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现代冷链技术的保障下，荔枝早已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应季水果，但在技术条件有限的唐代，将新鲜荔枝从岭南送达长安，却是一个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原因在于，荔枝极易变质，所谓“一日色变，两日香变，三日味变”说的就是荔枝容易变质的特点。
《长安的荔枝》作者：马伯庸
每当“长安”和“荔枝”同时出现时，我们就很容联想起唐朝诗人杜牧的那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杜牧的这句诗，描绘了唐玄宗为博杨贵妃一笑，不惜劳民伤财，从遥远的南方运送荔枝到长安的情景。
在现代冷链技术的保障下，荔枝早已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应季水果，但在技术条件有限的唐代，将新鲜荔枝从岭南送达长安，却是一个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原因在于，荔枝极易变质，所谓“一日色变，两日香变，三日味变”说的就是荔枝容易变质的特点。
但对于高高在上的唐玄宗来说，这些细节问题并不重要，只要能博美人一笑，耗费再多、任务再难也在所不惜。然而，唐玄宗可能有所不知的是，恰恰是这些细节问题，隐含着帝国的微观现实，以及众多人的生活与命运。
那么，在这次荔枝转运的过程中都发生了哪些动人心魄的故事呢？这次事件对整个唐朝社会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对于这些问题，作家马伯庸以其丰富的想象力和扎实的史料研究，在这部历史小说《长安的荔枝》中做出了精彩的还原与推断。
在书中，马伯庸从一位基层办事员的视角出发，通过一次荔枝转运事件，让我们得以窥见大唐权力的运作机制，以及具体办事人员的命运起伏。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本书的精彩内容。
新生活即将开始却被坑入局
我们的主人公名叫李善德，是上林署的一名小职员。开元十五年，也就是公元727年，他通过明算科入仕，24岁踏入官场，如今已42岁，现任上林署从九品下的监事。
按唐朝官阶，从“正一品”到“从九品下”共分为九品三十级，李善德的从九品下属于最末流。
李善德之所以“混”得这么差，除了没背景外，还在于唐朝以文取士的科举制度。玄宗时，科举分为五个科目：“进士”“明经”“明法”“明字”“明算”，其中“进士科”最重要，“明算科”则居于最末，升迁最难。
此外，唐朝做官还讲究“身、言、书、判”，即相貌、言辞、书法、判断力。李善德“相貌枯槁、嗓音干涩、字迹凌乱”，四条标准三条不合格，自然更难升迁了。
不过，李善德并非野心勃勃之人，他知足常乐，家庭生活也算美满。他有一位贤惠温柔的妻子，从不嫌弃他贫穷没本事，两人育有一个乖巧懂事的女儿，会“抱住他的脖颈，一直阿爷阿爷叫个不停”。
天宝十四年（755年）二月初三，李善德掏出毕生积蓄一百贯，又向招福寺借贷二百贯，终于在长安城南的归义坊买下一座宅子，结束了“长漂”岁月。虽然背上了沉重的“房贷”，但新生活即将开始，李善德心中满是快意。
