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70年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即将发射。在这个举国瞩目的历史性时刻，却出现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难题：卫星超重了。超重的原因竟是零件上镶嵌的毛主席像章。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谁也不敢轻易提出拆除像章的建议。危急时刻，＂东方红一号＂卫星总体技术负责
东方红卫星超重，一专家提议拆掉毛主席像章，周总理：我支持你
1970年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即将发射。在这个举国瞩目的历史性时刻，却出现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难题：卫星超重了。超重的原因竟是零件上镶嵌的毛主席像章。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谁也不敢轻易提出拆除像章的建议。危急时刻，＂东方红一号＂卫星总体技术负责人孙家栋挺身而出，在觐见周恩来总理时提出了这个＂大逆不道＂的请求。出人意料的是，周总理不仅当即表态支持，还给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回答：＂毛主席永远在我们心中，不是一块像章才能表现出来。＂最终，在科学精神与政治正确的博弈中，理性战胜了教条，为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成功发射扫清了障碍。
从土木学子到航天英雄
1942年盛夏，年仅十三岁的孙家栋考入哈尔滨第一高等学校土木系。战火纷飞的年代里，这个怀揣理想的少年不得不中断学业，返回辽宁沈阳。
直到1948年辽沈战役胜利后，东北获得解放，孙家栋才重返校园继续求学。1950年元宵佳节，一个看似平常的决定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那天，食堂准备了一顿难得的红烧肉。原本打算去姐姐家改善伙食的孙家栋，因为这顿饭留在了学校。就在用餐时，学校宣传人员宣读了一则特殊通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正在招募精英。
抗美援朝战争正酣，国家急需发展空军力量。怀着报效祖国的壮志，孙家栋放下碗筷，毅然在招募名单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经过一年多的严格筛选，部队从300多名优秀人才中选拔出30名精英，派往苏联深造。孙家栋凭借优异的表现，成为其中一员。这一去就是七年，他们学习的不是驾驶战机，而是飞机设计制造的尖端技术。
回国时，孙家栋已获得斯大林金质奖章。命运的齿轮再次转动，他被调入国防部五院。在那里，他遇到了此生最重要的导师——钱学森。
在钱学森的指导下，孙家栋的事业方向从造飞机升级为造卫星。这位曾经的土木系学生，就这样与中国航天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1959年，中苏关系突然恶化，苏联专家一夜之间撤离中国。这个打击非但没有击垮年轻的航天团队，反而激发了他们自主创新的决心。次年，孙家栋被任命为一分院总体设计师。
在钱学森的带领下，他们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导弹研制工作。经过不懈努力，1966年中国成功发射了携带核弹头的中近程导弹，向世界证明了中国的实力。
这段经历为孙家栋日后担任＂东方红一号＂卫星总体技术负责人奠定了坚实基础。从一个懵懂少年到航天领域的开拓者，孙家栋的成长历程映照着新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轨迹。
卫星超重难题困扰航天工程师
1970年初，国防部五院内部召开了一场紧急会议。会议的主题只有一个：东方红一号卫星超重问题亟待解决。
身为总体技术负责人的孙家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根据最新的测算数据，卫星整体重量超出设计标准近两公斤。
技术人员反复核查每一个零部件的重量参数，终于发现了问题所在。原来在文革期间，工人们自发在卫星的各个部件上镶嵌了数量可观的毛主席像章。
这些金属像章的重量，成了压在工程师们心头的一座大山。按照航天工程的精密计算，超重将直接影响卫星的轨道运行参数。
研制团队尝试了各种技术手段来减轻卫星重量。他们精简了部分非关键结构，优化了材料使用，但收效甚微。
问题一天天逼近，发射日期却已临近。孙家栋和团队成员们都清楚，如果不能彻底解决超重问题，发射任务将面临失败的风险。
在一个深夜的技术讨论会上，年轻工程师王伟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他认为，最直接的解决方案就是拆除那些像章。
这个提议在会场上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任何涉及领袖像章的决定都不是简单的技术问题。
一位老工程师当场表示反对，他认为这样做会被扣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其他人虽然沉默，但眼神中都流露出担忧。
就在争论陷入僵局时，孙家栋做出了一个关键决定。他决定亲自向周恩来总理汇报这个问题。
次日清晨，孙家栋便动身前往中南海。在汇报工作时，他直截了当地说明了卫星超重的原因。
周总理听完汇报后，立即表态支持拆除像章的方案。他说：＂毛主席永远在我们心中，不是一块像章才能表现出来。＂
这句话如同一道命令，瞬间化解了技术团队的顾虑。工人们开始小心翼翼地拆除卫星上的像章。
拆除工作持续了整整三天。每一枚像章都被妥善保管，准备日后交还给工人们。
经过反复称重和校准，卫星终于达到了设计要求的重量标准。这个看似简单的技术问题背后，凝聚着一代航天人的智慧与勇气。
整个过程中，周总理的果断决策体现了科学至上的务实精神。他用实际行动证明，真正的政治觉悟就是要以国家利益为重。
这个出乎意料的难题，最终因为一位领导人的开明决断而得到圆满解决。在中国航天史上，它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的解决案例，更是一堂生动的政治课。
总理支持科学排除政治阻力
