来自家种的白菜一颗。”

“2020年，李伟（就是我）开车送我上县城医院，油费未收。”

看到我的名字，我的眼眶一下子就热了。

那次是我正好回老家，大伯有点咳嗽，我顺路捎他去县医院看看，多大点事，他竟然也记下了。

我抬起头，看着李健。

他的眼睛也红了。

第三章 一辈子的清白

“你明白了吗？”李健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

我点点头，又摇摇头。

我好像明白了什么，又好像更糊涂了。

“爸临走前，就把这个本子交给了我。”李健抚摸着账本粗糙的封皮，像是在抚摸父亲的手，“他说，这辈子，吃百家饭，穿百家衣，受了乡亲们太多恩惠。有些还了，有些，怕是还不清了。”

屋子里的光线更暗了，窗外传来孩子们放学的吵闹声，显得屋里格外安静。

“他说，他一个赤脚医生，没多大本事，只能帮大家伙儿看看头疼脑热。人家生了病，第一个想到他，那是信得过他。这份信任，比金子都贵。”

李健顿了顿，深吸一口气，继续说：“办丧事收礼金，是规矩。但爸觉得，他走了，不能再占乡亲们的便宜。大家伙儿的日子都不容易，那份钱，是人家从牙缝里省出来的。我们收了，心里不安。”

我终于懂了。

这不是李健一个人的决定，这是大伯的遗愿。

大伯一辈子行医，分文不取是假的，但他也确实没靠这个发财。谁家给了钱，他就收下，谁家实在困难，给俩鸡蛋、一把青菜，他也不嫌弃。遇到孤寡老人，他甚至还自己掏钱给人家买药。

在那个贫穷的年代，他就像一棵大树，为整个村子遮风挡雨。

可在他自己心里，他却觉得自己欠了所有人。

【内心独白】

我突然觉得脸上火辣辣的。前两天，我还因为那八千块钱跟晓芳闹别扭，心里对堂哥一万个不理解。我觉得他傻，清高得不切实际。现在我才明白，傻的是我。我只看到了钱，却没看到钱背后那份沉甸甸的人情和一个老人一辈子的坚守。

“哥，我明白了。”我把账本合上，小心翼翼地递还给他，“这钱，该退。”

李健接过账本，紧紧抱在怀里，像是抱着什么稀世珍宝。

他抬起头，看着我，眼里的血丝更重了，却透着一股释然。

“伟，谢谢你能理解。”

“说啥呢，哥。咱爸……大伯是啥样人，我心里有数。”我改了口，叫了一声“咱爸”。

从他家出来，天已经全黑了。

路灯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

我心里五味杂陈。

一方面，我为大伯和堂哥的为人感到由衷的敬佩。他们活得干净，纯粹。

另一方面，那八千块钱的窟窿，像个黑洞，实实在在地摆在我面前。

回到家，晓芳已经做好了饭，两菜一汤，都是我爱吃的。

她见我回来，没像前两天那样拉着脸，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回来了？洗手吃饭吧。”

儿子已经吃过了，在房间里做作业。

饭桌上，只有我们两个人，沉默地扒拉着碗里的米饭。

“去你哥家了？”晓芳先开了口。

“嗯。”

“说啥了？”

我放下筷子，把在堂哥家看到那个账本的事，原原本本跟她讲了一遍。

我讲得很慢，很详细，连大伯记下我那次送他去医院的事都说了。

晓芳一直静静地听着，没有插话。

等我说完，她半天没作声，只是低着头，用筷子尖一下一下戳着碗里的米饭。

我看不清她的表情。

“晓芳，”我试探着叫了她一声，“我知道，这笔钱对咱家很重要。但是……”

“别说了。”她打断我，抬起头。

我看到，她的眼睛是红的。

“你觉得，我是那种只认钱不认人的人吗？”她声音里带着哭腔，“我就是……我就是心里急。明明的学费，他爸的工作，家里的开销，一桩桩一件件，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她抹了把眼泪，吸了吸鼻子。

