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的 “假冒注册商标罪”，是打击商标侵权行为、维护市场秩序与知识产权人合法权益的核心刑事条款。该条文通过明确刑事追责标准，为商标权提供了最严厉的法律保障，同时也在司法实践中面临 “相同商标认定”“情节严重界定” 等争议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的 “假冒注册商标罪”，是打击商标侵权行为、维护市场秩序与知识产权人合法权益的核心刑事条款。该条文通过明确刑事追责标准，为商标权提供了最严厉的法律保障，同时也在司法实践中面临 “相同商标认定”“情节严重界定” 等争议问题。深入剖析其立法逻辑与适用规则，对平衡知识产权保护与市场创新活力具有重要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明确规定：“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服务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需注意的是，该条文经《刑法修正案（十一）》修订后，将 “服务” 纳入保护范围，填补了此前仅针对 “商品” 的立法空白，与《商标法》对 “商标” 的定义（涵盖商品商标与服务商标）实现全面衔接，强化了对服务领域知识产权的保护。
从立法体系看，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隶属于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 章节下的 “侵犯知识产权罪”，其核心价值在于：
遏制恶性侵权：针对 “搭便车”“傍名牌” 等严重商标侵权行为，通过刑事处罚（自由刑 + 财产刑）形成震慑，弥补行政责任（如罚款、没收）对恶性侵权威慑不足的问题；保障市场公平：维护注册商标所有人的商誉与市场份额，防止消费者因商标混淆误购商品或服务，保障市场竞争的诚信基础；衔接知识产权战略：呼应《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 年）》中 “加强知识产权刑事保护” 的要求，为创新主体提供稳定的法律预期，激发创新活力。根据刑法理论与司法解释，成立假冒注册商标罪需同时满足以下四个构成要件，缺一不可：
本罪侵犯的是复杂客体，既包括注册商标所有人依法享有的 “注册商标专用权”（私权），也包括国家通过《商标法》建立的 “商标管理秩序”（公权）。这一特性决定了本罪的适用需兼顾私权保护与公共秩序维护 —— 若仅侵犯私权（如擅自使用未注册的知名商标），或仅违反管理秩序（如未规范使用注册商标但未侵权），均不构成本罪。
客观方面需同时满足三个要素：“未经许可”“在同一种商品 / 服务上使用”“相同商标”，其中后两者是司法实践中的认定难点，需结合司法解释细化判断：
“同一种商品 / 服务” 的认定：依据《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基于尼斯分类），结合商品的功能、用途、生产部门、销售渠道、消费对象等综合判断，而非仅看名称。例如，“矿泉水” 与 “瓶装纯净水” 虽名称不同，但属于同一种商品；“餐饮服务” 与 “外卖配送服务” 若核心服务内容一致，也可能被认定为同一种服务（参考最高法、最高检《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以下简称《知产刑案解释（三）》）。“相同商标” 的认定：根据《知产刑案解释（三）》第一条，“相同商标” 包括两种情形：文字、图形、字母、数字等要素完全相同的商标（如 “茅台” 与 “茅台”）；虽存在细微差别（如字体、颜色、排列顺序），但基本无差别、足以对公众产生误导的商标（如 “康师傅” 与 “康帅傅”，若整体视觉效果一致，可认定为相同商标）。需特别注意：“近似商标”（如 “安踏” 与 “安踏”）不构成 “相同商标”，仅可能承担行政责任或民事责任，不适用本罪。
本罪主体为一般主体，既包括年满 16 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也包括单位（如企业、个体工商户）。根据刑法第三十一条，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如法定代表人、经理）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如具体操作人员）判处刑罚，体现了对单位恶性侵权行为的全面追责。
本罪主观方面为故意，即行为人明知是他人的注册商标，仍未经许可擅自使用。实践中，“明知” 的认定可结合以下情形：
曾因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被行政处罚或刑事追究；明知他人商标已注册且具有较高知名度；从非正规渠道获取商标标识，且价格明显低于市场正常水平。此外，虽刑法条文未明确 “以营利为目的” 为构成要件，但司法实践中，绝大多数案件均以营利为目的（如销售假冒商品获利），若出于公益或教学目的使用（如仅用于课堂案例展示），一般不认定为犯罪。
