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可1966年1月，一则来自福州军区的急电，却让一向沉稳的总理拍了桌子，当场下令：“有把握就打掉它！”

在大家印象里，周总理总是温文尔雅，待人谦和，很少有动怒的时候。

可1966年1月，一则来自福州军区的急电，却让一向沉稳的总理拍了桌子，当场下令：“有把握就打掉它！”

让总理如此震怒的，不是外敌入侵，而是一起发生在内部的恶性事件：

三名解放军战士，为了投靠台湾，竟然在夜里枪杀了7名朝夕相处的战友，还抢走了运送物资的登陆艇。

这起建国后，首例残杀战友叛逃的事件，不仅让全军震怒，更让周总理下定决心：

绝不能让叛徒得逞，一定要在他们逃往台湾的路上，给牺牲的战士们讨回公道。

事情要从1960年代的台海局势说起。

当时第四次台海危机刚结束不到两个月，蒋介石虽然没找到机会“反攻”，但一直没放弃搞破坏。

他在美国支持下，开了个叫“台湾之声”的电台，天天往大陆播送虚假消息。

电台里总说台湾有多富裕，只要解放军士兵愿意投诚，去了就能当大官、住大房子，还有花不完的钱。

这种谎话，对大多数信念坚定的战士没用，却钻进了福州军区守备七师三名士兵的心里。

这三名士兵就是吴氏三兄弟，老大吴文献，老二吴春富，老三吴加珍。

他们不是普通人家的孩子，小时候家里是福建莆田的大地主，娇生惯养当惯了少爷，后来家道中落才参了军。

进了部队，三兄弟根本受不了艰苦的训练，和朴素的生活，总觉得当兵没油水，想偷偷搞小动作。

三人利用职务便利，把部队里缴获的物资偷出去卖，攒了不少钱，还买了个收音机，专门用来偷听台湾的反动电台。

部队里不是没人察觉，同村来的战士“猴子”，就总觉得他们不对劲，经常盯着他们，还跟班长汇报过。

可三兄弟太狡猾，每次都藏得好好的，没留下证据，这事也就没闹大。

但他们心里清楚，偷卖军用物资是大事，一旦被抓住，后果不堪设想。

加上收音机里，那些“台湾荣华富贵”的谎话天天诱惑，三兄弟慢慢就动了叛逃的心思，开始偷偷等机会。

1966年1月8日，机会来了。

守备七师接到命令，要派十个人，用登陆艇把一批战备物资，从马尾港运到霞浦，吴氏三兄弟都被选进了这个十人小组。

更关键的是，他们仨分别是登陆艇的领航员、轮机员和炮手——整个艇的控制权，基本都在他们手里。

而且，运送路线会经过马祖岛，那地方当时被国民党控制着。

三兄弟一合计，觉得这是老天爷给的机会，偷偷制定了计划：到了马祖海域就动手，杀了其他战友，驾艇投敌。

为了不暴露，那几天三兄弟故意表现得特别乖，训练、出操都规规矩矩，可这反而让班长和“猴子”更警惕了。

“猴子”还专门找过吴文献，警告他要是过马祖岛时当逃兵，肯定会被军法处置。

吴文献表面点头，心里却早有了盘算。

1月8日晚上，登陆艇按时出发。等驶到马祖海域附近，按照规定要熄灯航行，避免被国民党发现。

吴文献看前面的船都熄了灯，就给吴春富使了个眼色，让他也把灯关掉。

船舱里一下子黑了下来，其他7名战士以为要暂时休息，都放松了警惕。

就在这时，吴氏三兄弟突然掏出事先藏好的武器——吴珍加端着高射机枪，吴文献和吴春富拿着冲锋枪，对着战友们疯狂扫射。

7名战士根本没防备，包括“猴子”和班长在内，全都倒在了血泊里。

班长临死前，还被吴春富羞辱，让他跪下叫“吴二爷”，可班长宁死不屈，最后还是被杀害了。

杀完人，三兄弟一点愧疚都没有，反而把战友的尸体抬到船头，用战士们的鲜血，在一块白布上写了“起义投诚，望军策应”八个字，然后打开船上的灯，朝着马祖岛开去。

1月9日凌晨2点半，马祖岛上的国民党守军，看到这艘挂着“血旗”的登陆艇，一下子高兴坏了，赶紧把三兄弟接上岛。

为了宣传，他们还给三兄弟洗澡、理发、换衣服，拍了好多照片，第一时间把消息传到了台湾总部。

台湾当局得知后，觉得这是个打击大陆军心的好机会，立刻决定派专机去接三兄弟回台湾，还准备在台北搞个“万人欢迎大会”，让几百个记者来报道，把这事炒大。

可他们的运气不太好，派去的第一架C-47运输机，在马祖岛降落时出了问题。

马祖的机场是简易钢板跑道，飞行员紧张之下，把机翼蹭到了地上，飞机没法用了。

接着派去的PBY海上巡逻机，又因为太小，最多只能坐8个人，根本装不下三兄弟和随行的官员、记者。

没办法，台湾当局只能再从嘉义，调了一架HU-16水陆两栖机，这架飞机能坐22人，低空飞行性能也好，直到12点11分才降落到马祖岛。

这边国民党忙着调飞机，福州军区也早就知道了叛逃的事。

