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海宁陈乃乾先生是我学习古籍版本知识和鉴别版本技能的老师。我从老师学到的，不只是版本学，还有那目录学、索引学、整理古籍和影印古籍的规划和方法等等种类繁多的本事，在我后来的工作中都深深显示了老师的影响。
陈乃乾（1896-1971）
海宁陈乃乾先生是我学习古籍版本知识和鉴别版本技能的老师。我从老师学到的，不只是版本学，还有那目录学、索引学、整理古籍和影印古籍的规划和方法等等种类繁多的本事，在我后来的工作中都深深显示了老师的影响。
虽则我学习得非常之差，算不了是老师的一个好学生。可是老师对我是很钟爱的，循循善诱，多方嘉掖，使我今天回忆起这位勤勤恳恳、忠心耿耿为祖国宝贵的文献遗产做了一世搜辑、保存、整理、传播工作的老学者，又是那样一位爱护培养后学的可敬的老师，在他的晚年遭遇“十年动乱”的残酷折磨，去世在僻远的地方、暗淡的环境中，不禁心摧欲裂。傅璇琮学兄在今年初给我的书简说：“乃乾先生在中华书局工作期间(1958—1966)，琮曾多次求教，得蒙教诲奖誉，至今印象甚深。晚年遭十年浩劫，老死于浙东之偏僻山村，一代学人，沦落至此，令人感叹！”可见凡对老师有接触的后学，都有相同的感觉和情怀。于是激发了我执起秃笔，在泪眼模糊之中，写下点滴对老师的回忆。
阮芸台(元)的《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中华书局出版
我是在一九二九年十七岁时拜陈老为业师的。他本是我爸爸和伯伯(怀琛先生和朴安先生)的至交，我本执子侄之礼。但我年幼之时学习四书、五经，是奉命读书，无志于学，所以也没有设想要拜这样一位亲近的学者长辈为老师。十六岁那年，就读于武进顾惕生(实)老师教课的一所学校，老先生教我读《汉书·艺文志》(是用他写的《讲疏》做课本)，不知怎样一下子引起了我做乾嘉学派考证之学的兴趣，爸爸就命我圈读《汉学师承记》，伯伯教我学古文字学和校勘学。兴趣越来越浓厚，路子似乎越走越宽广。读阮芸台(元)的《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注意到他率领的校勘班子是利用了那么多的不同版本互勘异同，发现问题，就明白要校理古籍，不掌握版本学和记熟每种古籍的版本情况是不行的。我父亲有两大间藏书，我那时自己的小书房里也购置了好些图书，于量不为不多，可就是并没有版本价值的旧版书。爸爸的藏书里有一部商务印书馆印的《四部丛刊》，他老人家是读书的内容，我却“如获至宝”地把这部“网罗善本，景印留真”的大丛书作为揣摩版本学的津逮。爸爸不大赞成，常用章实斋(学诚)批评黄荛圃(丕烈)搞的是“横通”之学来告诫我。他老人家当然不会花钱去买版本书。我是靠爸妈给的零用钱撙节下来买些书，只好买点通行本。伯伯家的藏书比我家多三倍到四倍，四部书籍粗备，最多的是文字学一类的书，但也不以版本为重点。可陈老先生不这样，他家的版本书可多啦，汗牛充栋。客堂间里四壁净是高高的书架，从楼梯到楼上，也全是旧本书籍。于是我虔诚拜老世伯为师，一是求其指点，二是贪能多得感性认识。那时我伯伯和一些学者朋友们组织了一个学术团体，叫做“中国学会”，陈老是会员，我也忝为小会员。学会每一两个月有一次集会，借此机缘得以饱聆老师宿儒的高论。陈老谈版本之学，以其经验，别有一番心得，使人心折，亦令我钦佩无已。他反对“玩物丧志”，但主实际效用。说版本之学不定是宋元珍本、名钞宝册，只是要从实际的校勘价值与是否逸书、足本而定。因而他不菲薄明刻，更不藐视清刻。那时明版书传世尚多，像南浔藏家刘氏嘉业堂可以拿出五、七万册来，清刻本更不在话下，不像如今把“善本书”的时代下限拉得宽宽的，但在半个世纪之前，陈老就提出这个见解，那是卓越之论。他以过手经眼的明、清刻本稀见厪有之书影印公世，就说明了他的主张，而且是通过实践来验证的。