而且，喜事接连而来。回到衙署上班的李善德发现，上司刘署令特意置办了丰盛的午餐招待他，并取出一张文牒，告诉他内廷要采办荔枝煎，特设置一名荔枝使，期限是六月初一，大家一致决定将这个差事交给李善德。
为什么说是喜事呢？因为荔枝使虽然不是正式官职，但因为是为皇帝办事，权力大、油水足。而所谓的荔枝煎，就是将荔枝肉用蜂蜜浸泡后制成的类似果脯的东西，既保留了部分鲜味，又解决了荔枝易变质的难题，因此这个差事并不难做。
上林署的日常工作本就是为朝廷供应各种果品蔬菜，李善德没有多想，当即在敕牒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然而，“事出反常必有妖。”其实，李善德是被坑了。回家路上，他不小心被车辙印绊倒，文牒掉落后竟飞出一张小纸片。原来，文书上写的根本不是“荔枝煎”，而是“荔枝鲜”。这张纸片是刘署令特意贴上去的，目的就是哄骗李善德接下这个差事。
荔枝煎与荔枝鲜虽只有一字之差，任务难度却是天壤之别。在唐朝，从岭南运送鲜荔枝到长安，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如果无法完成皇帝的差事，等待李善德的就是罢官论罪，甚至牵连家人，变卖为奴。
李善德急忙去找刘署令求助，但“坑”本就是刘署令挖的，又怎会让他轻易脱身？
绝望之际，李善德在回家路上遇到了好友韩洄。韩洄拉他去喝酒，还引荐了刚被授官的杜甫。
在酒桌上，经好友点拨，李善德得知了这次荔枝转运的真相：原来杨贵妃的生日恰是六月初一，这新鲜荔枝正是玄宗为贵妃准备的生日礼物。
皇帝要玩浪漫，苦的却是底下办事的人。这个差事几乎不可能完成，于是层层下派，最终落到了无权无势的李善德头上。
韩洄给李善德出了个“止损”的主意：与妻子和离，也就是协议离婚，以免连累妻女；同时在六月初一之前，利用荔枝使的权力多捞些油水，帮妻女还清房贷，并为她们攒下后半生的保障。李善德正打算写下“放妻书”时，杜甫却提出了反对意见。
这位大诗人虽无具体行政经验，却以诗意的智慧鼓励李善德：“左右都是死局，何不去岭南走过一趟再来定夺？”
他还讲了一个老兵的故事：老兵在西域从年轻到须发皆白，始终未能回乡，但他并未放弃，而是拼命练习刀术、骑术，最终百战幸存，成功从西域还乡。
趁着酒兴，杜甫还将这位老兵的事迹写成了诗，赠与李善德。
诗中写道：“出门日已远，不受徒旅欺。骨肉恩岂断，男儿死无时。走马脱辔头，手中挑青丝。捷下万仞冈，俯身试搴旗。”
看着这首慷慨激昂的诗，李善德心中的希望之火被点燃了。他决定，先去岭南走一遭再说！
实地调研找到转运之法
二月初五，李善德离开长安，奔向岭南，一个多月后，三月初十，他终于抵达广州。
尽管李善德是奉皇帝之命的荔枝使，但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要想顺利完成荔枝转运的任务，必须得到当地官府的支持。因此，李善德一到广州，便立即前往拜访岭南经略使何履光。
唐玄宗统治后期，朝政日下，社会矛盾加剧，边疆形势紧张。为了维持统治，中央朝廷放任地方权力膨胀，在边疆地区设立节度使和经略使，后世统称为“天宝十大节度使”。
这些节度使如同地方上的土皇帝，掌握着财权、兵权、行政和人事大权，形成了“外重内轻”的政治格局。这也为唐朝后来的“藩镇”问题埋下了隐患。
岭南经略使是其中最南端且实力最弱的一个，但即便如此，官威依旧不小。面对运送鲜荔枝进京这样棘手的任务，官场老手何履光自然不愿插手。因此，何履光拒绝为李善德提供经费和人力支持，仅用岭南五府的通行符牒打发了他。
