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儒释道三教犹如三颗璀璨的明珠，各自散发着独特的光辉，却又在历史的长河中相互碰撞、交融，共同构筑起了华夏文明的深厚底蕴。

在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儒释道三教犹如三颗璀璨的明珠，各自散发着独特的光辉，却又在历史的长河中相互碰撞、交融，共同构筑起了华夏文明的深厚底蕴。

禅宗语录中出现道家修真用词这一饶有趣味的文化现象，正是三教思想交融的生动体现，其背后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与思想智慧，远非简单的模仿所能概括，而是文化适应与思想创新深度结合的产物。

一、文化语境的本土化需求：禅宗融入本土的巧妙策略

禅宗，作为佛教中国化进程中最为璀璨的成果之一，尤其是六祖慧能开创南宗之后，踏上了一条主动融入中国文化语境的发展道路，这成为其广泛传播的关键策略。

自魏晋玄学盛行以来，道家词汇逐渐渗透进本土哲学的核心领域，成为人们理解宇宙、人生等重大问题的关键概念。

禅宗敏锐地捕捉到这一文化趋势，巧妙地借用道家术语，以此作为传播佛法的桥梁。

以“无位真人”这一概念为例，在临济义玄的思想体系中，它被用来指代佛性本体，也就是众生的“本来面目”。

这与道教中追求肉身成仙的“无位真人”有着本质的区别。

道教中的“无位真人”往往与特定的修炼方法和肉身的超凡转变相关联，而临济义玄剥离了这一概念中与肉身成仙相关的意涵，将其重新诠释为心性觉悟的象征。

通过这种方式，禅宗利用了道家已有的概念框架，却赋予其全新的佛教内涵，使更多中国本土的信众能够理解和接受佛性的概念，大大降低了传播的门槛。

再看“自然”一词，其源自道家经典《道德经》。

在道家思想中，“道法自然”表达的是一种宇宙论，强调道的运行遵循自然的规律，自然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自在自为的状态。

而禅宗却将“自然”转化为“本来现成”“不假修证”的悟境表达。禅宗认为，众生本具佛性，这种佛性并非通过外在的修行刻意塑造，而是原本就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只要觉悟到这一点，便是达到了“自然”的悟境。

这种对“自然”概念的重新阐释，与道家的宇宙论形成了微妙而深刻的差异，既借用了道家术语，又发展出了符合自身教义的独特理解。

二、概念框架的创造性转化：解构与重构的智慧

禅宗对道家术语的运用，并非简单的挪用，而是进行了具有解构性的重构，展现出独特的思想智慧。

在道教体系中，“真人”有着严格的修炼次第，如《钟吕传道集》中所阐述的五等仙说，从鬼仙、人仙、地仙、神仙到天仙，每一等都对应着不同的修炼境界和方法。

然而，禅宗却以一种看似平常却又极具颠覆性的方式消解了“真人”概念的神秘性。赵州从谂那句著名的“平常心是道”，将“真人”所代表的超凡境界拉回到日常生活之中。

在禅宗看来，人们无需通过繁琐的修炼程序去追求一个遥不可及的“真人”境界，只要在日常生活中保持一颗平常心，吃饭穿衣、行住坐卧之间皆能体悟到道的存在，这便是“真人”的境界。

这种对“真人”概念的重新诠释，打破了道教传统修炼次第的束缚，赋予了这一概念全新的生命力。

同样，“金丹”在丹道中是一个指向具体修炼法门的重要概念，无论是外丹炼制还是内丹修炼，“金丹”都被视为修炼的关键成果。

但在禅门语录中，“金丹”常常被转化为“自性金丹”，如《永嘉证道歌》中所提及的。

在这里，“金丹”不再是与具体的生理或物质层面的修炼相关，而是成为心性觉悟的隐喻。

禅宗认为，真正的“金丹”并非通过外在的丹药炼制或身体修炼获得，而是通过对自心的觉悟，发现自身本具的佛性，这种佛性就如同“金丹”一般珍贵，能够使人获得解脱和自在。

通过这种转化，禅宗巧妙地利用了“金丹”这一富有吸引力的概念，来表达自身的心性学说，实现了对道家概念的创造性转化。

三、思想对话中的批判性互动：彰显佛教立场的超越性

部分禅宗公案刻意使用道家词汇，表面上看似借鉴，实则蕴含着深刻的思想意图，旨在彰显佛教立场的超越性。

药山惟俨与李翱的对话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当李翱向药山惟俨请教“道”时，药山惟俨以“云在青天水在瓶”作答。从表面上看，这一回答借用了道家常见的自然意象，云在天空飘荡，水在瓶中静止，呈现出一种自然而和谐的状态。

