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相对平静的日子没过上多久，山外又刮起一场“政治台风”，来势比前几次还猛烈，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二〇”事件。那时到处都在抓“张再道”“李再道”，闹得各大军区无法正常工作。

“七二〇”事件

相对平静的日子没过上多久，山外又刮起一场“政治台风”，来势比前几次还猛烈，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二〇”事件。那时到处都在抓“张再道”“李再道”，闹得各大军区无法正常工作。

李文卿考虑父亲的心情与病情，不能让父亲太烦恼，总是择要向他汇报。这次可不行了，形势骤变，他不得不详细报告了武汉发生的事情及其波及范围和程度。

出乎李文卿意外的是，父亲并没有大动声色，以乎已有准备，只讲了一句：“开始了。”

后来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到北京接受批斗，武汉独立师被打成“叛军”，番号撤销，很多人被押送农场“劳改”。

还在空军罗织罪名打倒聂凤智时，林立果在南京颐和路29号给“林办”主任叶群打电话时就泄露了“天机”。

林立果说：“南空（即南京空军）机关揭发，聂凤智的后台不仅有贺龙，还有徐向前、许世友。”

叶群说：“好，继续查，要把他们一网打尽。”

林立果说：“南空正在查许世友这条线，他们还在准备和地方造反派取得联系，这个要请示首长（林彪）。”

叶群叫林立果等一下，“我马上问。”

过了一会儿，叶群回答说：“首长让告诉南空领导，要继续查这条线。告诉南空领导，做得对，做得好，我们支持你们，军委支持你们。”

林立果与叶群通话时，总机值班排长无意中听到了他们对话的全部内容，吓得直发抖。一下子要打倒那么多高级领导人，中央有，军区也有，这不是搞反革命吗？

他连忙报告南京空军保卫部，并问29号住的什么人。这个排长倒霉了，很快被关起来，逼他交代是聂凤智要他偷听电话，他不肯违心讲假话，于是被打成“反革命”。

这件事是“九一三”事件后揭发出来的，父亲虽然无从及时得知，却经常有感于“霜刀雪剑严相逼”，他很清楚自身的险恶处境。他早有被那伙阴谋家打倒的心理准备，并把它藏在“开始了”那句话的玄机之中了。

当时南京“批许大会”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着，据称将有10万人参加。军区机关被围得水泄不通，机关干部无法上班。

周恩来总理得知事态严重，亲自打电话给南京的造反派头头，责令他们撤除“打许联络站”，并告诉造反派头头，“不准冲击军区机关，‘揪军内一小撮’是错误的。”

在那场劫难中，周总理宵衣旰食，鞠躬尽瘁，以最大努力来减少党和国家的损失，为保护老干部免受残害，多次不顾危险挺身而出。曾有造反派要野蛮对待陈毅元帅，周总理当道喝止：“除非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

这一次，周总理依然以大无畏的凛然正气来保护父亲：“不许揪许世友同志，如果有人要揪的话，我一小时内赶到南京去，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这是毛主席的指示精神。”

周总理亲自打电话还不放心，又派人到南京做造反派的工作。在周总理的干预下，“打许联络站”撤了，10万人的“批许大会”也夭折了。

应该说，许多群众造反组织中不乏起初怀着一腔热血、响应起来革命的年轻人。可是革谁的命呢？“革我们原来革过命的命”（林彪语）。这些人稀里糊涂而又虔虔诚诚、认认真真地干了错事、坏事。

记得“文革”后拍的一部电影有个情节：一位老红卫兵领着儿子去凭吊当年死于武斗的“战友”。荒郊野地，衰草枯竭，几座坟头冷落其间。老红卫兵默立坟前，良久无言。

儿子问爸爸：“他们是好人吗？”

爸爸不回答。儿子又问爸爸：“他们是坏人吗？”

爸爸还是不回答。儿子再问爸爸：“那他们是什么人？”

爸爸终于开口言道：“他们是历史。”

说他们是历史还嫌笼统，应当说他们是一段不该有的历史中不该有的牺牲品。不算英雄，不算烈士，甚至连个“因公牺牲”也没法报批。尘埃落定，只留下几座被人遗忘的荒冢。

有次在家里陪父亲散步时，他很沉重地对我讲：“我也算不上个政治家，但凭我的直觉和悟性，不能把国家和军队搞乱。这种愿望如果能被吸纳，我们国家在前进的道路上该少绕多大一个弯子啊。”

毛主席再次救了父亲

父亲常讲起的“毛主席两次救了我”，第二次就是在“文革”中。

1967年8月17日，对父亲而言，可以说是“文革”以来一个峰回路转的日子。上午9点多，父亲正在看《鲁迅全集》，忽然杨成武代总长打来电话，他在电话中含蓄地对父亲讲：“许司令，我正陪‘客人’在上海，‘客人’要见你。现在，准备派张春桥同志用‘客人’的专机去合肥接你。”