“大伯是好人，一辈子的好人。他要留个清白名声，我们当晚辈的，不能给他抹黑。”

她站起身，从卧室的柜子里拿出一个信封，拍在桌上。

“这是咱家随的五百块钱。明天你给你哥送去，跟他说，账本上记着的人家，要是离得远，或者他不方便去的，咱们替他去退。”

我愣住了。

我看着桌上的信封，又看看晓-芳，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老婆，一个天天为几毛钱跟小贩争得面红耳赤的女人，一个因为八千块钱跟我冷战了两天的女人，此刻，却比谁都通情达理。

【内心独白】

都说夫妻是“贫贱夫妻百事哀”，可我和晓芳不是。我们也会为钱吵架，会为生活琐事闹心，但在大是大非面前，她的心，比谁都亮堂。那一刻，我感觉我们这个被生活压得有些变形的小家，突然又变得坚固起来。

我走过去，从背后抱住她。

“晓芳，谢谢你。”

她的肩膀在微微颤抖。

“谢啥。日子再难，也不能把良心丢了。”她靠在我怀里，闷闷地说。

第四章 一家家的退还

第二天是周末。

我和晓芳起了个大早。

她把家里仅有的一千多块活期存款取了出来，加上我兜里揣着的几百块，凑了两千块钱。

我们先去了堂哥家。

李健看到我们，特别是看到晓芳手里的钱，愣住了。

“弟妹，你这是……”

晓芳没多说，把钱塞到他手里：“哥，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大伯的清白，得我们这些晚辈一起守着。账本呢？我们帮你一起退。”

李健的嘴唇哆嗦着，一个劲儿地说：“使不得，使不得……”

“哥，别说这些见外的话了。”我拍了拍他的肩膀，“咱们是一家人。”

嫂子也从卧室里出来了，扶着门框，眼圈红红的。

最后，李健没再推辞。

我们四个人，加上李健的儿子，凑在一起，对着那本老旧的账本，开始分工。

账本上记录的人家，大部分还在老家村里，还有一些嫁到或者搬到邻村的。

我们把礼金账本和老账本一对照，把需要退钱的人家一一列了出来。

总共一百三十七户，三万六千八百块。

李健把钱按照每家的礼金数额，用红包装好，在上面写上名字。

我和晓芳负责我们村子西边的十几家，还有邻近的王家村。

出发前，李健非要塞给我一千块钱，说是油费和开销。

我没要。

“哥，要是算得这么清，大伯那本账，不就白记了？”

李健看着我，重重地点了点头。

开着那辆借来的旧面包车，我和晓芳踏上了“退钱”的路。

第一家，是村里的五保户，张大爷。

他一个人过，八十多了，腿脚不便。这次大伯的丧事，他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送来了一百块钱。

那可能是他一个月的零花钱。

我们到的时候，他正在院子里晒太阳，身上穿着一件破旧的棉袄。

看到我们，他浑浊的眼睛亮了一下。

“是伟和他媳妇啊，快进屋坐。”

晓芳扶着他，我把那个装着一百块钱的红包递过去。

“张大爷，这是您之前随的礼金，我们给您退回来了。我大伯说了，不能收您的钱。”

张大爷愣住了，摆着手，死活不要。

“那哪行！振华兄弟走了，我这当哥的，送送他，是应该的！你们把钱退回来，是打我的脸啊！”

我耐心地解释：“大爷，这不是打您的脸。是我大伯一辈子的心愿。他觉得，是您这些老街坊照顾了他一辈子，他心里感激。他走了，不能再给大家添麻烦。”

我把大伯那个账本的故事，简单讲给他听。

张大爷听着听着，眼泪就下来了。

他用那双满是皱纹和老年斑的手，摸着那个红包，喃喃自语：“振华啊振华，你这人，犟了一辈子啊……”