然而，药山惟俨的真正意图并非在阐述道家的自然观，而是暗含着佛教“应无所住”的般若智慧。他通过这一回答，提醒李翱不要执着于对“道”的固定认知，无论是道家所理解的道，还是其他任何概念，都不应成为心灵的束缚。

云与水的状态只是一种自然的显现，人们应该超越对它们的执着，以一种无所住心去体悟真正的佛法。

黄檗希运在《传心法要》中论“道”时强调：“道本无修，法本无相”。这句话乍一听，似乎与老庄的思想有相似之处，都强调道的自然无为。

但深入分析就会发现，黄檗希运的意图是通过这种否定式的表达来划清与道家本体论的界限。

道家的本体论往往强调道的客观存在性以及道对万物的生成和主宰作用，而黄檗希运所阐述的“道”是佛教意义上的空性之道，它超越了一切形相和概念，既非有，亦非无，是一种不可言说、不可执着的存在。

通过对“道”的这种独特解读，禅宗彰显了自身在思想上的超越性，虽然借用了道家的“道”这一概念，但却赋予了其完全不同的内涵。

四、历史语境的深层互渗：实践层面的技术性互鉴

中唐以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思想的交流，儒释道三教合流的趋势日益明显。在这种历史语境下，禅道思想在实践层面产生了技术性的互鉴。

道教的“坐忘”源自《庄子·大宗师》，其强调通过忘却自身与外界的一切，达到一种与道合一的境界。

佛教的“禅那”则是通过专注于内心的修行，实现对自我和世界的洞察与觉悟。这两种调心方法在本质上有着相似之处，都注重通过内心的修行来实现精神的超越。

曹洞宗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相似性，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默照禅”。

“默照禅”强调通过静默观照的方式，让修行者专注于内心的体验，去除杂念，从而实现对佛性的体悟。这种修行方法既借鉴了道教“坐忘”的某些精神内涵，又融入了佛教自身的教义，成为禅道思想在实践层面互渗的一个典型例子。

宋代禅宗语录中出现了“抽添”“火候”等丹法术语，如在《碧岩录》中。这些术语原本是道教内丹修炼中的重要概念，“抽添”指的是在修炼过程中对精气神的调节，“火候”则强调修炼过程中时间和程度的把握。

在禅宗语录中，这些术语被借用过来诠释心性修炼。

但需要明确的是，禅宗借用这些外丹隐喻并非是在探讨生理转化的理论，而是将其作为一种形象的表达方式，来阐述心性修炼过程中的种种状态和变化。

禅宗认为，心性的修炼如同炼丹一般，需要把握好时机和分寸，通过不断地调整内心的状态，去除烦恼和执着，最终实现心性的觉悟。

这种借用丹法术语的方式，体现了禅道思想在实践层面的互鉴，同时也展现了禅宗在思想表达上的灵活性和创新性。

结语：超越模仿论的诠释视角

禅宗语录中出现道家修真用词的现象，绝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模仿”。这种观点容易陷入文化本质主义的误区，忽略了其中所蕴含的深刻文化内涵和思想创新。

从本质上讲，禅宗对道家词汇的运用是基于中国语言哲学“得意忘言”的传统。

在中国文化中，语言不仅仅是一种交流工具，更是传达思想和精神的载体，但同时人们也认识到语言的局限性，真正的道或真理往往超越语言的表达。

禅宗正是利用了这一传统，借用道家词汇的符号外壳，重构了其思想内核。

正如永明延寿在《宗镜录》中所言：“借路通宗，不存文字”，禅宗通过这种跨文本的互文性，展现了中国佛教在语言策略上的主体性创造。

理解这一现象，需要我们跳出传统的“影响 - 接受”二元框架。

这一现象并非简单的一方对另一方的影响，而是在更深层的文化对话维度中展开的。儒释道三教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相互交流、相互启发，共同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

禅宗语录中道家修真用词的现象，正是这种文化对话的生动体现，它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和创新性，为我们深入理解中国文化中儒释道三教思想的交融提供了一个独特而珍贵的视角。

通过对这一现象的研究，我们能够更加全面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和多元魅力，感受到古代先哲们在思想探索道路上的智慧与勇气。

来源：念念随笔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