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村超”的欢呼声还在贵州的山谷里回荡,当苏超联赛以文旅融合的新形态吸引越来越多业余球员参与,一则关于中国足协的讨论再次冲上热搜——“足协可以解散了”的声音,夹杂着对国足成绩的失望、对民间赛事管理的担忧,成为当下中国足球舆论场的焦点。但简单的“解散”二字,真能
当“村超”的欢呼声还在贵州的山谷里回荡,当苏超联赛以文旅融合的新形态吸引越来越多业余球员参与,一则关于中国足协的讨论再次冲上热搜——“足协可以解散了”的声音,夹杂着对国足成绩的失望、对民间赛事管理的担忧,成为当下中国足球舆论场的焦点。但简单的“解散”二字,真能破解中国足球二十多年的困局吗?或许,我们更该先厘清三个被情绪掩盖的关键问题。
一、民间赛事的“自主”与“规范”,不是非此即彼
民间足球的崛起,是近年来中国足球最亮眼的底色。以“村超”为例,据贵州省体育局公开数据,2024年村超联赛累计吸引现场观众超300万人次,线上直播观看量突破50亿次,赛事完全由村民自发组织,球员涵盖农民、教师、个体户等,核心是“快乐足球”与民族文化展示。同样,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苏超)作为省级民间赛事,2025赛季参赛队伍达48支,赛事结合江苏文旅资源,推出“赛场+景区”观赛模式,据江苏省文旅厅统计,该模式带动赛事周边旅游收入超2亿元,其规则明确“不追求专业竞技成绩,禁止商业赌球”,形成了独特的民间足球生态。
而此前中国足协发布的《中国足球协会社会足球赛事活动赛风赛纪管理办法(试行)》,本意是解决部分民间赛事存在的安全隐患、判罚争议等问题——据足协2024年社会足球赛事报告,当年全国共发生127起民间赛事冲突事件,其中32%与裁判执法不规范相关,18%涉及球员伤病保障缺失。但这份文件却引发“摘桃”争议,核心在于足协未能充分尊重民间赛事的“自主性”:苏超运营方曾公开表示,“我们的赛事定位是文旅活动,而非专业竞技赛事,足协的部分条款(如强制注册裁判、统一赛事保险)与我们的低成本运营模式不符”。
这背后的矛盾,并非“管”与“不管”的对立,而是管理方式的错位。民间赛事需要的是“底线规范”(如安全保障、反兴奋剂),而非“全方位管控”;足协更应扮演“服务者”角色,比如提供免费的裁判培训资源、对接公益保险机构,而非用专业联赛的标准要求业余赛事。正如国家体育总局在《关于促进民间体育赛事发展的指导意见》中强调的“分类管理、放管结合”,民间足球的活力,需要在规范的框架内释放,而非在“放任”与“管控”之间摇摆。
二、国足成绩滑坡20年:投入与产出失衡的根源在哪?
“从亚洲准一流到亚洲五流”,这是球迷对国足成绩最痛的吐槽。数据不会说谎:据《中国足球协会年度财务报告》,2005-2024年,足协在国家队建设、青训体系上的投入累计超300亿元,其中仅外教聘请费用就达48亿元(包括卡马乔、里皮等名帅)。但成绩却反向滑坡:2005年国足FIFA排名第54位(亚洲第5),2025年排名第112位(亚洲第21),甚至在2024年亚洲杯预选赛中,与世界排名第198位的东帝汶队战平,这样的落差让“巨额投入打水漂”的质疑声从未停止。
问题的核心,不在于“投入不够”,而在于“体系错位”。一方面,青训“重数量轻质量”:据足协2024年青训报告,全国注册青少年球员达65万人,但具备职业潜力的球员不足1%,多数青训机构只注重“踢比赛”,忽视战术理解、体能科学等基础训练;另一方面,职业联赛与国家队“脱节”:中超联赛曾因“金元足球”疯狂投入,外援占据核心位置(2019年中超各队外援进球占比达68%),本土球员只能在边缘位置“练兵”,导致国家队球员缺乏关键比赛的掌控能力。
更关键的是,足协的决策机制缺乏“专业性”与“稳定性”:2005-2025年,国足共更换12任主教练,平均任期不足2年,每一任教练带来的战术体系都需要重新适应;而在球员选拔上,“人情因素”“俱乐部利益”等非专业因素时常干扰,据《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实施评估报告,有37%的足球专业人士认为“足协在国家队选材上缺乏透明标准”。这些问题,不是“解散足协”就能解决,而是需要重构从青训到联赛、从决策到执行的完整体系。
三、“管办分离”改革3年:足协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2022年,中国足球开启“管办分离”改革,成立中国足球职业联赛联合会(中足联),将中超、中甲联赛的运营权从足协剥离,足协专注于“国家队建设、青训发展、社会足球推广”三大核心职能。如今改革已过3年,中足联2025年工作报告显示,中超联赛商业赞助收入同比增长15%,观众上座率恢复至2019年的82%,联赛运营的市场化程度显著提升——这说明“管办分离”的方向是对的,但足协在职能转变中仍存在“越位”与“缺位”。
“越位”体现在对民间赛事的过度干预:如前文提到的社会足球赛事管理办法,足协试图将民间赛事纳入“统一管理体系”,却忽视了民间赛事的多样性;而“缺位”则体现在青训与社会足球的服务不足:据民间足球组织调研,全国有68%的基层青训机构缺乏专业教练,83%的民间赛事需要场地支持,但足协未能及时对接教育部门、地方政府提供资源帮扶。
事实上,足协的价值,从来不是“掌控所有足球事务”,而是“搭建平台、做好服务”。比如在国际交流中,足协代表中国参与国际足联、亚足联事务,为中国足球争取更多国际赛事资源;在反赌扫黑中,足协与公安部门合作,2024年查处3起职业联赛假球案件,维护了足球行业的底线;在社会足球推广中,足协应联合地方政府建设更多免费足球场(据住建部数据,2025年全国人均足球场面积仅0.12平方米,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让更多人有地方踢球。
中国足球需要“改革”,而非“推倒重来”
喊“解散足协”很容易,难的是找到一条让中国足球真正进步的路。从“村超”的火爆到苏超的创新,我们看到了民间足球的活力;从“管办分离”的初步成效到青训体系的逐步调整,我们也看到了改革的希望。中国足球的问题,是二十多年积累的系统性问题,需要的是“精准改革”而非“情绪化否定”。
未来的足协,应该是“专业的监管者”——制定清晰的行业规则,维护足球生态的公平;是“贴心的服务者”——为青训机构提供教练资源,为民间赛事对接场地与保险;是“坚定的推动者”——推动足球进校园、进社区,让足球真正成为全民参与的运动。而我们每一个关注足球的人,也需要多一点耐心:足球的发展没有“速成法”,从青训球员成长为国家队主力,需要10年甚至更久;从民间赛事的活力转化为职业足球的实力,同样需要时间沉淀。
中国足球不需要“解散”的口号,需要的是脚踏实地的改革与坚持。当足协能找准自己的位置,当民间足球能在规范中自由生长,当青训能培养出真正有实力的球员,中国足球才有真正崛起的可能——这一天或许很远,但只要方向对了,就不怕路远。
来源:淡定豁朗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