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第二天傍晚，江青竟然过来看望父亲了。跟随父亲的工作人员也都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接触江青，她裹得比较严实，好像很怕被风吹到的样子。
作者：许华山
第二天傍晚，江青竟然过来看望父亲了。跟随父亲的工作人员也都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接触江青，她裹得比较严实，好像很怕被风吹到的样子。
江青见到父亲后，首先转达了毛主席对父亲的问候，然后开始介绍“文革”的形势。父亲讲话很少。江青大约谈了一个小时左右，临走时对父亲说：“主席让你好好休息，把病养好。”
父亲在中南海期间，江青来过两次，另外一次是送来她关于“文革”的讲话录音，顺便请父亲去看“样板戏”，父亲推说“身体不舒服”谢绝了。其实，父亲在延安时期就听说江青早年在上海电影界的老底子，一直对她“敬而远之”。但“文革”发起后，江青跻身权力核心，利用特殊的身份到处发号施令，成为祸国殃民的祸水，父亲对她只有厌恶和愤怒，却始终克制着自己的内心情绪。
西沙之战我军获胜后，江青以个人名义给父亲发来一份贺电。此时父亲已调任广州军区司令员，江青在军委又没有职务，“贺电”显然不符合党和军队的组织原则，于是父亲便决定不搭理她。当时很多人都劝父亲：江青的身份特殊，这样做会惹麻烦啊。
父亲考虑再三，这才决定，在给中央和毛主席的复电中捎带提一下“江青同志”。
不知是因为进出不便还是“文革”期间人们相互不敢多加接触，父亲在中南海的日子其实清闲得很，能够来看望他的只有李先念、王震、陈锡联和余秋里。
陈锡联来时十分有趣，他站在院子当中，向父亲介绍挨斗的经验：一个，不要发火。他们怎么骂，我也不发火，一发火就冲动了，一冲动就上他们的当了。再一个，不以个人身份答复问题，管他们怎么逼我，我就说研究研究再决定！
父亲听了哈哈大笑，夸奖他有理有节、足智多谋。
当时很多领导干部，即便没被公开打倒，也没少受冲击。所以，他们之间一旦见面，如何渡过当前的政治难关就成了必谈的话题，而且不能随便谈，如非生死与共的老友是不可放胆开怀的。
国庆节那天，汪东兴安排父亲登天安门参加国庆观礼，而且特许父亲携带一名工作人员相陪。这个美差理所当然地落到了保健医生高老身上。
高老观礼回来后，兴高采烈地说，父亲在天安门上看了一个多小时盛大游行，后来江青走来，说“有人请你到休息室”。谁请？不问也知道。
父亲进入休息室，再次见到了毛主席。
这次，毛主席与父亲谈了约30分钟。毛主席讲了他视察南方诸省的感受，还告诉父亲，“文革”很快就要结束了，嘱咐父亲养好身体，准备将来的工作。
国庆节后，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又召见了父亲，再次谈了话。
这次谈话的内容，父亲回到中南海之后，在散步时与陈锡联讲了。大意是：毛主席仍然是以特殊的眼光，认为“文化大革命”很快就将结束，一切都将恢复正常（当时仅是“文革”第二年）。
人民大会堂这次谈话张春桥也参加了，毛主席要张春桥和父亲搞好团结，父亲与张春桥都答应了。但实际上，张春桥和父亲根本不是一条道上的人，两人没有团结的基础。
那天，张春桥执意欲表现“落实最高指示不过夜”的精神，毛主席谈完话之后，他就不坐自己的车，非要坐进父亲的车，说要送父亲回中南海，以此示好。
可是，在回中南海的路上，只有张春桥自言自语，父亲坐在车里一句话都不讲。
外界很多人都知道，虽然父亲与张春桥一个是南京军区司令，一个是南京军区政委，但两人关系一直很僵。深层次的原因不必重复，只讲一下我所知道的两人之间的几次碰撞。
一次是“文革”初期，张春桥在上海搞“夺权”，他担心上海警备区不支持，就向中央发电报，要求调二十七军进驻上海，支持他们的“夺权”行动。
父亲对轻易调动部队，尤其是调整建制的野战军坚决不同意！
父亲连夜也给中央发电报，电文由他口述：张春桥建议不妥。如果二十七军进驻上海，将陷入群众运动的汪洋大海之中，不能自拔。我的意见，二十七军仍留驻苏南，保持战备状态。如果国际局势有变，国外反动势力对我海岸发起挑衅和干预，我带领二十七军，1小时40分钟就可抵达上海，并投入战斗。
