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8年，西班牙的埃布罗河吞没了近30000具西班牙青年的尸体——其中一半人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何而战。这场以一条河流命名的战争——埃布罗河战役——持续近四个月，成为西班牙内战（1936-1939）中规模最大、最为惨烈的战役之一。

埃布罗河战役

1938年，西班牙的埃布罗河吞没了近30000具西班牙青年的尸体——其中一半人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何而战。这场以一条河流命名的战争——埃布罗河战役——持续近四个月，成为西班牙内战（1936-1939）中规模最大、最为惨烈的战役之一。

西班牙国宝级作家，同时也曾是一位优秀战地记者的阿图罗·佩雷斯-雷维特，立足于真实史料，用手术刀般冷静而锋利的笔触书写了审视西班牙内战的巅峰巨著——《火线余生》，撕开了西班牙内战的伤疤：内战从来不是正义与邪恶的对抗，而是恐怖与恐怖的撕咬。

所谓的英雄主义，不过是幸存者的谎言。

到目前为止，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过作家的三本书：《大仲马俱乐部》《巴黎仗剑寻书记》以及刚刚出版的《火线余生》。前两本的主题都跟“书”有关，而这一本《火线余生》，则是作家第一次书写西班牙内战。

01从战地记者到顶流作家的彪悍人生

不得不说，没有人比佩雷斯-雷维特更懂战场了。他曾担任西班牙广播电视台的战地记者长达21年（1973-1994），深入报道过共计18场武装冲突，其中7场为内战。1977年的厄立特里亚战争给他留下了尤为深刻的创伤印记，在那场战争中，他曾失踪数月，全凭游击队朋友的帮助才勉强幸存。尽管他从未详述细节，但曾坦言自己不得不持枪自卫。

曾经的战地记者

1994年，佩雷斯-雷维特辞去西班牙国家电视台的职务，从此彻底告别记者生涯，全身心投入文学创作。他的作品内容横跨历史、悬疑、冒险，将严谨历史考据与商业类型小说完美结合。而作为一名优秀的前战地记者，多年的战地经历使他在战争历史小说书写上拥有近乎碾压式的优势。

到目前为止，佩雷斯-雷维特已出版30余部小说以及多部文集，成为当代西班牙最负盛名的畅销书作家，全球最具代表性的西班牙作家，被《今日美国》誉为“讲故事的奇才”。他的作品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总销量逾2700万册，其中的多部作品被成功改编为影视剧。比如前文提到的《大仲马俱乐部》，另外一部作品《南方女王》被Netflix改编成电视剧，由美国Telemundo电视台播出后大获成功。

如今的顶流作家

2003年6月12日，他正式就任西班牙皇家学院（RAE）“T席”院士（接替2001年去世的语言学家曼努埃尔·阿尔瓦尔）。

02最真实的西班牙内战小说被誉为西班牙版《西线无战事》

如果说西班牙社会百年来始终笼罩在某种集体创伤之中，那必然是西班牙内战——这场与世界性创伤“第二次世界大战”并行的浩劫。这场内战不仅改写了西班牙整个20世纪的历史进程，也预演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因而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1936年至1939年之间，西班牙内战登上《纽约时报》头版头条的次数超过1000次）。法国作家马尔罗、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美国记者海明威都曾亲身参加西班牙内战，并分别创作了《希望》（1937）、《向加泰罗尼亚致敬》（1938）和《丧钟为谁而鸣》（1940）。

西班牙内战前线的海明威

而其中的埃布罗河战役（1938年7月-11月）则是西班牙内战中最惨烈的一场战役，共和军发动反攻但最终惨败，交战双方伤亡惨重，内战结局就此逆转。佛朗哥随后获胜，建立独裁政权（1939-1975）。

《火线余生》是佩雷斯-雷维特于2020年发表的以西班牙内战最惨烈的埃布罗河战役为主题的历史小说，位居当年西班牙最畅销的五部小说之列，并因其复调式的写作视角荣获由“西班牙文学评论家协会”颁发的“西班牙批评奖”。

多年的战地记者经历为佩雷斯-雷维特创作战争小说《火线余生》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枪械型号、弹道轨迹、濒死生理反应等细节描写自然流畅，毫无滞涩之感。他用大量篇幅描写交战双方使用的各种武器及其作战效果，写作前期还专门请教了武器专家和收藏者，所有这些为这部小说增添了真实而浓厚的作战氛围。

记者和小说家的双重基因，让作家在创作《火线余生》时拥有“摄像镜头式冷静语言”和对类型小说的完美节奏控制。因其对战场细节的还原，《火线余生》被西班牙史学界誉为“最真实的西班牙内战小说”；因其采用的逃兵、懦夫、理想破灭者等普通人的视角，打破了传统战争小说的英雄神话，《火线余生》被文学评论家们誉为“反英雄叙事的巅峰”和西班牙版《西线无战事》。

西班牙内战中的国际纵队

西班牙内战中的受伤士兵

值得一提的是，译者王军老师在翻译本书过程中做了大量功课，为几乎每一个专业术语添加细致严谨的注释，既方便研究者对照原文，保留其学术价值，又降低了理解门槛，优化了读者的阅读体验。

03战争中没有英雄只有具体的人

总体而言，近年来世界各国的战争历史小说在叙事上普遍呈现出淡化阵营对立、解构宏大意识形态的趋势，而西班牙的内战书写亦是如此。西班牙学者大卫·贝塞拉曾在其专著《作为文学时尚的内战》（2015）中总结近年来以西班牙内战为背景或题材的小说所具有的共同特点：去意识形态化和去历史语境化。

