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80年3月21日上午八点多钟，家住天津市塘沽区（现为滨海新区）老弯道的张海华看见邻居周娘到水井去打水。

1980年3月21日上午八点多钟，家住天津市塘沽区（现为滨海新区）老弯道的张海华看见邻居周娘到水井去打水。

“周娘，我帮你打吧。”张海华说着去抢周娘手中的水桶。

“不，我能行。”周娘执意不撒手。她想，过日子必须干的活不能依靠别人。

水桶被争夺得叮当响。张海华没有拗过周娘。另有邻居看见周娘歪着身子吃力地提着水桶走回家。然后，一整天再没人见到周娘。

周娘家的门虚掩着。邻居一次次进屋去察看，一直到深夜，怎么也找不到周娘平日那忙忙碌碌的身影。热心的邻居很担心，不得已报告了当地派出所。

派出所来了一老一少俩警察。周娘家屋门没上锁，俩警察相跟脚进了周娘家住屋。两名警察巡睃着：进门迎面靠墙的是一张三联屉桌，桌子的左边摞放着两个木箱，木箱旁是一张黑黢黢的木床，右手墙角是一个单开门立柜。

两位警察几乎是同时把目光落在了立柜门上。门框显然有砸过的痕迹。他们趋步上前，仔细瞧看，一颗颗钉子帽嵌进木质中。年轻的高个瘦警察小心翼翼地捏住拉手部位拽了拽，门钉得很死。他们找来钳子把钉子起出，拉开柜门。周娘那又矮又瘦的身躯缩成一团，头、脸、颈部糊满了血。

周娘死了，周娘被人杀死了。

周娘叫周顺安，56岁，看上去却像65岁，是生活的刻刀无情地把她刻成这个样子的。她有个不大灵透的儿子在外地工作。

青年民警跑步回到派出所报告给所长，所长立即抄起电话报告分局刑警队。长脸的刑警队长伍志远掐灭吸了半截的烟卷，手一挥，率领技术员季良、法医孙世文、侦查员张汝海冲破浓重的夜幕，迅速赶到现场。

负责痕迹提取的技术员季良和法医孙世文是一对老公安。他俩岁数相差无几，体貌特征也酷似，连衣着也相像：皱皱巴巴、邋里邋遏。季良找到电源插口，接通勘查灯。孙世文打开法医勘查包。在侦查员配合下，二人各司其职。

孙世文两眼发着冷峻的目光对尸体的伤口仔细查验。季良检查看来和案件有关的搓板和斧头。

“被人用钝器击打头部至昏后，又用利器割断颈动脉，失血死亡。”孙世文的结论简明、果断。

“搓衣板和斧头沾有血迹和毛发，是案犯使用过的凶器。钉子和榔头是就地取材。墙上有刮过的痕迹……”季良对物证作出口头报告。

勘查进行到天亮，一大早两位分局局长赶来。张副局长是位中等身材的红脸汉子，脾气挺大。

这是他主管刑侦工作后碰上的第一起杀人案，那位凶残的暴徒干嘛要杀死一位风烛残年的老太太？屋里的箱箱柜柜没有被翻过的迹象。一应物品不少什么。

“老太太私下有存款？有金银首饰？有存折？”

“不，不可能。”邻居说，“老太太穷家贫业，身上的衣，肚中的食。要说她趁钱，不如说趁虱子，虱子也是瘪虱子。”

“如果说老太太有仇人，那世界上就没有没仇人的人了。老太太心善如佛，跟周围的人处得像一家人。大人们闲了到她家聊天磕牙。孩子们饿了到她家找吃的，渴了要水喝。”

事实是她菩萨也好，佛也罢，眼睁睁是被杀了。脑袋被砸了，脖子被割了，还被钉进了立柜。

“这一定是流窜犯干的。”张副局长抖落着两手分析说，“只有流窜犯为了达到抢劫财物的目的，才不管不顾，有谁是谁……”

“可她是位穷苦老太太，没什么可抢的……”刑警队队长用疑问的口气提出自己的看法。

“这你就错了，正因为是流窜犯，他才无法事先知道被抢劫对象是穷是富，等把人杀了，一看任嘛没有，于是撒跑蹽了！”张副局长坚持己见。

这一地区叫老弯道，是名副其实的老弯道。一条牛鞅子一样的弯道通人这片白茫茫、水涟涟的盐田区。沿着弯道的走向有四排简易平房。每两排房屁股对屁股，后山墙是伙山。这四排被咸水包围着的房子是盐场三分场的部分宿舍。一共住了五六十户人家。周娘——周顺安住老弯道x号。