父亲一怔，回答：“请报告‘客人’，我知道了。”

此外，父亲一句不多问。

杨代总长讲的“客人”，不是别人，肯定是毛主席。汪东兴当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这个电话他不打而要杨成武将军打是出于保密的需要。汪主任常年跟随毛主席身边，他若出面即会泄露毛主席的行踪。

我当时正随母亲在上海，住在延安饭店。当天也接到上海市委打来的电话，要我第二天一早去机场，和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兼南京军区政委张春桥一起去合肥。

母亲说：这个电话可能是汪东兴主任安排的，你必须去。

第二天一早，我就被上海市委的车接到了机场，上了毛主席的专机。那是一架苏式伊尔18飞机，里面很宽敞，有长方形的桌子，有一张不大的床。我上了飞机后，找了个角落坐下，心中充满了好奇和激动。

飞机升空，转入平飞后，张春桥让空中乘务员把我叫到他坐的桌子对面坐下。他很客气地介绍说，这是毛主席的专机。然后，张春桥拿了一张地图给我看，告诉我要去合肥的什么位置、我们大概飞行多长时间……

我当时只是一个停课以后的中学生，面对张春桥的谦虚，反而觉得非常不自在了。

在合肥机场降落后，我又跟着张春桥上了一架直升机。

直升机空间很小，张春桥坐了一个座位，我坐了另一个座位，机内好像再没位置了。但飞机已起动了，螺旋桨都转起来了，有个干部跑来请示张春桥说：“有个乘务员要上来为首长服务。”张春桥说：“算了吧，地方太小，不方便。”

不料，那位乘务员还是跑过来上了直升机。之后，她一直站在机舱一角一个很不舒服的位置。后来我听说，她也姓张，是北京四季青人。

直升机起飞后，不到一刻钟又返回合肥机场降落。原因是：原来预定18号到合肥，可张春桥提前了一天，想去后方医院与父亲会合，之后一起坐车来合肥。但父亲恰好也提前一天出了大别山，已入住合肥市稻香楼宾馆等着张春桥了。

张春桥见了父亲笑着说：“我这个政委，亲自到合肥接司令员来了。”

父亲淡淡地说道：“多谢。”

过了不到一个小时，飞机准备起飞了。父亲带着4个工作人员一起上了飞机。飞机起飞后，父亲闭目休息。

张春桥好像在想什么，便和父亲的保健医生高老谈起父亲的身体状况，打听父亲到底患了什么病，并语意双关地交代他说：“许司令的病啊，你一个医生恐怕治不好，需要我这个政委和你一起治！”

我不知道父亲听到此话没有，他仍然闭目养神。

到达上海后，父亲一行被安排住进兴国路72号。刚安顿好，杨成武将军和汪东兴主任就来看望父亲。父亲要求马上见到毛主席，汪主任答应尽早做安排。

当天下午两点，汪主任来电话，说毛主席要父亲马上过去。

父亲赶往某处宾馆，终于见到了盼望已久的毛主席。

毛主席这次接见父亲时间较长，他们一直谈到下午5点多。陪同接见的还有杨成武将军、汪东兴主任和张春桥。

毛主席刚见面就问父亲：“你的身体怎么样？住在后方医院还安全吧？”

父亲说：“报告主席，我身体还可以，大别山也很安全。”

毛主席亲切地说：“你要是觉得在南京不好住，可以到北京来，住到我家去！”

毛主席给父亲讲了全国的“文革”形势，父亲印象最深的是这段对话。

父亲问：“主席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要不要啊？”

毛主席说：“要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怎么能不要呢？”

父亲说：“那我就没有错。有人违反纪律，我是执行纪律，我到底有什么错啊？”

毛主席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我军的传家宝，头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部队不听招呼怎么行？军队要稳定，不能自毁长城。”

父亲还向毛主席进言：“农村不能搞‘文化大革命’啊，都造反了谁种地呀，老百姓没饭吃就糟了。”

毛主席说：“农村还是要抓革命、促生产，没有粮食不行，全国人民饿肚子更不行！”

毛主席还问了父亲家里的情况，父亲说：“主席啊，现在我连自己都顾不上，家里的事就更顾不上了。”

毛主席笑着说：“我家里也有两派，家里的事，我也管不了。”

毛主席明确讲：“南京军区党委是可以信任的，不准揪许世友同志！你回去同他们讲这话，就说是我说的。”

父亲在上海只住了一个晚上，上午抵达，下午被毛主席接见，第二天一早飞回合肥，再换汽车重归大别山。

虽然父亲来去匆匆，但受到毛主席接见的事早就不胫而走，很快传播开了。

南京军区领导机关的人忙不迭地打听情况，有的干脆“走捷径”，直接打电话问李文卿秘书，李文卿只告诉他们，毛主席确实接见了许司令并做了重要指示，具体谈的什么，我知之有限，不便多言。