三十年代末，他得到清嘉庆间刻本承德孙凤埔(冯翼)辑录的《经典集林》三十种，以私人之力，把它影印了出来。这本是孙刻《问经堂丛书》的一部分，可是后来传本的《问经堂丛书》都没有这《经典集林》三十种，因为这个仅及百年的刻本，流传得却非常之稀少，名贵何让宋刻元椠。以至现在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嘉庆原刻本《问经堂丛书》，都要用陈老慎初堂影印的两册《经典集林》来补足。而且更重要的是，《经典集林》里辑录的古逸书，种数不多，而极精审，其中的向、歆《七略·别录》尤佳。因为是专科的辑录，犹如长洲余仲林(萧客)《古经解钩沉》、巴陵方谦钧《小学汇函》之专精，与历城马竹吾(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甘泉黄右原(奭)的《汉学堂丛书》搞“大哄咙”式的辑逸书、多而不精者迥异。我就爱这个印本。初印出时，老师送了一本给我，我宝若珍异。“一·二八”战火中失去，后又买到一部，再在“八一三”战争中失掉。后来好容易再得到的，十年浩劫我坐牢的时候又亡失了，如今简策俄空，仪型亦丧，扼腕长叹！
中华书局影印《永乐大典》
老师在负责中华书局影印组的岁月中，规划影印出版了许多重要的古籍，包括《永乐大典》之类。同时，他还是贯彻他重视清刻稀见而有巨大学术价值的书籍。例如，他久思影印传世的嘉庆刻本金谿王仁甫(谟)辑《汉唐地理书钞》在这个时期实现了，就给历史地理学界提供了一部重大的文献材料。版本、版本，一定要讲求宋、元版本，才算是版本学吗?当然，老师也是重视宋版元椠的，例如他曾手录宋椠《汉书》残本十四卷，以作校勘之资。老师精通版本三昧，基于见多识广。后来我思索了一个问题：要什么样的条件才能见得多呢?似乎无非是两条：一是当上了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的典藏人员，还有要么是做了贩卖古书的书贾。我觉得很奇怪，海宁现代出了两位版本大家，赵斐云(万里)先生是依赖于前一个条件，我的陈老师却从事过书业，一般说来，书贾经眼的书是特多，但是书贾自己并不做学问。老师是个踏踏实实做学问的人，所以他早年的一段经历，只能说是“隐于书贾”吧。
可正是因为这样，他经眼的版本书真多呵。如同老师在一九三〇年自叙所言：“乌乎，二十年来，若四明沈氏(德寿)、独山莫氏(友芝)、江阴缪氏(荃孙)诸家之藏，先后星散，无一不经吾眼。事后追维，恍同梦影。”当年老师参加上海古书流通处、中国书店，经营书业，故江南巨家藏书趸批流散，都经吾师之目。时我年幼，不知其详。迨从老师问业，值扬州吴氏(引孙)测海楼藏书求售，为北帮书业富晋书社购定，而当地书商起妒，造谣说富晋实代日本所购。人们儆于世纪之初，日本岩崎爵士辇金易去皕宋楼藏书，捆载以东之事，哗然禁止运出扬州，当时在书林闹得满天星斗。富晋主人大伤脑筋，请陈老师设法斡旋，剖析真象。恰好我伯父那时任江苏省民政厅长，案件系属主管，经陈老伯自沪去镇江(当时省会所在)阐明内情。我伯父说：“如其流出国外，自应在国境截留。如其在国内流通，那有在省境、县境设卡阻拦之理?”据理批文，一言而定。吴氏之书五百八十九箱，遂在一九三〇年岁杪运抵上海。富晋主人王氏，不欲再运北京出售，就在上海设立富晋书社分店，此为北帮书业在上海书林插足之始。测海楼书中的旧刻善本，老师为记行格、序跋、藏印，辑成《测海楼旧本书目》四卷，于一九三二年二月印刊。我父亲为题辞云：陈君吾旧友，廿载客他乡。生计同余拙，丹铅让汝长。艺林司品鉴，书国识兴亡。测海编斯志，堪为旧籍光。这首五律，也神传了陈老之为人。他并不长袖善舞，始终是个穷书生。过手善本珍籍，他也很想长留手边，但为衣食所困，也终于不能保守。对于他来说，是很伤心的事。