毛主席在父亲这份电文上批了“同意”二字。
张春桥因此没达到目的。父亲看到毛主席的批示后开心地说：张春桥耍鬼点子，他想把二十七军抓到手上，我在他要二十七军时就知道他要抓军权。
另一次是1968年春，上海市区从南京路到火车站都贴出了大字报和大标语，“张春桥是党内最大的野心家、阴谋家！”“打倒野心家张春桥！”……
张春桥得知后慌了神，立刻以南京军区第一政委的名义打电话给上海警备区司令廖政国，命令他派部队保护自己。
廖政国根据军队规定回答：动用部队必须请示南京军区。
当时，张春桥气急败坏，连电话都摔了，气道：一个“小司令”请示一个“大司令”……
不料，那个“大司令”（即父亲）得知此事更不客气，直接告诉廖政国：任何人为自己的事都不能调兵！被人贴几张大字报有什么关系啊？部队要稳定，不能扯到运动中去。
后来，张春桥向江青告状，江青则向林彪求援。林彪亲自给父亲打来电话，指示南京军区要处理好这件事。
父亲考虑再三，仍然不派一兵一卒，只给相关部队发了个电文。电文起草后呈父亲审查。
电文开头就明确写道：“张春桥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任何人把斗争矛头指向张春桥都是极端错误的……”
父亲一看这电文就不高兴，说：这么啰唆干吗？什么无产阶级司令部不司令部的！他立刻拿起笔把开头两句划掉了，把“极端错误”改成“不对”，之后签上名发走了。
父亲在北京期间，住中南海，上天安门，多次受毛主席接见谈话……作为一个大军区领导，难得获此殊荣。
“四人帮”因为毛主席对父亲的保护，不能搬掉许世友这块磐石而将南京军区抓入掌中，于是换了阴阳两面手法。
暗中，江青让亲信放风说：许世友“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同时指使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去南京声援造反派“倒许”。
公开场合中，江青则说：“我希望同志们对许世友同志的问题要有正确认识，不能敌我不分。这时候有股风哦，有人到处揪军内一小撮，还有人指责许世友同志一贯反对毛主席。我看呀，这也不符合历史事实嘛。对这个问题我向毛主席汇报过，主席说这是中伤世友同志。”
张春桥说：“许世友同志虽然在‘文革’期间犯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你们可以批评，但不能采取打倒的方针。”
父亲在中南海住了一个多月，渐渐闷得慌了。正在这时，张春桥上门来邀请，说上海现在很稳定，养病休息绝无问题，你可以住到上海去嘛。
父亲考虑上海离南京近，前去小住一阵，也好待机返宁，于是就答应了，即向中央报告，并获准。
紧接着，张春桥又是亲自打电话安排吃住，又是拨冗陪送父亲抵沪。他刻意给中央表现出南京军区“将相和”的感觉。
父亲到了上海后，军区机关离得近了，各部门领导，还有上海警备区的领导，时不时来看望父亲、汇报工作。这时，领导们难免谈到军地两方的复杂情况。
父亲不但认真听，更是刨根问底。他最关心的还是部队的稳定，以及军队内部有没有造反的。
春节后，父亲电报中央，说经过这段时间的休养，身体好多了。中央很快回电：“知道你身体得到恢复很高兴，希望你早日康复，促进南京‘三结合’早日实现。”
父亲看完电报就说：“中央这是要我早回南京开展工作。给中央发电，我们立即回南京。”
中央电促父亲的时候，南京的局面还很乱，收拾起来谈何容易。
这里只讲“三结合”一宗。
干部代表是谁？很难确定。群众代表是谁？更难确定。常常是争执个没完没了，也达不成一致协议。军队代表好定一点儿，但也存在着野战军和省军区、这个部队和那个部队的矛盾。
父亲同军管会领导找三派群众造反组织的头目开会，要他们认清形势、顾全大局。但各派之间结怨太深，好不容易凑到一块，也是大吵一场不欢而散。
有一本书中写父亲对“笔杆子”们讲：“别看你们是秀才，打仗你们不如我，就是到了复杂的政治风浪中，你们也不见得比我强。”可能是杜撰，但意思倒不失真。
在解决“三结合”的问题时，父亲的经验的确丰富，一看“风云会”不解决问题，马上改唱“走单骑”，一派一派分开做工作，有时还找主要头头或思想抵触大的头头个别谈。每次个别谈话，不管对方多么拧劲，父亲都耐心地讲道理，从大局切入。