出版于2020年的《火线余生》秉持的便是这样一种不偏不倚的立场，即不倾向或扭曲任何一方。佩雷斯-雷维特擅长通过细节来解构历史，将镜头对准一个个有血有肉、被历史洪流裹挟的普通个体，展现战争对人性的普遍性碾压，使得整部作品犹如小人物群像的“战争交响诗”。

西班牙内战中饱受战火摧残的普通民众

为了救助一名临盆的孕妇，交战双方决定停火半小时；为了去唯一的水井取水，两军士兵达成半小时停火协议并严格执行；两边的巡逻队意外相遇时，起初惊恐万分，后来竟开始互相交换烟叶和烟纸；国际纵队少校奥达菲在战斗中身负重伤，请求长枪党士兵让其解脱，长枪党士兵心生怜悯，满足了他的要求；共和军老兵帕尼索带着受伤的“奶瓶新兵”拉斐尔渡河求生时被国民军士兵发现，后者在犹豫之后选择放过他们……

佩雷斯-雷维特拒绝简单划分善恶，悬置道德评判，力求呈现普通人在极端环境下的道德模糊性。他将分属不同阵营、不同阶层人物的故事交织在一起，通过群体人物的平行视角，形成宏大的战争全景，细节丰满而又残酷。

西班牙内战中躲藏在防空洞里的西班牙儿童

◎战争中的女性：她们是洞悉自身命运的清醒者

其实，历史上的埃布罗河战役并没有任何女兵直接参战，但佩雷斯-雷维特在《火线余生》中虚构了一队受过严格军事训练的通信女兵，并借此向她们在内战期间所做的贡献致敬。

内战中的西班牙女性

帕特里西娅·蒙松（战友们叫她“帕托”）是作家虚构的一名共和军通信排战士，与其他十七名女性并肩作战。在作家笔下，帕托是一名勇敢果断、遇事极有魄力的共产党员，当别人告诉她战场不是女人待的地方时，她的回答是：这不是任何人待的地方。在小说中，她沿河架设电话线、邂逅令她心动的男子、目睹炸弹与子弹瞬间炸碎一秒钟之前还在跟她聊天的女战友。

作家曾坦言：“我想塑造一位共和派女性角色，她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正在为百年进步而战，一旦失败，就将重新沦为丈夫的附庸。帕托·蒙松和她的战友们，都是洞悉自身命运的清醒者。”

在回答一位阿根廷记者的提问时，作家还曾这样说道：“勇气并非男性专属……男性更像短跑选手，而女性则是马拉松健将——更具韧性，更适应痛苦、孤独与磨难。”在他看来，在冲突中，女性精神储备的释放过程更为持久。

内战中的西班牙女性

◎一个木匠的战时日记：逃不掉，根本逃不掉！

在《火线余生》中，国民军士兵希内斯·戈尔格尔无疑是戏份最多的角色之一，他也几乎承包了全书的所有笑点，这个贯穿全书的“小丑式人物”在一定程度上中和了整部小说的血腥气。他的故事用一句话便可以概括：一次次企图逃跑，又一次次被推回火线。

“他妈的你想去哪儿？”

戈尔格尔含混不清地说出他想到的第一件事，至少得说点什么。

“我去拿手榴弹。”

希内斯·戈尔格尔三十四岁，原是个职业木匠，来自西班牙的阿尔瓦塞特，那里本是共和军的地盘，还是国际纵队的大本营，他的妻儿、寡母和妹妹都在那里。不巧的是，1936年佛朗哥发动叛乱时，他正巧在国民军占领下的塞维利亚干活，于是被强征入伍。

实际上，作为职业木匠的戈尔格尔既不懂政治也从未参加任何派别，甚至连足球俱乐部都没加入过；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他来说，哪个阵营都一样。他的想法很简单：活下来，回到家人身边，继续当他的木匠。毕竟无论谁胜谁负，一个木匠总能找到活干。

戈尔格尔的多次叛逃和逃避战争与传统的英雄主义叙事形成了尖锐对比，他对人生的务实态度（无论谁赢都有活干）无形中消解了意识形态的神圣性，凸显了普通人在宏大叙事中的工具性命运。

内战中逃亡法国的西班牙难民

◎战争从未放过少年

埃布罗河战役是西班牙内战中最血腥、最悲惨的一场战役，而其中的“奶瓶新兵”现象尤为触目惊心。

埃布罗河战役中的“奶瓶新兵”

西班牙内战期间，作战双方均面临严重兵员不足问题，尤其是共和军，在战争后期因国际援助减少和内部派系分裂，为补充兵源，不得不招募“奶瓶新兵”，也就是出生于1920年至1921年间的青少年（一共大约3万人），他们本应到1941年才被征召入伍，但从1938年起就在埃布罗河战斗。

站在战争废墟中的“奶瓶新兵”

这些未成年士兵缺乏战斗经验，往往被投入最危险的战场，死亡率极高，许多幸存者战后患上严重的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部分人甚至在战后仍被佛朗哥政权追捕或处决。佩雷斯-雷维特在《火线余生》中多次提到这些令人心碎的少年战士。

佩雷斯-雷维特曾说，“战争并不像人们愿意讲述的那么简单”。《火线余生》超越意识形态的“去阵营化”书写，使其在同类题材中脱颖而出，极具现代性和普世价值，成为作家作品序列中的集大成之作。它让我们看到，在战争的洪流中，每一个人都是具体而微的生命，都在挣扎、恐惧、渴望与抉择。

来源：上海译文一点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