我们听了这样的故事，也会好生难受。三十年代之末，老师连续收得松江府旧志两种，一是《(正德)金山卫志》，一是《(嘉靖)上海县志》，都是历来以为失传的地志，府、县修志者久未见矣。老师掌珠在握，宝爱之情，盖可知也。他曾说：“余作客兹邦，寒暑廿更，披卷怀想，情逾故土。”怎不令他对此两种秘籍分外珍惜呢?然而寒士生涯，不能设想的路也终于被迫着要走。为此他曾发出沉痛的慨叹心声说：每劳三旬九食之忧，何以保此绝无仅有之书？
虽然如此，老师还是有“广厦千万间”的襟怀。他是我们出版行业的老前辈。他得到了有用的珍本秘籍，总是千方百计醵金把它们印布出来，传到广泛的学者手里。或是影印，以存真款；或是排版，以节纸幅。在他手里，为古籍寿世良多，为读者造福不浅。他为痛爱这两种稀见的松江府旧志，在易手之前，留下摄影，旋向好友筹集经费组织了“传真社”，把它们影印了出来，题名为《松江府属旧志两种》，所印只百部之多。即此影印之本，今亦成为珍本矣。方印出时，陈老赠送了我爸爸一部。“八一三”时，我家再遭敌寇之灾，遂亦无存，思之惘然。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老师以私人之力印布之古籍，除前述之《经典集林》、《(嘉靖)上海县志》、《(正德)金山卫志》外，尚有《百一庐金石丛书(十种)》、《清代学术丛书》、《周秦诸子斠注(十种)》、《〈邓析子〉五种合帙》、《〈慎子〉三种合帙》、《元四家集》、《沈刻四妇人集》、《古佚小说丛刊(初集)》、《曲苑(十四种)》等外，又辑印海宁王先生《观堂遗墨》，以所得清初查东山(继佐)《钓业》手稿印入《古书丛刊·丁集》。老师书斋命名，先有“慎初堂”，后又有“共读楼”。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论语·公冶长》)老师则珍籍与天下共之。当然，“共读”也还有个狭义的解释，那是如同赵明诚、李清照之雅事。老师既于搜集、整理、影印、刊布古籍之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至全国解放之后，岿然鲁殿灵光。所以当国家建立了古籍刊行的专业出版社——中华书局，就礼聘老师入京，主持影印组的工作。
建国之初，古典文献的出版工作，北有古籍出版社(北京)，南有古典文学出版社(上海)。后来，毛主席对出版工作规划的指示中有过这么一条，大意是说，过去有很大影响的两家书店，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这两块招牌还是应当保留，顾名思义，中华就搞祖国古典，商务就摘洋古典(西洋哲社名著的译本)。这之后，北京的古籍出版社就合并入中华书局，上海的古典文学出版社合并入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那时我已在中华上编的编辑部工作。北中华则决心要把陈老师调晋首都，老师提出的要走就要把藏书一起带走的要求，被一口答允，包了一节车皮全部运京。以我所知，这样的事例，除了历史研究所对顾颉刚老师的照顾外，只有这一例。