他说，江苏处在东南沿海，是战略要地，敌人认为我们内部乱了，对我们虎视眈眈，这个大局你们要考虑。你们也要防止有人有意制造分裂。江苏4700万人要穿衣吃饭，继续军管就不适应形势发展了。如果只为本派和个人利益斤斤计较，就可能被群众淘汰，变成“狗熊”。他讲得入情入理。有的话绵里藏针，既有说服力，又有震慑力，大家还从来没见他这么耐心过。
半个多月，晓以大义加上“软硬兼施”，两派总算能坐在一起了，争执的问题也趋向一致，“死疙瘩”开始松动。
没有地方干部不叫“三结合”，地方干部太少了也不行。有人提出彭冲行不行？彭冲原为江苏省委分管宣传教育的书记，“文革”开始两派都斗他，不久就被打倒了，这时反倒两派都能接受。
许家屯是较早站出来支持“八二七”的，但“红总”抓他的“历史问题”，指的是抗战时游击队被打散，他躲在一个地主家里，还和地主的女儿结了婚，而且在此期间脱过党，革命立场不坚定。
许家屯以为父亲不同意结合他，一直耿耿于怀。后来父亲调离南京军区，他“反许”反得最起劲，其实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名字究竟是怎么从“三结合”的名单上抹掉的。
1968年3月20日，中央批准江苏省革委会成立。5月的一天，父亲再次进京见毛主席。这次，父亲是不请自去，而且急如星火，因为他感到事关重大。
事端出自造反派清查敌伪档案。
他们从新中国成立前的报纸上翻出一则《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产党启事》，造反派中的一些人如获至宝，说：伍豪就是周恩来！
相关材料层层上报到父亲那里。父亲对这一历史事件毫无所知，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担心别有用心的家伙要借此整周总理。父亲首先严令：此事绝对保密，涉密范围绝对不准扩大，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之后，父亲立刻带着李文卿赶到北京。
父亲刚在京西宾馆住下，马上给汪东兴主任打电话，请求见毛主席，而且要求“越快越好”。
5月4日凌晨两点，汪东兴主任来电话，要父亲即刻去毛主席住地，只准李文卿一个人陪同。
按照汪主任交代的路线，派来接父亲的车从西门进入中南海，来到怀仁堂门口。父亲下车后，早有一辆红旗轿车在等待。父亲又换乘这辆车，三转两转之后，停在一座房子面前。这里门扇很高大，四周很安静。
进入门厅，一个中年人迎上前来，自我介绍，他叫徐业夫，是毛主席的秘书。徐业夫说：“李秘书，你就在这里休息一下，许司令跟我进来吧。”
这次见毛主席，谈话时间较长，约两个小时。出来时毛主席见到李文卿是个生人，就朝李文卿走过去，微笑着主动伸手。
父亲赶紧介绍：“这是我的秘书，叫李文卿，山东人。”
当时李文卿毫无思想准备，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想说的话都堵在嗓子眼里，一句都说不出来。还是毛主席问他：“什么时间参的军？山东哪里人？”
快到大门口，父亲再三请毛主席留步，但毛主席一定要送到大门外。
汽车缓缓开动，父亲从车窗朝后看，毛主席竟然还站在大门口向他招手告别呢。
后来从正式渠道了解到，所谓《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产党启事》完全是国民党特务机关一手伪造的。然而父亲的担心还是成真了，这一段本当以核心机密归档的历史记录，竟然被江青翻腾出来，当作打倒周总理的利器。
江青当时给林彪、康生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并附上那个启事的抄件。江青矛头直指周总理。
由5月4日毛主席同父亲那次谈话之后，竟然又引出了5月8日毛主席接见几位副总理、老帅和“文革”碰头会成员时的另一场谈话。
毛主席说：像许世友同志这样60多岁的人，都不知道“伍豪启事”，可见这是敌人伪造的，要了解当时的历史真实情况，其实是很不容易的。
毛主席这番话，进一步廓清了国民党特务机关残留下来，又被“四人帮”恶意扩散的乌烟瘴气。
来源：大肥肥文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