最后，他收下了钱，非要从屋里拿出一篮子自己攒的土鸡蛋给我们。

我们推辞不过，只好收下。

离开张大爷家，晓芳的眼圈也是红的。

“以前总听人说大伯好，今天我才算真真切切感受到了。”她说。

接下来的几家，情况都差不多。

有惊讶的，有不解的，有坚决不收的。

但当我们把大伯的“人情账”和他的遗愿讲出来后，所有人，都沉默了。

他们收下钱，眼里流露出的，是深深的敬意和怀念。

有个婶子，拉着晓芳的手，哭了半天。

她说，她儿子小时候得肺炎，半夜三更，是大伯背着孩子走了二十里山路送到镇上医院，才救回一条命。

“那时候家里穷，一分钱都拿不出来。你大伯不仅没收钱，还给我们垫了医药费。这份恩情，我们记一辈子啊！”

【内心独白】

车子行驶在乡间小路上，两旁的风景飞速后退。我握着方向盘，心里却异常平静。我们退回的，好像不仅仅是钱，更像是在完成一种神圣的仪式。每退还一笔钱，大伯的形象在我心中就清晰一分，高大一分。我好像在重新认识那个我叫了几十年“大伯”的人。

我们忙了一整天，跑了两个村子，退了二十多家。

回到家，天都黑透了。

我和晓芳累得连话都不想说，但心里，却是前所未有的踏实。

晚饭后，我接到了我姐的电话。

她在邻县，消息传得慢，今天才听说了退礼金的事。

电话一接通，就是一顿劈头盖脸的质问。

“李伟！你们是不是疯了？好好的钱为什么要退回去？李健一个人胡闹，你怎么也跟着他胡闹！”

她的反应，和晓芳前两天一模一样。

我没有跟她争辩，只是静静地，把那个账本的故事，又讲了一遍。

电话那头，我姐沉默了。

过了很久，她才带着哭腔说：“爸妈走得早，这些年，大伯就跟咱亲爸一样……我明天就回去，这钱，我们家那份，我们自己去退。”

挂了电话，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窗外，月光明亮。

我觉得，大伯一定在天上看着我们。

他会欣慰的。

第五章 意外的发现

退钱的事情，像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在亲戚和乡邻间荡起了层层涟漪。

一开始，很多人不理解，甚至有人在背后说闲话，说李健是不是想出风头，或者是不是得了什么横财，看不上这点小钱了。

但随着我和姐姐、妹妹们一家家上门，把大伯的“人情账”讲给大家听，那些风言风语渐渐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敬佩和感动。

整个退钱的过程，持续了将近一个星期。

李健瘦了一大圈，但精神却好了很多。他说，每退还一笔钱，心里就踏实一分，好像父亲肩上的担子，也跟着轻了一分。

最后，三万六千八百块钱，分文不少地全部退还到了每一个人手里。

这件事，在我们那个小小的县城，成了一件不大不小的新闻。

甚至有本地的自媒体，想来采访李健，被他拒绝了。

“我爸一辈子不喜欢张扬，我不能在他走后，还拿他的事去赚什么名声。”他是这么说的。

生活，似乎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

我依然每天在工厂和家之间两点一线，为那点死工资奔波。

晓芳也依然每天去菜市场，为了一毛两毛跟人讨价还价。

儿子的模拟考成绩出来了，不太理想，离一本线还有点距离，一家人又陷入了新的焦虑。

好像什么都没改变。

但又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我们心里悄悄地变了。

我和晓芳不再因为钱的事吵架了。她看我的眼神，多了几分以前没有的温柔和信赖。

【内心独白】

我发现，当我不再把钱看得那么重的时候，日子好像也没那么难熬了。以前总觉得，没钱就没了一切，没了尊严，没了幸福。现在才明白，有些东西，是钱买不来的。比如内心的安宁，比如夫妻间的相互理解，比如一个家庭的凝聚力。这些，比那八千块钱，贵重得多。

