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年春天，上海外滩的汇丰银行大厅里，一份泛黄的铁路图纸被摆上了谈判桌。

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那年春天，上海外滩的汇丰银行大厅里，一份泛黄的铁路图纸被摆上了谈判桌。

纸上是清政府拟建的“湖广铁路”线路图，工整的墨线标出了从武汉到广州，再延伸到四川的走向。

没有人想到，这张图纸后来成了清朝向列强借款的“入场券”。

那会儿的中国，国库几乎见底，整天围着军费和赔款打转。

铁路呢，是必须修的。

既是军队调动的命脉，又是经济发展的希望。

可没钱，怎么办？只能借。

当时掌管邮传事务的，是盛宣怀。

这人不是等闲角色，出身盐商世家，做事一向精明。

他清楚，靠朝廷挤不出几个钱，要想修铁路，只能找外国人贷款。

但他也知道，借钱容易，还钱难，背后牵扯的远不止利息。

1909年，盛宣怀代表清政府和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下了600万英镑的借款协议。

年利5%，还款期40年。

担保呢，是两湖地区的厘金、盐税和铁路营收。

表面看是商业合同，实则是主权让渡。

这笔钱，是筹来的，也是赌来的。

签约那天，盛宣怀穿着深色长袍，神色肃穆。

他对随员说：“这钱不是白拿的，咱们得用命去还。”话说得重，但那时候的选择并不多。

清政府内部对外借款也有分歧，有人主张自办，有人主张合办，吵了几年没结果。

盛宣怀是实干派，觉得只要铁路能修起来，总比空谈强。

可惜，没等铁路动工，局势就变了。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

清朝政权迅速瓦解。

第二年，清帝退位，北洋政府接管国家机器。

可这新政府自身难保，财政混乱，军阀割据，根本无力偿还这笔债。

那时候的财政总长周学熙在汇报时说：“库款空虚，连军饷都难以维持，何谈外债？”他不是不想还，而是实在没法还。

债券，就这样成了没人认领的孤儿。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上台。

政局稍稳，他们开始清理前朝账目。

湖广铁路债券也被翻出来研究过，但最后不了了之。

原因很简单，这笔债既复杂又敏感。

英美德法四国的银行团还在催，但国民政府更关心的是东北问题和财政重建。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整个国家重心转向抗战。

铁路计划搁置，债务问题也彻底被推到了角落里。

1936年以后，连利息都没人管了。

而此时的债券，已经变成了藏在西方收藏家保险柜里的“历史纪念品”。

1951年，是这笔债券的最后还款期。

但那年，中国已经换了旗号。

新中国成立两年，政府公开宣布不承认清朝与民国时期的不平等条约和相关债务。

这一立场，后来被称为“恶债不认”政策。

说起来，这并不是中国独有的操作。

1917年，列宁上台后，苏联也拒绝承认沙皇时代的债务。

法国英国闹了几年，最后也只能认栽。

国际法上，主权更替后是否继承前朝债务，一直有争议。

但一个基本原则是：不公平的债务可以不认。

美国当时也是理解这个逻辑的。

可几十年后，态度开始变了。

1979年中美建交，很多在美的债券收藏者突然活跃起来。

他们发现这笔债券在法律上还“活着”，于是联名起诉中国政府。

1982年，美国阿拉巴马州联邦法院受理了“Jackson诉中华人民共和国”案。

原告要求赔偿2.2亿美元。

中国政府拒绝出庭，法院做出缺席判决：中国需赔偿4131万美元。

可这事儿没完。

1983年，中国外交部递交法律文件，强调主权豁免原则。1984年，美国国务院介入，担心影响中美关系，推动法院推翻原判。1986年，美国最高法院拒绝受理上诉。

事情，到这一步算是告一段落。

但债券持有人不甘心。

2020年，美国田纳西州一位农场主发起联合行动，组织债券持有者要求美国政府“拿这笔旧债抵中国持有的美债”。

他们甚至跑到国会山前举牌抗议。

他们手里举着的，是已经泛黄的湖广铁路债券复印件。

他们声称，这些债券如今价值1.6万亿美元。

听起来像是闹剧，但他们是认真的。

而那时候，中国手里持有的美国国债，是7707亿美元。

这些债是中国通过外汇储备市场购买的，合法合规，全球通行。

不是美国向中国借钱，而是中国买了美国政府发行的债券。

这不是政治账，是金融账。

中美之间几十年的经济关系，是建立在这种互相捆绑的基础上的。

如果美国真以清朝债务为由赖掉这7700多亿，那后果不是对中国有多大打击，而是全球金融市场都会震。

因为这等于美国自己承认：我的国债可以随便不认。

那样一来，谁还敢买？

欧洲、日本、加拿大这些债权国怎么办？他们手里加起来持有超过5万亿美元的美债。

真要赖账，后果难以收拾。

更现实的是，中国不是没办法应对。

哪怕不抛售国债，只要减少购买、逐步减持，都足够让市场紧张。

再配合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美国的金融压力只会更大。

所以这笔湖广铁路债，从1911年到今天，表面看是断了，其实一直没彻底断干净。

它像一根线，缠在中美关系的某个角落，时不时被人拽一下。

可从那以后，再也没人敢说它有什么法律效力了。

参考资料：

张国祚，《清末民初的铁路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四辑，文海出版社，1981年。

黄宗智，《中国近代法与社会变迁》，法律出版社，2002年。

李国庆，《盛宣怀：中国近代企业家与政治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Sovereign Immunities Act （FSIA） Case Files， 1982-1986.

来源：干杯客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