李善德未能获得当地官府的支持，正感绝望之际，胡商苏谅主动找上门来，表示愿意承担李善德的经费。原来，通行符牒对李善德用处不大，但对商人来说却极为重要。商队凭借符牒可以“畅通无阻，货物无需过所，更不必交税”。
在得到苏谅的支持后，李善德随即前往荔枝的主产地——从化县。在那里的荔枝种植园，他结识了为经略府种植特供荔枝的峒人少女阿僮，并从她那里了解了荔枝的成熟日期和催熟方法。
在苏谅和阿僮的帮助下，李善德开始了转运荔枝的三次试验，重点解决两个问题：如何延缓荔枝变质的时间，以及如何提高转运速度。
三月十九日，第一次试验开始。李善德采用了“盐洗隔水之法”，即用盐水清洗荔枝，然后在双层瓮的外层注入冷水进行保鲜。这种方法使荔枝在第四天甚至第五天才开始腐败。同时，李善德派出四支队伍，分别走不同的进京路线，其中最远的队伍渡过了长江。
然而，试验花费巨大。为了进行第二次试验，李善德不得不答应苏谅的要求，再次前往经略府讨要四张通行符牒。
经过一番周旋，经略府答应了李善德的请求，但却在他身边安插了一个卧底，叫作林邑奴。林邑奴是一名来自林邑国（今越南中部地区）的奴隶。
三月三十日，第二次试验开始。保鲜方面，从携带成熟荔枝改为运送半熟荔枝，使荔枝变质的时间延长了半日。转运路线方面，李善德根据第一次试验的结果，改进了两条路线进行试验，这次多跑了两百里。
在第二次试验期间，李善德参加了峒人的荔枝宴。宴会上，他给林邑奴递了一碗酒。这一善举，深深打动了这个从未被当人看待的林邑奴。
在与阿僮的交谈中，李善德灵光一闪，终于想到了运输荔枝的终极保鲜方法——分枝植瓮之法。也就是将荔枝树的树干切下，同时在双层瓮中放置土和清水，直接在瓮中培养荔枝树干。
这个方法说动了苏谅，他不再要求通行符牒，而是希望成功转运后，得到“报效”的机会，也就是出钱为朝廷转运荔枝，以求获得折税等补偿。
与此同时，经略府通过林邑奴得知了李善德的计划。为了防止玄宗猜忌经略府办事不力，何履光决定在半路除掉李善德。
四月十日，第三次试验开始。这次李善德只安排了一支试验队伍，并亲自跟随队伍出发，却不知路上正有杀机在等待着他。
借用权力完成差事
不过，何履光派出的杀手并未得手。原来，林邑奴为报答李善德的“碗酒之恩”，竟奔跑数百里前来报信。途中他被一只猛虎追赶，李善德的队伍用燃烧的骆驼粪驱赶老虎，救下了林邑奴。可惜，林邑奴因肺部“跑炸”最终身亡。而何履光的杀手们则被李善德诱入陷阱，最终命丧虎口。
第三次试验中，荔枝坚持到第十一天才开始变质，队伍最终抵达丹江口。根据三次试验的结果，李善德制定了最终的转运方案。该方案以“分枝植瓮之法”和“盐洗隔水之法”进行保鲜，并优化了转运路线，全程仅四千六百里，避开了大泽、逆流、险滩等险阻。
此外，李善德还计划借助朝廷的组织动员能力，增加马匹、骑手更换频率以提升转运速度。一旦过长江，还将从各地冰窖调冰，进一步增强保鲜效果。
四月二十二日，李善德回到长安，准备向朝廷提交转运方案。然而，长期身份卑微的他显然不懂权力运作的规则：没有高层支持，事情便难以推进。
李善德四处碰壁：他先去找户部，户部让他去找政事堂，政事堂又要求六部审议，太府寺推诿给兵部，而兵部连门都没让他进。最终，转运方案还被宫市副使鱼朝恩骗走。
就在李善德陷入绝境时，一名小宦官送来了“冯元一”的名片，并让他申正酉初，也就是下午4点到5点前往招福寺。尽管一头雾水，李善德还是决定一试。
当天下午，李善德凭借名片在招福寺见到了权倾朝野的宰相杨国忠。凭借详实的转运计划和大量数据支撑，李善德成功说服杨国忠，证明自己能在贵妃生日当天献上新鲜荔枝。因此，杨国忠将自己的银牌赐予李善德，助他一臂之力。