父亲知道，南京、江苏甚至整个华东地区的党政军领导，都在关心毛主席同他的这次见面。

他告诉李文卿：

你可以打电话向“家里”讲，就说毛主席在上海接见了我！

就说毛主席指示军队要稳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我军的传家宝，不能丢！

你还可以说，毛主席说“不准揪许世友”！

我曾经听《前线报》的几个“笔杆子”说过，父亲对于各种会议精神，只要听过一遍，凭脑子就能完全记住，而且提纲挈领，择精撷要。这本领，一般的报社秀才也比不了！父亲交代李文卿的三个“说”，可谓以一当十，一阵风下去，胜似多少文章啊。

大别山里的日子过得很快，父亲还住在那个后方医院。周围人都有些奇怪：毛主席接见了，心绞痛也不犯了，首长怎么还不出山？

这天上午，父亲正在楼下看战士练拳，楼上电话铃响了。李文卿一拿起电话，竟然是周总理的声音！

李文卿快步跑下楼请父亲接电话。

电话里，周总理先问父亲的身体状况，然后说：“世友同志，毛主席请你到北京来参加国庆活动，你来后可以住在毛主席家里。”

父亲激动地报告：“总理，我马上去！”

周总理接着说：“你等一下，有个老战友跟你讲话。”

停了一会儿，电话里换了一个浓重的大别山口音：“我是陈锡联啊，许司令身体好吗？快到北京来吧，我们都在北京。周总理请你到北京来，这是毛主席的意思，快来吧！你来北京后，就和毛主席、周总理住一起，住在中南海！”

父亲激动地说道：“你报告总理，我一定去，一定！”

周总理亲自电请父亲进京，陈锡联从旁边讲话助阵，这些都非常符合周总理善解人意、心细如发的工作作风。那一天，父亲感动得夜不能寐……

父亲这次进京，走得有声有势。空军方面特意派来两架直升机，先把他和随行人员接到合肥，然后换大型飞机直飞北京。

一大早，两架直升机降落在大别山区白云观前面的一块平地上。

山里人从未见过直升机，附近的老百姓，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赶来看新鲜。

父亲已做好出发准备，却不急着登机，站在一旁，告诉警卫不要阻拦群众，他特意要他的大别山父老乡亲们靠近直升机，让他们看个够。胆子大的老乡还到跟前摸了摸，说这是铁家伙啊，这么沉的铁家伙怎能飞上天？真不懂，真奇怪！万一掉下来怎么办？

两个多小时的飞行后，飞机降落在北京西郊机场。

舱门还没打开，父亲就从窗口看见杨成武、陈锡联、吴法宪和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在停机坪上等候。

一下飞机，杨成武将军隔老远就双手抱拳，大声喊道：“许师父好！”

父亲快步迎上去，双手握住杨成武的手，欢喜不尽！老友相见，父亲再次习惯性地发功，握得杨成武直叫……

父亲由王良恩陪同去中南海。在车上，王良恩告诉父亲，他是奉周总理之命来接父亲去中南海的。中央安排父亲住在过去陈老总的办公楼，西边住的是周总理，南边院子就是毛主席住的丰泽园。

父亲与周总理

中南海里面，外办的房子很多，父亲住的是个大四合院。中央办公厅还特意为父亲的这次到来加修了个卫生间。周总理知道父亲喜欢吃辣，指示给他配了个手艺不错的四川厨师……所有这一切，都是周总理亲自安排的。

第二天上午11点多，父亲与大家都在院门口站着等候，看见一个身影从西边院门走进来，大家一下就认出来了：总理，是周总理！

父亲身边的工作人员生平头一次这么近看到周总理，觉得周总理气质风度非凡，风采夺人。即使从未见过总理的人，凭直觉也能感知看见了一位伟人。

周总理微笑着走上前，说：“我来看看世友同志。”

父亲赶紧迎上去：“总理这么忙还来看我。”

进屋后，总理和父亲谈了一个多小时之后才离开。

父亲这次在中南海住了40多天。其间，周总理先后专程来看过他三次。

有一次是中午12点半，饭后的父亲正仰靠在躺椅上休息。周总理进来时碰见李文卿在院子里。总理先问：“许世友同志在干什么？”

李文卿报告总理：“在午睡，我去叫醒他。”

周总理立刻道：“不要叫了，我下次再来吧。”

周总理摆手制止，却没有马上离开，而是微笑着和几个工作人员交谈起来，问他们都是哪里人、何时参加工作、有没有回家看看、最近一次是何时回去的、家乡情况怎么样……

周总理还背诵了唐代诗人贺知章的两句诗，“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继之交代他们：常回家看看，不要忘了父母，不要忘了故乡！

周总理临走时再次叮嘱：你们要好好照顾许世友同志。

父亲醒来后听说周总理来过，因为他睡觉又走了，很是生气，责问工作人员为什么不叫醒他，又批评李文卿不懂事：我睡觉有什么重要？总理总是替别人着想，你为什么不想想总理的时间多么珍贵！

来源：大肥肥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