这天，李健又给我打电话，让我去他家一趟。

我以为有什么事，急匆匆赶过去。

一进门，发现他正坐在小马扎上，整理大伯剩下的那些遗物。

那个破旧的药箱，就放在他脚边。

“哥，找我啥事？”

“你来得正好。”李健指了指药箱，“爸这箱子，跟了他一辈子，比我年纪都大。我想着，把它擦拭干净，好好收起来，也算是个念想。”

我也蹲下身，帮他一起整理。

药箱是木质的，因为年代久远，边角都磨得圆润光滑，散发着一股淡淡的草药和时光混合的味道。

里面分了很多小格子，放着一些瓶瓶罐罐，大多都空了。

我们把里面的东西一件件拿出来，用湿布小心地擦拭。

就在我清理一个最角落的小格子时，指尖触碰到了一个硬硬的东西。

我把它拿出来，发现是一个用油纸包着的小方块。

油纸已经泛黄变脆，一碰就簌簌地掉渣。

“这是什么？”我好奇地问。

李健也凑过来看，摇了摇头：“没见过。我爸这箱子，我从小看到大，从没见过这个。”

我小心翼翼地，把油纸一层层剥开。

里面露出的，是一块用红布包裹着的东西。

再打开红布，我们俩都愣住了。

那是一块小小的、已经氧化发黑的银元宝。

不大，也就小孩拳头那么大，但分量很沉。

元宝底下，还压着一张折叠得整整齐齐的信纸。

信纸的纸质很好，但同样因为年深日久，变得又黄又脆。

李健的手有些抖，他慢慢展开信纸。

我和他一起，凑过去看。

那是一封信，或者说，是一份遗嘱。

落款的，不是大伯，而是一个我们完全陌生的名字：林文轩。

日期，是1948年。

信的内容不长，是用毛笔写的繁体字，但我们勉强能看懂。

大致意思是，写信人林文轩是当年解放前县城里一个富商的儿子。时局动荡，他要随家人远走他乡，前途未卜。他把家里仅存的一点积蓄，换成了这个银元宝，托付给他最信任的、当时还是年轻人的大伯李振华。

信上说，如果他日后能回来，这元宝就取回。如果他回不来，就请李振华代为保管，将来若有机会，转交给他的后人。

信的最后，还附了一个地址，是在南方的某个城市。

我和李健面面相觑，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巨大的震惊。

这个藏在药箱底层七十多年的秘密，就这样毫无征兆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内心独白】

我感觉自己的呼吸都停滞了。一个银元宝，在1948年，那是一笔多大的财富？大伯守着这个秘密，守了一辈子，守到去世，都没跟任何人提起过。他明明可以把这笔钱据为己有，改善自己清贫的生活，但他没有。他就像一个忠诚的士兵，守着一个承诺，守了七十年。

“哥……”我艰难地咽了口唾沫，“这……这怎么办？”

李健没有说话，他只是把那封信和银元宝重新包好，小心翼翼地放回药箱。

然后，他站起身，走到窗边，看着外面灰蒙蒙的天空，站了很久很久。

第六章 南下的决定

那个银元宝的出现，像一块巨石，再次投进我们刚刚平静的生活。

李健一连几天都沉默寡言。

我知道，他在做一个艰难的决定。

按现在的金银价格，那个元宝少说也值个几万块钱。

这笔钱，对李健的家庭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嫂子的医药费，侄子的学费，都有了着落。

而且，这件事已经过去了七十多年，那个叫林文轩的人，很可能早就客死他乡，更别提什么后人了。

把这笔钱留下，合情合理，谁也说不出什么。

连晓芳知道了这件事，都劝我：“这事儿天知地知，你知你哥知。大伯守了一辈子，也算是仁至义尽了。现在他老人家走了，这笔钱，就当是那个姓林的，报答大伯的守护之恩吧。”

