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九一三”事件后，当历史转机到来的时候，以周总理为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为了纠正“文革”极“左”的错误尽了最大努力，并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成果。相反，因竞争对手灭亡而篡取到更大权力的“四人帮”集团，野心急速膨胀，更加疯狂地推行他们篡党夺权的既定方针。

作者：许华山

乌云压城的日子

“九一三”事件后，当历史转机到来的时候，以周总理为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为了纠正“文革”极“左”的错误尽了最大努力，并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成果。相反，因竞争对手灭亡而篡取到更大权力的“四人帮”集团，野心急速膨胀，更加疯狂地推行他们篡党夺权的既定方针。

“四人帮”以“批林批孔”借题发挥，向周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发起突然袭击，随之在全国各地煽风点火，极力制造新的天下大乱。

那段时间，父亲看“四人帮”整周总理，心里十分难过和愤怒，经常喝酒解愁。

我不止一次听他讲：“周总理为人很善良，他全部精力都花在国计民生上，真是鞠躬尽瘁啊！那些浑蛋连他也整，将来一定是：人若不除，天必除之。”

“四人帮”一直想打倒父亲，但是因为父亲有毛主席保护，他们打不倒。于是，“四人帮”又采取拉拢的策略。

“九一三”事件后，江青伺机对父亲说：我早就看出林彪的祸心，他想要打倒你！所以，我派姚文元去上海向毛主席报告，请毛主席接见你。那天雷雨交加，空军刁难，不肯派大飞机，姚文元乘小飞机绕到上海，差点儿把命送掉了。

父亲这个人，就像他自己讲的，“我是茅坑的石头，又臭又硬”，软硬不吃。几番较量，不仅没有被整垮，反而毛主席对他更加器重和信任。“四人帮”一伙拿他更没办法，只好又来拉拢。但以父亲的为人和个性，隐忍这么久，也的确是太不容易了，我都想用“奇迹”这两个字来形容了。

当时北京开会，父亲都是尽量找借口推掉，实在推不掉才去。那段时间，在京开会也经常和“四人帮”发生冲突。有一次开政治局会议，父亲和张春桥发生争执，张春桥讲父亲包庇“反革命”（任毅事件），还说父亲想当“华东王”。

谁都想不到父亲表现得那么冷静，他说：“我不想当王，是你自己想吧？”

之后，父亲声音不大，仿佛自言自语地说了四个字：“奸臣秦桧”。

这四个字周总理听清楚了，张春桥更听清楚了。张春桥气得脸煞白，当时就狠狠拍了下桌子。

张春桥一拍桌子，反而把父亲桀骜不驯的脾气给拍起来了，他上前一把就把那桌子掀翻了。立刻，父亲被周总理劝住了。

不久后，又有一次父亲在京开会，江青特意打来电话，请父亲去她钓鱼台的家中共进晚餐。父亲在电话里表达谢意，然后推托自己身体不好，不能去。

江青碰了软钉子，但是事情并没结束。没过一会儿，周总理亲自打电话来劝父亲，说：江青请你吃饭，这样高姿态是谁的意思？很明白的啊。总理劝父亲应邀赴宴，注意策略。

父亲非常理解总理的苦心，没过一会儿，陈锡联又奉总理的指示来劝父亲赴席，父亲还是不愿意去，并且干脆直说了：这个仗势弄权的刁妇，别说一起吃饭，连喝水我都要吐！

父亲对江青许久的隐忍，终于再也按捺不住，爆发出这样露骨的、罕见的骂语。当时，周围的工作人员吓得一片死寂，都替他捏了把汗。

后来，还是周总理顾全大局，出了个主意，打来电话说：既然许世友同志拉肚子很厉害，不能吃东西，那就请田普同志带上华山，代表许世友同志去赴宴吧。

那天傍晚来了一辆红旗轿车，把母亲和我送到了钓鱼台江青家中。

那是我第一次长时间近距离接触江青。她长得很协调，面色很清润，虽然她已68岁了，但看起来就像40多岁。她穿了一件蛋青色的真丝长袖衬衣，旁边的小桌上也摆着一件相同颜色、熨得很平整的外衣。另一边小桌上，放着一个较大的信封。在谈话时，江青说这是她女儿写给她的信，并把信从信封里拿出来，给母亲和我看。我记得其中有两句是：“孩儿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那笔字写得也很漂亮。