然而，李善德未能为苏谅争取到“报效”的机会，杨国忠对此不予理会，因他自有敛财之道。
第二天，李善德凭借杨国忠的银牌，成功调动兵部、户部、太府寺等衙门，按转运方案分配各项任务。
五月九日，李善德第二次来到岭南，这次，岭南经略府也很配合李善德，但是表面顺利的情况下，却暗藏危机。
首先，李善德得罪了苏谅，因为他没有为苏谅求来“报效”的机会。李苏二人为此闹翻。同时，经略府妄自揣测李善德意图，居然派兵抓捕苏谅，苏谅闻风而逃，并带走了关键“器具”双层瓮。
其次，李善德也得罪了阿僮。杨国忠临时加码，随意增加转运荔枝的数量，而经略府为了保证任务完成，继续加码，导致阿僮的果园被毁。
没有双层瓮，李善德便改用单层瓮塞入牛胃，并在牛胃与瓮之间注入清水以替代。然而，他无法改变官僚体制层层加码的惯性，无法弥补对阿僮的伤害。
五月十九日，转运队伍按计划出发。李善德提前出发检查沿途情况，发现岳州境内发生逃驿事件，队伍到了这个驿站便无法更换马匹和骑手，严重影响转运速度。加上双层瓮的缺失，荔枝枝干可能提前枯萎。为应对危机，李善德赶往江陵，命令当地官府运送冰块前往岳州接应，以抵消前期的不利影响。
历经重重波折，六月初一的午时，荔枝终于送达长安。然而，99%的荔枝毁于途中，尽管耗费巨量人力物力，最终仅从岭南运回两坛荔枝。
原来只是政治游戏的棋子
荔枝终于在贵妃生日当天送达长安，尽管不算太新鲜，但贵妃依然欣喜若狂。玄宗见她开心，自己也心满意足。杨国忠则因成功取悦帝妃二人而洋洋得意，仿佛所有人都沉浸在喜悦中。
按理说，李善德也该高兴。毕竟，他让这么多大人物满意，未来荔枝转运的差事非他莫属，飞黄腾达指日可待。
然而，李善德却开心不起来。与高高在上的权贵不同，作为具体办事人员，他亲眼目睹了转运过程中的巨大耗费和民生艰难，他决心为百姓发声。
杨国忠召见李善德，对他大加赞赏。然而，李善德却冷静地询问了转运花费的出处。这正是杨国忠的“妙手”——他将这笔巨额开销转嫁给了沿途的驿站和附近的农户。这样一来，不仅没有花费朝廷一分钱，反而为皇帝“赚”了一笔。
可是，那些可怜的驿卒和农户怎么办？李善德向杨国忠直言进谏，附近的农户早已“家无余米，人无蔽衫，连扇像样的屋门板都没有”，如今又被迫承担荔枝转运的费用。因此，转运途中的逃驿事件绝非偶然。
然而，杨国忠不仅没有表现出身为宰相的忧国忧民，反而勃然大怒，挥动手中的马球杆，将李善德打得吐血。
李善德深知自己得罪了宰相，前途堪忧。于是，他找到好友韩洄和杜甫，与他们饮酒话别，交代后事。
就在这时，那个神秘的小宦官再次出现，冷冷地说：“今日未正，金明门。”说完便走。未正是下午2点，金明门是兴庆宫的宫门之一。
三人赶到金明门，发现今天居然有“观民之仪”，所谓“观民”，是说玄宗皇帝每月都会登上金明门，向下俯观百姓，百姓则在门下叩拜皇帝。
李善德挤在人群前面，发现有一个宦官朝自己的方向指了指，皇帝和贵妃也朝这边望来。之后李善德竟被玄宗赐予一篮嘉庆坊绿李，这让他一头雾水，但消息灵通的韩洄却为他解开了谜团。
原来，所谓的“冯元一”就是大宦官高力士，冯元一是高力士进宫前的名字。高力士之所以安排李善德去找杨国忠，正是为了打击政敌鱼朝恩；安排李善德前往金明门，则是为了不动声色地向皇帝邀功：转运荔枝，是我高力士的安排。甚至，高力士本就是岭南人，转运岭南荔枝的计划，很可能正是他的主意。
至此，李善德才恍然大悟：从头到尾，拼死拼活的自己、耗费无数的转运、以及无数百姓的血泪，都不过是高层政治游戏的一枚枚棋子罢了。