她说得有道理。

可我心里，总觉得不踏实。

我想起大伯那本“人情账”，想起他临终前那句“别欠人家的”。

大伯守的，不只是一个银元宝，他守的是一份承诺，一份信义。

这份信义，不能在他走后，断在我们手里。

【内心独白】

我发现自己变了。要是搁在以前，我肯定会劝堂哥把钱留下。人要现实一点，活着的人总比死去的人重要。但现在，我做不到。大伯用他的一生，给我们上了一堂课。这堂课的名字，叫“信义”。我如果劝他留下钱，就等于亲手把大伯的牌匾给砸了。

几天后，李健把我叫到了他家。

他看起来比之前更憔悴了，但眼神却异常明亮。

他递给我一张打印出来的火车票订单。

终点站，是信上写的那个南方城市。

“哥，你这是……”

“我决定了。”李健说，“我要去一趟南方，去找这个林文轩的后人。不管找不找得到，我总得去试一试。不然，我这辈子都睡不安稳。”

我看着他，心里百感交集。

“我跟你一起去。”我说。

“你？”李健愣了一下，“你厂里能请到假吗？再说，路费……”

“假我来想办法。路费，咱俩一人一半。”我拍了拍胸脯，“这事，不光是你一个人的事，也是我的事。大伯是我亲大伯，他的信义，我这个当侄子的，也得扛一份。”

李健看着我，没再说话，只是重重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回家跟晓芳说了这个决定。

我以为她会反对，甚至会跟我大吵一架。

毕竟，去一趟南方，来回车票、吃住，少说也得花掉一两千块钱。这笔钱，够我们家一个月的开销了。

没想到，晓芳听完，只是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她从房间里拿出两千块钱，塞到我手里。

“去吧。”她说，“路上注意安全。多带件衣服，听说南方湿冷。”

她没有一句抱怨，也没有一句质问。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的眼眶又热了。

我知道，她心里肯定也舍不得，也心疼钱。但她更懂我，更懂我们这个家，什么东西是比钱更重要的。

临走前，我去找车间主任老王请假。

我没敢说实话，只说老家亲戚病重，得回去一趟。

老王把眼睛一瞪，把手里的报表拍得山响。

“请假？李伟，你当厂子是你家开的？这个月生产任务多紧你不知道？你想扣工资是不是？”

我咬着牙，把早已准备好的两条好烟，从包里拿出来，塞到他桌子底下。

“王主任，您行行好。家里真是急事，就三天，我保证按时回来。”

老王的脸色这才缓和下来，咳嗽了一声，说：“下不为例啊。”

我点头哈腰地从他办公室出来，心里没有了以前的屈辱感。

我对自己说，李伟，这次你低头，不是为了钱，是为了比钱更重要的东西。

这份低头，值。

我和李健，踏上了南下的火车。

绿皮火车，咣当咣当，载着我们，也载着一个沉睡了七十年的承诺，向着一个未知的远方驶去。

第七章 尘封的承诺

南方的城市，潮湿而温润，和我们北方的干冷截然不同。

我和李健按照信上那个七十多年前的地址，找了过去。

那是一条很老旧的巷子，两旁的房子都很有年代感。

但我们很快就失望了。

原来的地址，早就被拆迁，盖起了一栋高耸的商业大楼。

物是人非。

线索，就这么断了。

我和李健站在车水马龙的街头，看着眼前这栋气派的大楼，心里一片茫然。

“哥，现在怎么办？”

李健的脸上满是失望，但他还是强打起精神：“别急。咱们去当地的派出所和档案馆问问，看看能不能查到一些旧的户籍资料。”

接下来的两天，我们就像无头苍蝇一样，在派出所、档案馆、地方志办公室之间来回奔波。

我们一遍遍地跟工作人员讲述这个故事，拿出那封泛黄的信给他们看。

很多人都被这个故事感动了，很热情地帮我们查找。

但年代实在太久远了，很多资料都已遗失，根本无从查起。

希望一点点变得渺茫。

第三天晚上，我们俩坐在小旅馆的床上，相对无言。

明天，就是我们该回去的日子了。

“哥，要不……算了吧。”我有些泄气，“咱们尽力了。找不到，也不是咱们的错。大伯在天有灵，也不会怪我们的。”