接着，江青大谈她怎么受陈伯达的迫害……在谈到政治方面的事时，我感到她略微有些激动，甚至有点儿神经质。

那顿饭的主食是饺子，味道很好。江青吃饭时讲：“我今后要加强锻炼，不靠药物，靠锻炼。许世友同志就是靠锻炼。”

饭后，端上来三个墨绿的大芒果。江青说是主席让人送过来的。她挑了一个最大的芒果给我，说：“给娃一个大的吧。”

那芒果香甜之味非常浓郁，我第一次品尝那样的芒果。

吃完水果之后，江青还请母亲和我一起看电影《巴黎圣母院》。电影是法文，没有译成中文。在看的过程中，江青还不厌其烦地解译法文，并为我们讲解影片的意思。说心里话，在那一刻，也不知是因为电影动人还是因为别的，我觉得她这人挺随和的。

晚宴结束后，我和母亲回到京西宾馆。父亲独自坐在客厅看电视。见我们入内，他一言不发，始终不问我们晚宴的情况。一句不问！

一天，有位大军区领导来找父亲反映情况，说自己被“四人帮”的亲信压制得难以工作，而且在许多事情上还不得不向那些人让步……

父亲大声说：不能让步，要斗！

那位领导叹息说：老司令啊，我还要考虑孩子的抚恤金呢。

父亲说：死都不怕，还管什么抚恤金？当年，你我那么多战友死在战场上了，他们哪个有抚恤金？！

父亲知道自己是江青一伙人处心积虑要拔掉的“眼中钉”，所以他先做好了被撤职、被打倒的精神准备。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清查林彪集团的事，也会查到他头上来。

祸端发自庐山。那年夏天，父亲奉命进京。中央和中央文革的代表和他谈话，他们提出几个问题，每个问题的分量都很重。

第一，信上写的“犯错误的人”指的是谁？庐山会议后，张春桥成了响当当的大左派，如果是指他，就是分裂党中央，罪莫大焉！

第二，信为什么会落到林彪手里？如果是有意送给林彪，起码属于严重的政治错误。

这几个问题提出来，对父亲来说，真好比一座森然的刀山架在他头上。

事情过了两年零三个月，李文卿还清楚地记着当时的详细情况。

李文卿如实说明，父亲那封信，是他通过会议秘书洪雪竹交给中办王良恩副主任，转呈毛主席和林彪的，不知道怎么会留在林彪那里。

至于信中提到的“犯错误的人”是指谁？因为之前毛主席和父亲谈话时，讲过陈伯达是坏人，因此父亲信中所指，当然就是指陈伯达。

张春桥、王洪文又找李文卿个别谈，仍然是追问那几个问题，大有不追出要害不罢休之意。父亲很清楚地感觉到，那伙阴谋家的用心并不在查清事实真相，只是要以庐山写信为由头整垮自己。江青集团惯于排除异己，采取的手段既卑鄙又阴险。本应实事求是地清查工作，却被他们掺入了一股借机整人的邪劲。

王洪文可把李文卿给盯上了，在“批林批孔”中，这位中央副主席竟然点名指责李文卿帮父亲“说假话”“欺骗中央”。

父亲心里很恼火，“四人帮”这样整也使他很闹心。于是，血压陡升，还发起了高烧。

周总理知道了，指示301医院刘轩亭院长动员父亲住院治疗，刘院长没费多少口舌，就把父亲劝进了医院。周总理、叶帅、李先念副总理、汪东兴主任都很关心父亲的病情，先后来医院看望，劝他不要急，有些事情慢慢想，说清楚就行了。江青、张春桥也来看过父亲一次。

父亲在他们走后好像悟到了什么，他对李文卿说：“你还是出去工作吧，免得连累你。斗争复杂，有忠无奸不成戏。”

父亲出院后回到南京，召集江苏省和南京军区的中央委员一起回忆庐山写信的情况。写信时大家都在场，都发了言，所以回忆事情经过和统一认识都比较顺利。父亲让彭冲和李文卿执笔，依据大家的回忆和认识向中央和毛主席起草一份检讨性的电报。电文讨论通过，到会的委员都签了名，还是由父亲签发。

在这次会议上，父亲当众表态：“庐山那封信虽是大家写的，但是我同意和签发的，有什么事由我承担。”