由于李善德得到皇帝的亲自赏赐，李善德的处理也得以从轻发落：“杖二十，全家长流岭南”。
一年后，流放在从化的李善德一家得知，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初九，安禄山起兵造反，相继攻陷洛阳、长安，玄宗皇帝仓皇出逃蜀中，而早已离开长安、远在岭南的李善德反而躲过一劫。
乱自上作和祸由下担
好，讲到这里，《长安的荔枝》这本书的内容我们就介绍的差不多了。
关于这本历史小说的核心主旨，我们或许可以用“乱自上作、事由中办、祸由下担”这十二个字来概括。
所谓乱自“上”作，指的是祸乱的根源往往来自上位者。在本书中，从岭南运送荔枝到长安这一劳民伤财的事件，正是源于唐玄宗为博杨贵妃一笑的荒唐决定。围绕在玄宗身边的权贵们，高力士、杨国忠之流则推波助澜，谏官们则装聋作哑，各部衙门互相推诿，就是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直言反对。最后只有一个小官李善德敢于为民请命，却遭无视甚至迫害。
这些上位者的所作所为，正是安史之乱的祸根。小说中暗藏的藩镇坐大、农户破产等“盛世危情”，如果玄宗朝君臣能够不耽于享乐争权，而是振作起来，及时重视并加以解决，或许大唐盛世就不会戛然而止。
更耐人寻味的是，在本书中，越是身居高位者，道德水准反而越低。基层官吏中，李善德、韩洄、杜甫，始终保持着良知，敢于抨击时弊；普通百姓中，阿僮天真善良，胡商苏谅虽重利却也重义，林邑奴则报恩而死。
反观那些光鲜亮丽的上位者们，刘署令的坑骗、鱼朝恩的抢功、何履光的暗杀、杨国忠的转嫁负担，无不暴露出其道德沦丧、手段卑鄙。这种上下颠倒的道德图景，构成了对封建统治阶层的辛辣讽刺。
所谓事由“中”办，指的是上位者只需动动嘴，基层官吏就要跑断腿。这些身处中层的办事人员，虽权小位卑，却承担着绝大部分的苦活累活。如果他们不愿接手，上司甚至会不择手段地哄骗、逼迫。然而，即便他们兢兢业业，晋升提拔却总与自己无缘，好处还是属于那些有背景、善逢迎、通人情的人。
这些基层官吏夹在朝廷与百姓之间，处境尤为尴尬。他们大多良心未泯，却不得不屈从于强大的官僚体制。位卑言轻的处境，迫使他们时常违背本心，做出伤害百姓的事。正如李善德不得不“背弃”对苏谅的承诺，忍痛毁掉阿僮的荔枝树。
这些基层官吏其实才是权力最扎实的根基。在《长安的荔枝》中，正是在李善德这样勤勉尽责的基层官吏的辛勤付出下，才创造了将荔枝从岭南运至长安的奇迹。
所谓祸由“下”担，说的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无论什么时候，最苦的永远是最底层的普通百姓，而且他们的声音却总是被排除在史书和庙堂之外。
安史之乱中，人们只记得杨贵妃香消玉殒马嵬坡，却鲜有人关注因战乱而家破人亡的无数百姓。在《长安的荔枝》中，那些逃驿的驿卒、逃户的农民，作者虽未明言他们的结局，但违背朝廷旨意的他们，除了饿死荒野或落草为寇，可有的选择并不多。
书中的大诗人杜甫是为数不多关注百姓疾苦的文化名人，他的《石壕吏》中，老翁老妇一家，三个儿子战死两个，穷得“出入无完裙”，却仍要强征老妇。老妇被带走后，全家人“如闻泣幽咽”，这泪水，正是对封建统治最沉痛的控诉。
所谓“高阁垂裳调鼎时，可怜天下有微词。覆舟水是苍生泪，不到横流君不知。”
长安本不产荔枝，这荔枝的甘甜，正是大唐百姓斑斑血泪的苦涩凝结。
来源：鹰哥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