1月9日凌晨，守备师把消息上报后，福州军区司令员和政委立刻开会，一方面让无线电部队盯着台湾的动静，一方面让空军做好战斗准备，还把方案报给了中央军委。

周总理接到报告后，气得不行，他知道这事要是处理不好，不仅会让牺牲的战士寒心，还可能让更多意志不坚定的人动心。

他当即给福州军区回了指示：“有把握、有利就打掉它！没有把握也不是非打不可，总之不要吃亏。”

中央军委很快批准了福州军区的拦截方案，把任务交给了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皮定均。

皮定均当时就说：“要让台湾的万人欢迎大会，变成万人追悼大会！”

具体的拦截任务，交给了航空兵第24师的四架飞机：

两架歼-5作为主攻，由李纯光和胡英法驾驶；两架歼-6负责掩护，飞行员是沈学礼和杨才兴。

选歼-5做主攻，是因为它仿制苏联的米格17F，小巧灵活，火力还强，有一门37毫米和两门23毫米的机炮，特别适合打低空目标。

为了确保成功，福州机场的歼-6，保持在6000米高度“架桥”，漳州机场还派了四架歼-6，在11000米高空吸引敌人注意力，平潭岛的雷达也专门盯着马祖方向，连陆地通往平潭岛的一条线路，都被包下来当指挥专线。

那边国民党也没闲着，他们知道大陆可能会拦截，就搞起了“迷魂阵”：

马祖和台北之间用无线电反复喊话，说“准备起飞”，可飞机就是不动，想试探大陆的反应。

但福州军区的战士们不上当，一直盯着，没轻举妄动。

直到1月9日下午3点35分，HU-16水陆两栖机，终于载着吴氏三兄弟和14名国民党官员、记者，从马祖岛起飞了。

飞机飞得很低，只有200到300米高，想靠着海面隐蔽。

可刚起飞两分钟，就被大陆的雷达发现了。

3点39分，李纯光和胡英法驾驶的歼-5先升空，一分钟后，沈学礼和杨才兴的歼-6也跟着起飞，朝着目标飞去。

歼-5飞了18分钟后，胡英法突然报告：“右前方4公里，发现敌机！”

李纯光立刻下令：“你攻击，我掩护！”

地面指挥部也传来消息：“没有异常，坚决打！”

胡英法马上压低高度，朝着HU-16飞去。第一次开火时，距离还有800米，没打中。

李纯光赶紧提醒：“打早了，靠近点！”胡英法放慢速度，等距离缩到576米时，再次开火，这次正好击中了敌机的底部。

接着，李纯光接过攻击任务。

他把歼-5的高度降到200米，距离敌机300米时，清楚地看到了国民党的机徽，瞄准后开火，一下子击中了HU-16的左发动机，发动机马上冒起了白烟。

HU-16的飞行员慌了，一边压低高度想摆脱，一边向台湾求救。

可台湾离得太远，派飞机来也来不及，而且还有歼-6在高空盯着，根本没人敢过来。

李纯光没给他们机会，继续攻击，又打中了敌机的尾翼和右翼根。

这时歼-5的高度已经降到了40米，再低就可能坠海了，但李纯光还是坚持着，直到看到HU-16冒着浓烟扎进大海，才慢慢拉高飞机。

等确认敌机残骸沉进海里，四架战机才掉头返航。

这场拦截，从起飞到击落，干净利落，距离吴氏三兄弟枪杀战友叛逃，才过了16个小时。

那边台北的“万人欢迎大会”，早就准备好了，数万人在广场上等着，记者们也扛着相机待命，可等了一天，也没等到HU-16的影子。

最后国民党只能跟民众说“飞机不幸失事”，草草收场，民众不满的声音到处都是。

台湾当局还不死心，派了30多架次飞机，和好几艘军舰去出事海域搜救，可最后只找到一些飞机碎片，机上17个人，连一具尸体都没找到。

1月10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消息：“我国空军于1月9日下午，在华东地区上空，击毁一架美式蒋机，飞机残骸落海，无人生还。”

消息传来，福建军民都特别解气，福州军区很快就举办了庆功会，表彰李纯光和胡英法。

后来，李纯光和胡英法还被请到北京，受到了周总理、罗瑞卿等领导的接见，国防部给他们发了贺电，两人都立了一等功。

1967年，也就是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年，那7名被杀害的战士，也被追授了“烈士称号”，算是告慰了他们的英灵。

这事往大了说，不仅打击了国民党的嚣张气焰，稳定了台海的边防形势，更给所有人提了个醒：背叛祖国、残害战友的人，不管逃到哪，都不会有好下场。

直到今天，再回头看这件事，依然能明白一个道理：

来源：盛世守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