本罪为情节犯，需达到 “情节严重” 才构成犯罪，“情节特别严重” 则对应更重刑罚。根据《知产刑案解释（三）》第三条，认定标准主要包括 “非法经营数额”“违法所得数额”“非法经营数量” 等，具体如下：
情节类型非法经营数额违法所得数额其他情形（如假冒两种以上商标）情节严重≥5 万元（商品）/≥3 万元（服务）≥2 万元（商品）/≥1.5 万元（服务）非法经营数额≥3 万元（商品）/≥2 万元（服务）情节特别严重≥25 万元（商品）/≥15 万元（服务）≥10 万元（商品）/≥7.5 万元（服务）非法经营数额≥15 万元（商品）/≥10 万元（服务）实践中争议在于：未销售的假冒商品如何计算非法经营数额？根据《知产刑案解释（三）》第四条，未销售的假冒商品，若已查清实际销售价格，按实际销售价格计算；若无实际销售价格，按被假冒商标商品的市场中间价计算，避免因 “仅生产未销售” 而逃脱刑事追责。
“商标权用尽”（又称 “权利用尽”）是指商标权人将其注册商标的商品投入市场后，他人再销售该商品时，无需经商标权人许可。实践中，若行为人进口 “平行进口商品”（如从国外合法购买的正品，未经国内商标权人许可在国内销售），是否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
目前司法实践的主流观点是：平行进口商品若为正品，且未改变商品包装、标识，不构成 “假冒”，因为其未侵犯商标权人的专用权（商品本身是合法授权生产的）。但需注意：若行为人对平行进口商品的商标进行篡改（如更换中文标识），则可能因 “使用相同商标” 构成犯罪。
实践中，假冒注册商标罪常与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刑法第二百一十四条）、“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刑法第二百一十五条）产生竞合，需明确区分：
与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本罪针对 “假冒” 行为（如生产假冒商品并使用他人商标），后者针对 “销售” 行为（如明知是假冒商品仍销售）；若行为人既生产又销售，按 “吸收犯” 原则，从一重罪论处（通常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定罪）。与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罪：本罪针对 “使用” 标识的行为，后者针对 “制造” 标识的行为（如伪造他人商标标识但未使用）；若行为人制造标识后用于假冒商品，按牵连犯原则，从一重罪论处。结合当前知识产权保护的新形势（如电商平台侵权、跨境侵权增多），需从以下三方面优化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的适用：
《刑法修正案（十一）》将 “服务” 纳入保护范围，但实践中对 “服务商标使用” 的界定仍较模糊（如线上服务平台的商标使用、服务广告中的商标使用）。建议出台专门司法解释，明确服务商标 “使用” 的具体场景（如 APP 界面、服务合同、宣传页面），避免司法认定标准不一。
商标侵权案件往往涉及行政查处（如市场监管部门查封）与刑事追责的衔接，实践中存在 “证据转化难”（如行政机关收集的证据未被刑事程序采纳）的问题。建议建立 “市场监管 - 公安 - 检察” 联动机制，统一证据标准（如商标鉴定程序、非法经营数额核算方法），提高案件办理效率。
随着数字经济发展，出现了 “网络直播销售假冒商品”“跨境电商平台侵权” 等新型行为。建议将 “网络平台明知侵权仍提供服务” 的情形纳入追责范围（如电商平台未履行审核义务，帮助假冒商品销售），同时明确跨境侵权案件的管辖权（如以侵权结果发生地为管辖依据），填补新型侵权的法律空白。
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作为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 “核心条款”，既承载着打击商标侵权、维护市场秩序的功能，也面临着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挑战。在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背景下，需通过细化司法解释、加强部门协作、回应新型侵权问题，不断完善该条文的适用规则，实现 “保护知识产权” 与 “激励创新” 的平衡，为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
来源：律人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