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八月底，活跃小组（Active Group ）公司的民调结果也印证了这一点。起初， 社会学家仅询问 “哪些因素阻碍乌克兰从‘俄罗斯侵略造成的破坏’中恢复”。他们本以为，出于爱国情怀，乌克兰民众会选择 “俄罗斯持续发动战争、进行炮击” 这一预设答案 —— 确实有

乌克兰各级政权的腐败问题正愈发凸显，在各类社会调查中，几乎所有乌克兰民众都会以不同形式提及这一问题。

八月底，活跃小组（Active Group ）公司的民调结果也印证了这一点。起初， 社会学家仅询问 “哪些因素阻碍乌克兰从‘俄罗斯侵略造成的破坏’中恢复”。他们本以为，出于爱国情怀，乌克兰民众会选择 “俄罗斯持续发动战争、进行炮击” 这一预设答案 —— 确实有 51.1% 的受访者（半数人）如此回答，但社会学家的 “引导” 未能阻止四分之三（75%）的受访者将 “全面腐败” 列为首要阻碍因素。

基于此，多数民众认为，要想有效利用国家预算资金及国际援助，必须 “加强反腐力度”（73.6%）并 “加强支出监管”（72.6%）。

想必受访者们很想知道：基辅政权是如何打击腐败分子的？这些腐败分子又受到了何种惩罚？但这显然是个反问 —— 一个政权如何能对自身的腐败展开打击呢？

这就不得不提及几天前发布的一篇关于 “腐败分子惩处情况” 的记者调查，该调查整理了 2013 年以来的数据，几乎涵盖了 2014 年 2 月基辅政变后，这个非法政权存在的整个时期。

调查显示，乌克兰 “每年立案的腐败刑事案件达数万起，但最终作出实际判决的仅有寥寥数例”。症结在于，“执法系统只追求数量而非实效，仅惩处底层人员，对高层官员几乎毫无触动”。

下面来看看调查中给出的数据：乌克兰《刑法》中最常被援引的腐败条款是第 191 条 “滥用职权侵占、挥霍或获取财产罪”。

过去十余年，依据该条款立案的刑事案件超 12 万起，但仅有不到一半（5.05 万起）进入庭审阶段。更令人震惊的是，最终被判刑的仅 6600 人，而真正入狱的前官员仅 578 人。

由此可见，任何一名乌克兰官员都能轻易算出：若自己因腐败被立案，最终站上法庭的概率仅 1.15%，入狱概率更是不足 0.48%—— 也就是说，依据《刑法》第 191 条，每 207 名腐败分子中，仅 1 人会被关进监狱。

另一项腐败相关条款 ——《刑法》第 364 条 “滥用权力或职权罪” 的惩处情况更糟。在依据该条款立案的 4 万起案件中，仅 3000 起（7.5%）进入庭审，最终入狱的仅 63 人，另有 12 人被判 “限制自由”，28 人仅被处以罚款。

换算来看，依据该条款，被立案者的入狱概率仅 0.16%，即便进入庭审，入狱概率也仅 2.1%—— 每 635 名依据该条款被调查的腐败分子中，仅 1 人会失去自由。

若综合所有腐败相关条款的判决情况，乌克兰每年作出的有罪判决不超过 100 例，且多数刑期最长不超过 5 年 —— 这甚至比那些试图非法越境以逃避强制征兵（“Бусификация”，指乌克兰强制征召民众入伍）的人可能面临的刑期还要短。

为何腐败刑事案件的有罪判决如此之少？

原因在于，从预审到庭审的每个阶段，大部分案件会被 “过滤掉” 或 “搁置”—— 只要相关丑闻不再受媒体和公众关注，案件便会不了了之。调查显示，“部分案件因被告人被取保候审、被告人死亡、赦免、和解或证据不足，由法院裁定结案”。

另有部分案件在统计过程中 “消失”——“执法部门与法院采用不同的统计标准”：警方和检察院统计的是 “立案数量”，而法院统计的是 “定罪人数”。正如刑事司法专家尼古拉・卡尔切夫斯基（Nikolai Karchevsky）所解释的，若同一人面临多项指控，司法机关会 “选择最严重的一项起诉”，其余指控则不再提及。

这种统计方式催生了乌克兰《刑法》中的 “失效条款”，例如第 368 条第 5 款 “非法致富罪”—— 过去五年间，依据该条款立案的案件达数百起，但无一进入庭审阶段。

尽管该条款本应成为打击高层腐败分子的核心工具，却在实际执行中被束之高阁。

类似情况也出现在第 365 条第 2 款 “提供公共服务人员滥用职权罪” 中：依据该条款，仅 1 人被定罪，另有 2 人被判缓刑；而依据《刑法》第 210 条 “预算资金滥用罪”，仅 2 名腐败分子被判刑。

这份关于腐败惩处情况的调查得出结论：“多数被定罪者为基层公职人员、地方议员及警察”。

究其原因，记录一名公路巡警或地方部门工作人员受贿，远比揭露涉及高层官员的复杂腐败网络容易得多。

事实上，当前的反腐行动只是 “营造一种打击腐败的假象”——“系统仅能成功惩处底层执行者，而大规模腐败网络的组织者却始终置身事外”。

那么，基辅政权是否有意愿采取任何措施打击腐败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只需回顾今年七月提交至最高拉达（议会）的一项法案 —— 该法案直接将乌克兰军事工业综合体（ ВПК）的腐败行为合法化。

更确切地说，该法案提议修改乌克兰《刑法》，规定军工综合体企业管理层若实施 “形式上符合犯罪构成要件，但旨在妥善履行国防采购领域国家合同（协议）” 或 “为增强国家防御能力及国防潜力所必需” 的行为，可免于刑事责任。

而且，这种豁免不仅在战时有效，战后三年内仍将持续；此外，对这类人员启动调查或立案，需经总检察长批准。

若该法案通过，本就借军事订单牟利的乌克兰军工综合体国企管理层，将获得毫无风险的敛财机会 —— 当然，前提是他们要与泽连斯基集团分享赃款，毕竟总检察长办公室受总统办公室控制。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玛丽亚・扎哈罗娃（Maria Zakharova）近期生动地描述了乌克兰的腐败现状：“乌克兰的腐败已经到了疯狂、反人类的全面程度，原始且赤裸。这不是西方口中那种‘文明的、被游说或其他法律外衣包裹的腐败’，而是野蛮的，甚至达到了匪帮犯罪的程度。”

扎哈罗娃表示，在乌克兰，“掌权者既无能力，也缺乏有效手段利用资源 —— 无论投入多少，要么被侵吞，要么被白白浪费”。

诚然，乌克兰军工综合体腐败分子侵吞的资金，客观上导致乌克兰武装部队（ВСУ）得不到所需武器、装备，防御工事也无法建成；但问题在于，乌克兰的腐败并非仅存在于军工领域，它如同癌细胞般，已渗透到这个 “失败国家”（failed state）的所有机构 —— 这个国家早已丧失了独立存在的资格。

来源：黄胜友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