这里满目是水，但这里缺乏的也正是水。这里的水不能洗衣净身，不然会留下一层盐嘎巴。这里的水不能入口下肚，因为它既苦又涩。在这片平房区的百十米外有口深井，是专门供洗漱饮水用的。周顺安一大早就是到这口井边来打水的。

“周娘打水回来，我看着她进的屋，身后绝没有人尾随。”一位和周娘岁数相仿、头发凌乱、皮肤粗糙、宽下颏的老太太把握十足地说。

“或许那个王八蛋早猫在屋里了！”高个、长脸的刑警队队长伍志远骂着那个可恶的家伙。

张副局长当然想马到成功，谁不想一上任来点出彩的呢！可是他出出进进地在现场转来转去，望着四通八达的盐田想：谁都可以随时到这里来，谁也可以随时从这里走。打此路过个把人不会引起人们特别注意。假如真的是流窜犯作案，那可要费一番周折了。

他低头思索后，吩咐用电话上报了市公安局。塘沽，虽说按区划是天津市的一个区，实际它距市里百十里地。上午九点半，治二处贾处长率领侦查员、技术员赶来了。

“现场勘查过了？”贾处长问张副局长。

“嗯。”张不抬头，答。

“有点抓挠头吗？”贾问。

“没。”张副局长有点资历，平时有些目中无人。

“案犯的作案动机是什么？”贾又问。

“不清楚。抓住案犯才会知道！”张副局长阴阳怪气。张副局长始终没用正脸瞧贾处长。

“喂，我说，你平时挺能诈唬的，今儿个怎么了，蔫头耷拉蛋的。”贾三立和张副局长在塘沽分局一起工作多年，彼此熟而又熟，偶尔相互打趣逗笑，话中难免夹枪带棒。

“出了杀人案，还不知能破不能破，还诈唬啥！”贾处长和他带来的侦查员、技术员在现场仔仔细细地察看一遍，边查看边听分局的侦查员们复述现场原始情况。

“搓板不会是案犯自己带来的吧？”贾处长像是自语，又似发问。

“当然不是。”张副局长回答。

“斧子呢？”

“经邻居辨认，斧子也是事主家的。”

“这么说钉子、榔头也是事主家的喽？”

“很可能。”张副局长只能假设。

“不是可能，肯定是。”贾处长却斩钉截铁。

“何以见得？”张说。

“难道外来抢劫犯事先会想到要把事主杀死钉进立柜里，还带上钉子，带上锤子？”贾处长的分析判断招得塘沽分局的同志们暗暗颔首。

“你怎么知道是抢劫犯呢？什么也没丢？”张不服贾的过早判断。

“是没丢什么呀，还是没发现丢什么呀？”

此时，贾处长想起一九七六年发生在静海县府君庙那位八十多岁的老太太被人杀死在家中的案件。那也是一起抢劫案，可是在侦查开始的那段时间里，怎么也没发现老太太到底什么东西被抢了，到后来才搞清楚不过少了二十元钱……这里的这位老太太遭了同样的厄运。贾三立首先想到她是遭了抢劫，而且极有可能是一件不起眼、不被人注意的东西被抢了。当然，也有可能根本什么也没抢走。

“经我们检查和邻居帮助回想，确实什么也没丢。明摆着，这屋里的一切还好好的，都在。”

“好吧，我们且不论她有什么东西被抢了，”贾处长伸出右手食指冲地面指戳着下结论说，“这是一位和老太太特别熟的人干的。很可能是她的一位邻居。至于流窜犯，连考虑也不用考虑！”

“神！”张副局长不无讽刺地冒出一个字。

贾处长听出他吐出的“神”字带点阴阳怪气的味道，毫不客气地反讥说：“怎么，你不服气？”

“不……我是说……是这样，您判断的根据是什么？”

“这还像句人话。想学本事，就得虚心点——流窜犯杀人后，首先想到的是尽快离开现场。只有熟人才会猫盖屎一样藏尸体，还刮墙上的血。这种人作案后，由于恐惧心理驱使，总是希望人们发现尸体越晚越好。他好有时间处理凶器，转移赃物，收拾改装一下自己。目的是别让人家看出破绽来。像眼前这个现场——”贾处长指着被钉过的立柜和墙上刮过的痕迹说，“一个人被杀后要流很多很多的血。立柜里是藏不了多长时间的，还有割断动脉用的刀——没找到吧？”

