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9年12月，第一批战犯特赦名单在中南海核定完毕，黄昏的北海结了薄冰，王耀武的名字静静列在第二行。消息传进功德林，他愣了好几秒才回过神，“真的能出去？”身旁的文强点头，却只听见他轻轻叹了一声。

1959年12月，第一批战犯特赦名单在中南海核定完毕，黄昏的北海结了薄冰，王耀武的名字静静列在第二行。消息传进功德林，他愣了好几秒才回过神，“真的能出去？”身旁的文强点头，却只听见他轻轻叹了一声。

出狱手续办得很快。次年初，他被安排在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每月150元薪金，住处在景山东街一间灰瓦小院。新环境安稳，可夜里一闭眼，脑海里总是浮现青岛那座旧宅、七个儿子和唯一的女儿。家人流落海外，他心里像压着一块湿棉絮，沉而发冷。

周恩来注意到了他的神情。一次谈话结束，总理忽然问：“王耀武，你的亲人现在可有消息？”王耀武站起，眉峰微颤，答得干脆：“尚无联络。”那一刻，他才确信总理是认真的。很快，外交、港澳系统开始悄悄查访。

1964年春，驻港《大公报》社长费彝民拿到一张地址条，上面写着“九龙亚皆老街××号 王鲁云”。王鲁云，正是王耀武唯一的女儿。当晚电话拨通，费彝民开门见山：“周总理托我，邀请您赴京探亲。”电话那头沉默良久，只回了一句：“替我向北京致谢，我去。”

四月末，广九铁路的列车驶入罗湖，王鲁云带着7岁的大女儿黄惠珍，手里只有一只牛津布行李箱。过检时，边检人员准备翻包，费彝民抬手压住箱盖，说了句：“探亲的，不必开。”母女俩便顺利过关。那年北京仍没多少霓虹，夜风夹着杨絮，她们被安置在民族饭店，房间简陋却干净。

第二天下午三时，西四北大街的一幢青砖小楼里，父女相对而立。王耀武稍显佝偻，右手因帕金森轻微颤抖。女儿唤了一声：“爹爹——”声音带着福建口音，却掩不住鼻音。王耀武应了一句“闺女”，硬是把泪水咽了回去。短短两字，让在场的工作人员都别开了目光。

简单寒暄后，王耀武最关心的还是孩子们的生活。“公公婆婆可还好？三个外孙女都读书了吧？”他一连抛出几个问题。王鲁云报以肯定的笑，回答平稳，“一切都好，请您放心。”说到丈夫因工作未能同行，王耀武只是摆手：“男儿志在四方，不妨事。”

探亲批准七日。七天里，王耀武陪女儿登景山、游北海，甚至带小外孙女去崇文门买糖。那时北京紧张朴素，糖票难得，他托熟人换了几张票，只为孩子吃上一块奶糖。黄惠珍后来在回忆录里写，“外公的山东腔很重，喊我‘大妮’，听着很亲。”

分别日清晨，城里的柳絮飞得最盛。送到前门火车站，王耀武把一包牛肉干和一只搪瓷茶缸塞进女儿手中，低声交代：“路上别吃凉东西，回去后写信。”火车启动，他没有挥手，只是下意识立正，目送车厢模糊。

女儿返港后的第三个月，外交邮袋里出现第一封蓝边航空信。王耀武拆开，看见熟悉的端正小楷，信头写着：“北京的春天到了吗？”纸张轻薄，他却像捧着千斤。此后，两地书信往来不断，家事、时局、读书、养生，无话不谈，信封在抽屉里叠成一摞。

1966年初，周恩来又一次找王耀武谈话，劝他考虑生活照料问题。3月，王耀武与八十二中教师吴伯伦登记。朋友取笑他晚年得伴，他却认真回答：“组织替我解了后顾之忧，我应当珍惜。”婚后，吴伯伦照护周到，他的病情稳定了两年。

可帕金森终究没放过这个旧军人。1968年5月，王耀武住进人民医院高干病房，四个月后病逝，终年六十四。遗体告别时，周恩来送来一个花圈，挽联写着：“功亦记，过亦记；生有节，死无憾。”那一年，王鲁云远在香港，接电报时泣不成声。

1980年7月29日，统战部和全国政协为王耀武等三位特赦战犯举行追悼会，骨灰安放在八宝山。仪式结束，人们注意到灵堂角落摆着一只旧搪瓷茶缸，杯身掉漆，却洗得发亮。据说那是王鲁云特意带来的，她轻抚杯口，自言自语：“爹，你最惦记的东西，我替你带回来了。”

就此，父女重逢的故事在军史圈里悄悄流传。有人感慨王耀武一生起落，有人赞叹国家对旧日对手的宽厚，也有人注意那位始终低调的女儿。她后来成为山东省政协委员，用另一种方式完成对父亲故土的回报。时代车轮继续向前，但那年春天在北京街头飘散的杨絮，仍被不少老兵记得清清楚楚。

来源：万卷纵横眼欲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