陈老师自己，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愿意离开住了将近五十年的第二故乡——上海，去那对于他体质并不很适应的北京，而且决心终老于斯。为的是，他热爱古籍出版工作，相信党。他感觉到，在旧社会里半个世纪的个人奋斗，只能作出那么点成绩；到新社会里，在党的领导下，依靠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就是能够大有作为，大光祖国的宝贵文化遗产。所以，老师毅然下了那么大的决心。对于我来说，是依依惜别。老师在上海，可以常常就近请教。尔后就要有一千几百公里的鸟飞距离。列车已把老师的图书拉离上海，老师同师母摒挡随身行李也就要赴京了，我最后去老师沪寓话别。这一夕话，像是订了个师徒公约。我恳切请求老师要在百忙之中，抽暇常给我通讯指教，让我能把工作干好。特别是这时上编领导命我兼理南方的影印业务(从五八年到六〇年，大约有两年多时间是兼挑着这个任务)，由于毫无经验，十分胆怯，非老师照应不可。这天，我还请问了老师，该影印些什么书才好。老师提出了《启祯两朝遗诗》那个选题。这部由长洲陈皇士(济生)辑刻的晚明重要文献(他写的诗人小传尤为可贵)，由于遭清廷的禁毁，流传绝稀，有亦不全。一部足本还是老师在半个世纪以前给上海南洋中学图书馆收集到的(这所中学是我爸爸的母校，是太老师王培荪私人创办的中学，与公立的南洋模范中学有别)，老师为此还详加考订，写了《启祯两朝遗诗考》一帙。因为原书部头大，老师心心念念欲加以印布而未能如愿，今望以国家出版社之力使能传世。我将此意汇报了上编领导陈向平同志(向老在十年动乱中备遭迫害，折磨致死，至一九八〇年始昭雪追悼)，向平同志立即批准，遂连同陈老的考订，一并影印问世，为治晚明历史者所亟亟称道。那一晚，陈老也向我作了吩咐，说是他欣赏我写的“书志”，去京后影印古籍，有适于我写“书志”的，要我草拟《前言》或《出版说明》。老师总是这样提携和鼓励我，使我敢于斗胆弄笔。方我始拜师座之时，值老师与师母陶夫人合编之《室名索引》成书付印，就命我撰序。那时我是一个伢儿，怎敢鸦涂，致使佛头著粪?谦辞未遑，终蒙印载在初刊线装本中。此情此景，犹在眼前。北中华影印元至顺刻本《事林广记》，为最早的有插图之类书，亦属绝无仅有的珍籍，老师驰书命我撰写《前言》，具名刊载。又通过局方公函，命编影印本七百三十卷的《永乐大典》之引书索引，由于当时工作十分繁重，未承所命，至今耿耿，愧对亡师。
《室名别号索引》陈乃乾 编
老师归仙之日，我陷狱中。老伴每月得一探监，会见时间不逾十分钟，左右又有监守。算是能够看看亲人，问问孩子们安好，什么讯息也没法传达。山中七日，世上千年。四凶既歼，抱残生归，逐渐闻知亲密师友们的遭遇，有非我所能想象者。我虽残病，犹属大幸。如老世伯、老上级徐公森玉以九旬高龄仍死非其命，敬爱的学长王有三(重民)竟在观堂先生沉湖的湖畔茅屋中自经去世，使人心肝欲摧！而五十年来视我如子侄、教育关怀无不至之世伯陈老师的惨戚末景，更使我闻而脏腑俱裂。似我幸生，何足以赎?今日命笔，聊抒追怀，杂乱无章，也不知道能够说明点什么。好在老师的为人、行文，皎然在世，他一生尽瘁为祖国文化遗产作出的多方面贡献：网罗发现秘册，刊布、校理、考订了那么多的文史要籍，勤劳地编成许多工具书如《室名别号索引》、《清代碑传文通检》等等，至今并且长期为学人们所利用、所赞赏，老师会永久活在学人们的心版上。
一九八一年三月十日扶病写于淞滨四平楼上海隅文库(《回忆中华书局·上编》，中华书局，1987)
来源：思想与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