寡居婆婆省吃俭用40年,临终交给我一个布袋,打开后全村人都哭了
婆婆走得很安详,手里攥着那个灰布袋,指甲缝里还有昨天剥蒜的痕迹。我不明白一个人怎么能在弥留之际还惦记着一个布袋。
婆婆走得很安详,手里攥着那个灰布袋,指甲缝里还有昨天剥蒜的痕迹。我不明白一个人怎么能在弥留之际还惦记着一个布袋。
我在村口的小卖部干了二十三年,见证了不少人的悲欢离合。从前面顾客手上的皱纹里,我能看出他家地里的庄稼旱了还是涝了;从后门进来买酒的汉子脚步里,我能听出他回家会不会打老婆。这个村子就这么大点地方,家长里短,谁家的事情能瞒得住谁?
我村子入口处的那块石头前两天又被孩子们踢倒了。村支书说这石头立了五十多年,石头上刻着”李猫救村”四个大字,风吹日晒,只剩下”李”和”村”还能看清。年轻人从来不信这故事,说是胡编的,老人们却都知道这是真的。
腊月里的霜降得早,天不亮,鸡叫头遍,我妈就起床了。院子里老槐树上挂着的腊肉在微风里轻轻摇晃,油光透亮的表面挂着一层薄霜。
村里人一看见小刘爹摇摇晃晃地从小卖部出来,手里提着散装白酒,都纷纷绕道走。我也不例外,只是今天太阳实在毒辣,我不愿多走冤枉路,硬着头皮直接迎面走过去。
村子里的广播早不响了,但消息却比以前传得更快。婶子走了的那天,我正在自家门前的水泥地上晾晒刚收的花生。
村里人都记得那年春天,雨水格外多。苞米地里的新芽刚冒头,就被砸得东倒西歪。张三婶那天一早去镇上赶集,回来时怀里多了个皱巴巴的小孩。
天才亮,刘嫂就起来烧水了。大冬天的,炉子点不着,火柴一根根地浪费。她的手冻得通红,指甲盖发紫,嘴里呵着热气。灶台上放着一只缺了口的搪瓷缸子,已用了十多年,里面泡着两根枸杞,还没泡开。
天亮了,我起床后第一件事是去卧室旁边的小屋看看老伴睡得好不好。她已经醒了,正坐在床边发呆。屋子里的老式闹钟滴答作响,那是儿子小时候用的,后来读大学时带走了,又在回来的时候重新带回来。
原本高过人头的土墙,这些年东倒西歪,缺了好几个口子。我每天去镇上赶集,总能看见他家那十几条狗从墙缺里钻进钻出。远远地,老赵就站在门口,一身打着补丁的蓝布衣裳,袖口黑得发亮。他瘦得跟竹竿似的,眯着眼睛冲我笑。
大概是睡梦中去的,也算是没受罪。发现他的是送牛奶的小王,老张头家门大敞着,人就那么坐在藤椅上,手里还拿着把剪刀和半截红纸,像是打算剪窗花,就那么睡过去了。
家里人都不在身边。我媳妇带着孩子回她娘家照顾她妈——岳母得了肺炎,住院半个月了。儿子在外地读大学,女儿嫁到了邻县。
村口那家小卖部的姜汽水还是老味道,五块钱一瓶,瓶盖内侧印着”再来一瓶”的字样,只是现在读不清了。我咬开盖子的时候,瓶身冒出一股白气,像是夏天田野上的雾。
村口那家小卖部的姜汽水还是老味道,五块钱一瓶,瓶盖内侧印着”再来一瓶”的字样,只是现在读不清了。我咬开盖子的时候,瓶身冒出一股白气,像是夏天田野上的雾。
平日里最多撑到八点半就收摊的小广场,这会儿快九点了还围着一堆人。我骑着电动车经过,不由得放慢了速度。人群中间,王嫂穿着那件褪了色的蓝格子衬衫,头上的草帽被汗水浸湿了一圈,正忙着往塑料袋里装苦瓜。
刚下过雨,老宅前的土路上满是坑洼,积水里映着阴沉的天色。我拄着柺杖慢悠悠地走着,膝盖还隐隐作痛。
那年夏天特别热,蝉鸣声像是永远不会停歇。村里的老支书拄着拐杖坐在村委会门口的梧桐树下乘凉,脚边放着一个蓝色的塑料收音机,里面播放着走调的秦腔,断断续续的,收音效果不太好。他抖着腿,一下一下地打着节拍,时不时抬头看看村口的方向。
腊月的风不像其他季节那么好说话,它不绕道,直接钻进衣领和袖口。我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腊肉味从各家的烟囱里钻出来,混着农药味和牲畜的腥气。这是北方小村庄的冬天,硬邦邦的,却也有它自己的温度。
村口的柏油路到了学校门口就断了,剩下的是踩了几十年的黄土小道。杨柳村小学的大门是几年前县里统一刷的蓝色铁门,现在门框上的漆已经脱落了一大片,露出了锈迹斑斑的铁皮。
村里通知说姑姑要回来了,消息传开时,我正在破旧的小卖部买半斤扣肉。店老板娘李婶眼角一挑,“三十五年啊,终于想起还有这么个老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