“没有。”刑警队队长说。

“只有那件割脖子的凶器是随身带来的，而且是平时用的诸如水果刀之类的一把小刀。还有地上的血脚印，模糊不清，它说明案犯处理了，没法处理好。这是一个智力不健全，或者是个不成熟的人干的。这现场处处透露出案犯的幼稚！”

“神，确实神了！”张副局长这次是发自肺腑说的。

“重新调查！”张副局长来劲了，耷拉的脑袋支楞起来。他亲自出马重新找周顺安的左邻右舍谈话。

“谁跟周娘最好——谁跟周娘家都不错！要说最好？——那要数我了！”前面提到的那位头发凌乱、皮肤粗糙、宽下颏的大娘说。

“你？”

“每天我都到她家串几次，车轱辘话，嚼了一次又一次……”

“你杀了周娘？”

“我？”

“说别人，还有谁常去她家？男的，半拉子，或者是二二虎虎的。”

“要这么说，小林常去她家。”

“小林是谁？”

“周娘家对屁股邻居，郎士林。”

“他多大？”

“毛孩子，十五六岁，上中学。”

“脑瓜好使吗？”张副局长指着自己的脑袋提示着问。

“不傻，但不是灵透人。看外表长得像个大小伙子，实情是个二二虎虎的孩子。”

“他常到周娘家干什么？也聊天？”

“他会聊个屁！他有时给周娘家买买东西。孩子们都嘴馋，周娘常给他吃的——你们疑心他杀了周娘？我看不着边！”

与此同时，刑警队队长伍志远和另一名侦查员也在和一位邻居交谈着。

这位邻居是位中年汉子，不住地好奇地打量着伍队长的脸。他似乎对伍队长对郎士林感兴趣不可思议。他说：“我恍恍惚惚记得小林子上午去过周娘家，几点几分我可说不好，因为他经常出出进进周娘家，谁也不拿他当回事。不过，你们要是怀疑小林子杀了周娘，可实在有点不着边……”

“他是在周娘去打水前还是打水后去的周娘家？”

“因为我没见周娘打水，所以前后我可说不上来。”

“平日郎士林家都有谁在家？”

“他妈。他妈是街道代表。”

正如邻居们所介绍的那样，郎士林家和周顺安家是对屁股邻居。两家是被后山墙隔开的，不准确地说——因为排房的走向是顺老弯道的弯曲走势盖成的，所以房子的朝向很不正，也只能是不准确地说周顺安家房门朝西，而郎士林家在另一个院里房门朝东。

仲春季节，这里的空气同样是干燥的。不同的是空气中带着三分咸味，可地却是黏湿湿的，踩上去咕咕吱吱地响，还结出一个个盐碱圈。派出所的那位胖且矮的老民警缓缓地迈着外八字步头前带路，后面跟着贾处长，还有技术员、侦查员，张副局长在后面压着阵脚。

一溜长长的队伍来到郎士林家门口，胖民警隔门和屋里打招呼。从门里走出郎士林的母亲，这是一位刚刚步入老年的妇女，中等个，适中身材，一张上方下圆的红脸膛，两眼透着精明干练。

“快进屋。干你们这行的真是辛苦，昨晚一宿没合眼……”

“这是我们市局、分局的领导。”胖民警指着身后的众位介绍说，“他们想在你这里开开会，研究研究案子。”

这话是事先研究好的。说心里话，在场人谁也不希望这位居民代表的儿子杀了人。她毕竟是他们的积极分子、依靠对象，为政府做过许多工作。可是，案件是无义的，法律是无情的，顾不上许多。这位居民代表很知趣，她给他们安排好，退出去了。贾处长没有落座，在屋里转来转去。隔着窗户，他那犀利的目光突然落在对低矮的小厨房屋顶上——准确地说是落在屋顶上的一个木盆上。

那木盆还湿漉漉的，像是洗过衣服不久。他吩咐技术员把木盆端进屋。技术员从勘查包里拿出一个盛有粉末的药瓶，用一个专用勺取出一些药粉，均匀地撒在木盆底。

药粉立即变成暗绿色。铁一样的事实，证明木盆中残存着血迹。

“不过，”张副局长别有见解地说，“有妇女的人家，洗洗涮涮，木盆存有血迹这不足为奇……”