李健没有看我，他盯着手里那封信，看了很久。

“再试最后一次。”他说，“明天咱们去本地最大的报社，找他们帮忙。登个寻人启事，哪怕只有一线希望，也得试试。”

【内心独白】

那一刻，我从堂哥身上，看到了大伯的影子。那股子不撞南墙不回头的犟劲，简直一模一样。我想，这就是传承吧。大伯留给堂哥的，不是金钱，不是房子，而是刻在骨子里的这股劲儿。这才是最宝贵的遗产。

第二天，我们去了报社。

一位姓陈的老记者接待了我们。

他听完我们的故事，看完那封信和那个银元宝的照片，激动得当场就站了起来。

“两位，请你们放心！这么有情有义的故事，我们报社一定要报道！这不只是一个寻人启事，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的正能量！”

事情的转机，来得如此突然。

报社的效率很高，当天下午，一篇题为《一份跨越七十年的承诺，两位北方大哥南下寻故人》的报道，就在报社的官方APP和公众号上推送了出去。

报道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无数的市民转发、评论，很多人都为大伯的信义和我们的坚持所感动。

电话，像潮水一样涌进报社。

有提供线索的，有表示敬佩的，甚至有企业想要给我们捐款，都被我们婉拒了。

我们等的，只是那个对的名字。

终于，在我们要上火车前的两个小时，一个电话打了进来。

打电话的是一位女士，她说，她爷爷就叫林文轩。

我和李健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在陈记者的陪同下，我们见到了这位女士。

她叫林秀，五十多岁，气质温婉。

她告诉我们，她爷爷林文轩当年确实随家人南下，后来辗转去了海外，就再也没能回来。

爷爷临终前，一直念叨着老家，念叨着一个叫李振华的恩人。

他说，当年兵荒马乱，他得了重病，是李振华不顾被传染的风险，衣不解带地照顾了他一个月，才把他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他走得匆忙，把唯一的家当——那个银元宝，托付给了李振华。

“爷爷说，李大哥是天底下最值得信赖的人。他说，那块元宝，放在李大哥那里，比放在金库里还安全。”林秀女士说着，眼眶也红了。

她拿出了一张已经严重褪色的黑白照片。

照片上，是两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勾肩搭背，笑得无比灿烂。

其中一个，就是年轻时的大伯。

所有的一切，都对上了。

李健颤抖着手，从怀里掏出那个用红布包裹的银元宝，郑重地交到了林秀女士的手中。

“林大姐，我爸的承诺，今天，我们替他还给你们了。”

林秀女士捧着那个沉甸甸的元宝，泪流满面。

她坚持要给我们一笔丰厚的酬金，作为报答。

我们拒绝了。

李健说：“我爸守了一辈子，守的是信义，不是钱。我们要是收了钱，就对不起他老人家了。”

我们没有留下吃饭，也没有多作逗留。

完成了这个使命，我们踏上了回家的火车。

回去的路上，我和李健心里都无比轻松。

车窗外，是飞速掠过的风景。

我看着窗外，仿佛看到了大伯的笑脸。

他一辈子清贫，却活得比谁都富足。

他留下的，不是钱财，而是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像一盏灯，照亮了我们这些后辈前行的路。

回到家，晓芳和儿子都在门口等我。

晓芳什么都没问，只是接过我手里的包，说了一句：“回来了？饭都做好了。”

儿子递给我一杯热水，说：“爸，辛苦了。”

我看着他们，笑了。

我知道，我们家未来的日子，可能依然要为柴米油盐精打计算。

但是，我们不会再为钱而焦虑，不会再为利而迷失。

因为我们心里，都住进了一个“大伯”。

他告诉我们，什么，才是人这一辈子，最重要的东西。

来源：梦幻可乐k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