此事非同小可，“承担”二字分量极重。中央代表提出的问题只要有一个成立，父亲将陷入十分不利的境地。尤其江青一伙介入了清查，父亲完全可能被他们整倒。这么大的事落在头上，他不是没有压力，也不是没有顾虑，但他敢作敢当，绝不诿过于人，坚信实事求是，力求真相大白。危机面前，他能挺得住、站得直、行得正。大家感觉，重要的一点是靠人格的力量。

毛主席还派韩先楚和李德生两位将军到南京做父亲的工作，让他做深刻检讨。父亲对韩先楚将军说：“最多是上当受骗，我才不上纲上线呢！”

然后目光转向李文卿：“最多是上当受骗，不要上纲上线，写二三千字就可以了。”

1973年5月17日，中央召开“批林整风”会，父亲到北京见到了毛主席，可能是毛主席对他的检查生气了吧，说要把父亲的检查发给中央委员会。

父亲说：“请主席尊便，我无非官复原职。”

主席没说话，只是看着他，父亲说：“我过去放牛，再回去放牛。”主席听完后一句话没说转身走了。

这段话是父亲回到南京后告诉我的，并告诉我做好准备到他家乡去插队，还叫我抓紧时间学点儿医，将来老乡们有点儿小病帮忙治治、生孩子帮忙接生。

父亲说：“把你所有的钱都拿去买些药，将来老乡们有病时可以用上。”

还说：“不要认为我当了大官你们就不能适应农村的生活。”

那段时间我和他周围的人真有“海难沉船”前的感受，心里很痛苦，都认为这次是“在劫难逃”了。有时与李书和部长一起谈到此事，我们对父亲也有点儿想不通。在延安他视死如归，可是后来他当了大官也享过福了，怎么还是看得这么淡呢？有时竟还能开开玩笑，吟出首打油诗来……好像并不在乎自己的险恶处境和结局。

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我们大家好像虚惊一场，因为并没有什么事情发生。这次连周总理也没想到，毛主席原谅父亲了。后来保卫部李部长直责怪我：“都是你，情绪那么悲观！我受了你的影响，心脏都出问题了。”

有则有，无则无，既不文过饰非，也不违心屈就。至此，庐山写信的风波暂告平息。

1965年，林彪的夫人叶群，带领“四清”工作组，选中江苏太仓县洪泾大队蹲点。在洪泾，她亲手培育了一个“活学活用毛主席思想”的农民标兵顾阿桃。

顾阿桃是贫苦农民出身，对共产党和毛主席怀有一种朴素的感情。在叶群的“导演”下，这个年过半百又不识字的农村妇女，能通过画图画、背语录，讲用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体会了。这恰恰顺应了当时的政治潮流。

记得那时报纸上有篇文章叫《最新最美的人》，就是写顾阿桃，说她“新就新在头脑里只有毛泽东思想，美就美在心坎里没有私心杂念”。她从太仓“讲用”到南京，又从南京“讲用”到北京，成为红遍中国的一个响当当的典型。她先后当上了江苏省革委会常委、苏州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太仓县革委会副主任，并被选为九大代表。

“九一三”事件以后，顾阿桃成了苏州地区审查的重点对象，没完没了地要她交代参与林彪、叶群阴谋活动的罪行，并出现一些很过火的做法。

在这场遍及全国的清查林彪的余党运动中，父亲公开站出来，为顾阿桃讲话。

在一次大会上，父亲说：“顾阿桃有什么罪？要说上当受骗，谁没有过？林彪在台上时，我也不得不跟着一块儿祝他身体‘永远健康’。在那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人们缺乏应有的分辨力。林彪提出的是拥护毛主席，以革命的名义为叵测之目的。这种怪现象很值得人们玩味。顾阿桃是一个普通农民，只是千千万万上当受骗者当中的一个。”

顾阿桃知道父亲为她讲话后，到了南京给父亲打电话感谢他。父亲特地把她请到家中，宴请她。顾阿桃流着眼泪感谢父亲能在她人生最低谷、最倒霉的时候，实事求是地为她讲几句公道话。她在大红大紫的日子里，交了不少“大官”朋友，“九一三”事件后没有任何人理她，而且还躲着她……父亲的这次宴请，她终生难忘。

来源：大肥肥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