张副局长说得有道理，应该谨慎从事。贾处长像是突然发现什么，独自闯出屋，隔窗可以看见他在院里的活动。他正在打量窗台上的一双松紧口布鞋。他把鞋拿进屋。鞋是新刷过的，还没有干。技术员作了同样技术处理，鞋底鞋帮残存着血迹。

郎士林的母亲被叫进屋，他见一位警察手中提着她儿子平时穿的一双鞋，特别是一屋子警察盯着她瞧。她神情有些慌乱。

“这是谁的鞋？”侦查员把鞋举到她面前问。

“我儿子小林的。”

“是你给他刷的吗？”

“不，不是。是他自己刷的。”

半天谁也没再吭声。

“你儿子他人呢？”张副局长打破沉默。

“上学去了。”

“走，你陪我们去把他找回来。”

“小林他不会干这事吧？”

“我们也不愿意这样想，可是……”张副局长没把话说完。

“周娘平日对他不错，他干嘛要杀周娘？”

“我们还是把他找回来问问吧！”

学校里没有见到郎士林的影子，老师说他没请假，不知为什么没来上学。

“我知道郎士林干什么去了。”一位同学突然喊道，“他看电影去了。”

按照那位同学说的电影院，费了一番周折，才把郎士林找到。

张副局长和几名侦查员几乎同时发现郎士林穿的衬衣不对头。衬衣本来是白的，由于旧了，变成灰不溜秋的颜色。可是胸前却有一道道白颜色，像是刻意涂抹上去的。

张副局长拽起他衬衣的前胸仔仔细细地瞧看，用手摸了摸，问：“这是什么？”

郎士林低头不语。

“说呀，这是什么？”

“牙膏。”伍志远弯腰从地上捡起一根冰棍棒，试着把牙膏刮掉：血，被牙膏遮盖着的是血。

经过化验，木盆中的血、鞋上的血、衬衣上的血和周顺安的血型完全一致。

郎士林被带进审讯室。这位十六岁的学生身体发育过早，看上去的的确确像个大人。他那张黑黑的长圆脸朝向地，脸上毫无表情，像盐田里结晶出来的一块盐坨子。

“郎士林。”

“嗯。”

刑警队队长伍志远站在郎士林面前，伸手托起他的下颏：“抬起头来，说说吧，怎么回事？”伍队长像哄孩子一样哄着郎士林。

“是我杀了周奶奶。”

“嗯，很好。错了敢于承认就好。”

“会枪毙我吗？”

“你说呢？”

郎士林呜呜哭起来。他害怕了，也后悔了。

“别哭别哭，把事情说清楚，今后好好改造自己，不会枪毙的。你还是个孩子，怎么能枪毙呢！”

郎士林用脏兮兮的手背抹去脸上的泪花，抬头看了看伍队长，似乎想看看伍队长说的是真是假，然后又低下头……

过了好长时间，他才结结巴巴地说：“昨，昨天上午，我……见周奶奶去打水……我进了屋，看见……看见……我老是看见在周奶奶家箱子上放着一块……一块手表。我想我……要是也有块手表多好，多好呀！我拿起手表看了看，又，又听了听，咔咔地响。我把表装，装进我口袋里了。过了会儿，我又把它拿出来放……回箱子上。可是，我，我还是想把它，把它拿走。我又把它装进口，口袋。我刚要出门，周奶奶打水回来了。她看了看我，又瞅瞅箱子上，她把我叫住了。我把表掏出来还……给她。她转身把表又放，放回箱子上。我拿起搓板，从身后打，打她的脑袋，她倒了。我又用她家的斧，斧子使劲砸，还用我身上的小刀，割她的脖，脖子。周奶奶死了。我怕人知，知道。我把她抱进立柜，钉……”

“是块什么样的表？”

“上海牌。旧，旧的。”

“表呢？”

“我……扔进门口水，水坑里了。”

伍队长停下手中记录的笔，久久地注视着这位年仅十六岁、长相有点傻呵呵的孩子，怎么也想不通。他想：表，一块旧表，因为他觉得好玩，把疼他、喜欢他的周奶奶杀了。假如像这样的孩子——一个中学生能有块自己的表——一块不值钱，不起眼的表，周奶奶或许还会活下来，活到一个自自然然来到的尽头。可惜，这样一块不值钱的表，在那种岁月，连很多大人都买不起！

不久后，郎士林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来源：路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