超重难题得到解决后，孙家栋立即组织召开了发射前的最后一次技术总结会。与会人员包括火箭总体、卫星系统、发射场系统等各个部门的负责人。
会议刚开始，一位老专家就提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如何向外界解释像章被拆除的事实。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个问题比技术问题更令人头疼。
就在大家讨论得热火朝天时，周恩来总理的秘书带来了一个重要指示。周总理表示，这件事情由他个人负责，任何人不得借题发挥。
周总理的表态给了技术团队极大的信心。工程师们开始全身心投入到发射前的准备工作中。
发射场上，技术人员对火箭和卫星进行着最后的检查。地面指挥中心内，各个系统也在进行最后的联调。
1970年4月24日凌晨，发射倒计时开始。指挥中心内鸦雀无声，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巨大的显示屏上。
火箭缓缓升空的那一刻，现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东方红一号卫星搭载的音乐播放器，开始在太空中播放《东方红》乐曲。
这个历史性时刻，周总理正在中南海收听卫星发回的信号。当《东方红》的乐声通过收音机传出时，他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第二天的《人民日报》用整版篇幅报道了这一重大科技成就。报道中特别提到，这是中国航天工作者集体智慧的结晶。
一周后，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参与卫星研制的科技人员。他特别表扬了孙家栋敢于直面问题的精神。
在讲话中，周总理说：＂科学是没有禁区的，政治问题要用科学的方法来解决。＂这句话后来成为中国科技界的一条重要准则。
像章事件虽然没有被写入正式的历史记载，但它的深远影响却在科技界广为流传。这个案例成为科学精神战胜政治教条的典范。
多年后，当年参与卫星研制的工程师们回忆这段历史时，都对周总理的远见卓识充满敬意。他们说，正是总理的支持，才使得这个难题得以圆满解决。
这次经历也让孙家栋深深体会到，做科研工作不仅需要过硬的技术，更需要实事求是的态度。在他后来主持的项目中，始终坚持用科学的方法解决问题。
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成功发射，标志着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能够独立研制和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国家。这一成就的取得，离不开周总理在关键时刻的英明决断。
事实证明，周总理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卫星不仅成功发射，还在太空中正常运行了28天。这远远超出了设计人员的预期。
这个看似普通的决策过程，实际上为中国科技发展开创了一个新的思路：科学研究必须摆脱政治干扰，回归理性的轨道。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种做法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航天人解决超重开启科技春天
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后，这个关于像章的故事在航天系统内部悄然流传。许多年轻科技工作者从中受到启发，开始用更加科学理性的态度对待研究工作。
1975年，中国成功发射返回式卫星，标志着中国航天技术进入了新阶段。在项目评审会上，孙家栋特别强调了科学精神的重要性。
文革结束后，中国科技界迎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同志发表重要讲话：＂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这次大会上，东方红一号卫星研制团队获得了特殊表彰。周总理当年的那句话被写入会议文件：＂科学没有禁区，政治问题要用科学方法解决。＂
1980年，孙家栋被任命为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院长。他在就职演说中回忆了像章事件，强调科研工作必须尊重科学规律。
航天系统开始系统总结东方红一号的研制经验。像章超重事件被作为典型案例，写入了航天工程管理手册。
1984年，中国成功发射第一颗地球同步通信卫星。这次任务中，工程师们特别注意控制每一克重量，将当年的教训牢记在心。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航天事业进入高速发展期。东方红一号像章事件的处理方式，成为科技工作者依法办事、实事求是的典范。
1989年，孙家栋出任航天工业部副部长。在一次院士座谈会上，他坦言像章事件改变了他的科研理念。
进入九十年代，中国航天事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神舟飞船、嫦娥探月、北斗导航等重大项目相继启动。
2003年，当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即将发射时，有人建议在飞船上增加一些政治标语。分管领导立即否决了这个提议。
2007年，在东方红一号发射37周年纪念会上，几位当年参与研制的老专家聚首。他们一致认为，周总理的支持为中国航天事业树立了正确导向。
2010年，中国航天博物馆新馆开放。在东方红一号展区，特别设立了一个科学精神专题展览。
2016年，中国航天事业迎来新的里程碑。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发射成功，标志着中国已经完全掌握空间站技术。
回顾历史，像章超重事件看似是个小插曲，实则蕴含深刻教训。它告诉后人：科学面前人人平等，任何政治因素都不能凌驾于科学规律之上。
这个故事也成为中国航天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此以后，中国航天工程建立起严格的质量管理体系，任何违背科学规律的做法都被明令禁止。
今天的中国航天工业已经走向世界前列。但东方红一号像章事件留下的启示仍在发挥作用，指引着新一代航天人沿着科学发展的道路阔步前进。
来源：优美奶酪V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