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手记 | 到现场去，到人民中去 ——英国记者乔治·何克给我的启示

摘要：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是在今年伦敦书展前夕。中国传媒大学的李琳熙老师把新译的《原上草：乔治·何克的故事》递到我手里。墨香未散，她就迫不及待地与我分享起这位哈彭登青年短暂而壮丽的一生。

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定格了他的笑容。

一位英国青年站在洒满斑驳树影的土墙前，头顶中国草帽，身着粗布衬衫，撸起袖子，面对镜头咧嘴一笑。

这是80多年前，身处中国西北支持抗战的乔治·何克。

这张照片、一双草鞋、以及其他展品放置在伦敦北郊的哈彭登镇博物馆。今年7月22日，关于他的特别展览在这里开幕，展览面积不大，但参观者看得很仔细。

7月22日，在英国赫特福德郡哈彭登镇，人们观看乔治·何克纪念展。新华社图

何克是何许人？是什么让这个英国小镇博物馆为他举办一个纪念展？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是在今年伦敦书展前夕。中国传媒大学的李琳熙老师把新译的《原上草：乔治·何克的故事》递到我手里。墨香未散，她就迫不及待地与我分享起这位哈彭登青年短暂而壮丽的一生。

1915 年，何克生于哈彭登镇。 1938年，他随姨妈、知名和平主义者穆里尔·莱斯特来到中国。原本，这只是一次“间隔年”的旅程。可在上海，他看见难民成群，听闻南京大屠杀，心中震动，决定留下来。

此后近八年时间里，何克积极投身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他曾担任英美多家媒体在华记者、中国工业合作运动西北办事处的“洋秘书”、陕西双石铺培黎学校校长。1945 年，何克在甘肃山丹因为感染破伤风不幸去世，当时他年仅三十岁。

“他曾做过记者？”何克多重身份中的记者职业让我产生了兴趣。

“是的，”李琳熙说，她专门就何克在华的新闻实践做了一番研究。

那时，《曼彻斯特卫报》在华缺少通讯员。没有任何从业经验的他，凭着敏锐的观察力和牛津大学哲学、政治、经济学的训练，很快写出了第一批报道。他笔下的中国，不是冷冰冰的战局，而是有血有肉、鲜活的人民。

后来，他担任过美国合众社的特约记者，也为英国《新政治家与国家》（New Statesman and Nation）、美国《密勒氏评论报》（The China Weekly Review）等报刊供稿。

在阅读了几篇何克的报道后，我被他接地气的文字深深吸引了。

1938年6月，他踏上前往延安的采访之路。途中，汽车轮胎报废，他与同伴不得不步行50公里。但何克并不抱怨，反而觉得“这为近距离观察乡村生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在路上就展开了采访。

“一座看似废弃的庙宇里，住着两位老人，一个65岁，一个72岁，笑着露出光秃的牙床。我用中文问：‘八路军，好不好？’你甚至不必听他们回答，两人已经咧着嘴笑了。”

何克还仔细察看沿途的路人：“军用卡车来来去去。有马队运载着当地生产的火柴，准备卖到西安去。独轮车队推着供应给延安的面粉，带出一片尘土飞扬。有时会经过一位高贵的女士，舒适地坐在驴背的驮垫上，带着她的宝宝去走亲戚。迁徙的学生和志愿加入八路军的人徒步前往延安，身无分文，只带了牙刷、锡杯和毛巾。”

到了延安，何克将看到的景象联想到周六晚上伦敦公园的情景。“宽阔的场地上正在进行激烈的篮球和足球比赛；裁判的哨声刺耳，欢乐的人群在旁边围观。紧张的业余骑手在路边上上下下，轮流骑马。”

擅长与人交流的何克还跟卖茶水和面条的摊主聊了起来，“摊主们不收我的茶水钱；他们一开始管我叫‘朋友’，但很快就升级成为‘同志’。”

读到这里，我忽然觉得，他比我更懂得“在现场”的意义。作为驻外记者，我深知跨文化采访的困难，但他却能用细节让英语读者感受到中国人的友好与朴实。

何克的报道里，并不总是轻快的画面。在日本侵华战争的背景下，何克的笔下出现更多的是士兵伤员、流离失所的难民灾民、缺衣少食的妇女儿童……通过与境遇各异的教师、司机、纤夫、工人等人的对话，何克讲述中国普通民众的故事，他们虽遭受苦难，却不折不挠、顽强地在乱世中保卫自己的家园。

1939年在晋察冀，何克因病休养期间写下了《赶骡人》，其中写道：“对村民宋国兴（音译）来说，所有摆在他面前的选择都看似希望渺茫。日本兵和他很快就会到达山上的岔路口。岔路口的一条路通向村子的高处，中国士兵就驻扎在那里；选择这条路对宋国兴来说意味着自由，或许还有钱拿。另一条路则通往山上，不知去向何处。” 最终他故意绕路欺骗敌人，并为此献出生命。

后来，何克投身于中国的工业合作运动，与来自新西兰的路易·艾黎、来自美国的埃德加·斯诺等国际友人致力于组织流离失所的工人和难民进行生产自救，在后方为支持抗战、供应军需民用工业物资提供支持。

他还担任了陕西宝鸡双石铺培黎工艺学校校长，给当地的孩子传授实用技能，希望他们毕业后能进入工业合作社。学校取名“培黎”，寓意着“为中国的黎明培育新人”。

甘肃省兰州城市学院广场上的何克塑像，2025年4月，邢奕摄

彼时，采访报道已不是何克的主要任务，但他还是没有停下四处奔走的脚，没有停下观察中国社会的眼，没有停下记录百姓生活的笔。

何克著作《我看到一个新的中国》，网络图片

1942年，何克将自己作为工合西北办事处秘书时期的见闻与调查写成《我看到一个新的中国》（I see a new China），并最终于1944年在美国出版。在该书前言中，何克写到：

“由于日本人对中国沿海城市的侵略，中国的经济重心被迫转移到偏僻的内陆地区……我想做的就是深入到他们中间去，看看战争中他们每天都在做些什么，去研究边区政府领导下的新的社会形式是什么，在封闭的村庄里，新的工业革命是如何开展的。我想知道的是，学生、教授、商人们怎么样与农民相处？农民工匠和从上海、汉口来的技工师傅的生活待遇怎么样？那些曾经住在郊区的难民们生活得怎么样？……”

八十年前，在新中国尚未成立时，何克已经在西北人民的生活里，看见了一个正在孕育的新社会，在战火纷飞的暗夜中预见黎明的到来。

不幸的是，1945年7月，何克与学生课外活动时弄破了脚趾，因为只穿了草鞋，他的伤口感染破伤风，几天后在甘肃山丹去世。他未能亲眼目睹新中国的诞生。

在病床上的最后时刻，何克请求朋友给他读一些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中的段落，并要来笔和纸，写下“把我的一切献给培黎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