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五月，李渊称帝建立唐朝。六月丁酉日，李渊突然接到一封来自基层官吏的上表，直指朝政，痛陈时弊，内容涉及3个方面：一是劝告皇帝要吸收隋朝灭亡前鉴，虚怀纳谏，广开言路；二是劝告皇帝要谨言慎行，不能沉迷于声色犬马，不要举办奢靡的庆典活动；三是

靳志华

孙伏伽画像。

孙伏伽参加科举考试时笔试场景。

清河状元广场孙伏伽雕像。

当代书籍关于孙伏伽的记载。

本文作者靳志华（右）与清河文史工作者研究孙伏伽事迹。 本版供图靳志华

他是中国科举史上有据可查的第一位状元。

他从不入品的万年县法曹，靠着一纸谏书，一跃成为从五品的御史。

他历仕隋、唐两朝，得到唐高祖李渊、唐太宗李世民、唐高宗李治的信任和重用。

他勇于直谏，敢逆“龙鳞”，助推了唐朝初期和贞观年间的清廉政风。

他就是清河县（古贝州武城）人孙伏伽。

别样出场初涉朝政

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五月，李渊称帝建立唐朝。六月丁酉日，李渊突然接到一封来自基层官吏的上表，直指朝政，痛陈时弊，内容涉及3个方面：一是劝告皇帝要吸收隋朝灭亡前鉴，虚怀纳谏，广开言路；二是劝告皇帝要谨言慎行，不能沉迷于声色犬马，不要举办奢靡的庆典活动；三是劝告皇帝要谨慎选择皇太子、诸王身边的僚属侍从，要把那些品行不端、不讲道义、挑拨离间之人拒之门外。

上表者便是孙伏伽。

据《旧唐书》记载：“孙伏伽，贝州武城人。大业末，自大理寺史累补万年县法曹。”

贝州武城即今清河县。

《元和姓纂》是中国唐代谱牒姓氏之学的专著，是由唐宪宗时的宰相李吉甫命林宝修撰。《元和姓纂》记载：“户部侍郎孙伏伽，清河人。”

唐朝时期，长安城为国都，以长安城内的朱雀大街为界，西设长安县，东设万年县。长安县、万年县、京兆府，这3个政府机构的治所均设于长安城内。由此可知，当时孙伏伽所在万年县在京城之域。

那么，法曹是个什么职务？据《通典》记载：“尉，隋改为正，后置尉，又分为户曹、法曹。大唐初，因隋制。”法曹即古代的尉官，不入品，是最低等的武官，掌管县内司法事务。又据《新唐书》记载：“法曹司法参军事，掌鞠狱丽法、督盗贼、知赃贿没入。”

这个奏表有章有法，有理有据，正是唐初的兴国之策，李渊看到奏章后，非常高兴，说，周、隋末年，忠臣不敢讲话。他自谓德行鲜寡，希望辅佐协调之臣来辅助他，而众大臣却很少直言进谏。孙伏伽至诚慷慨，正直恳切，指责他的过失毫无隐瞒。

对于孙伏伽的进谏，皇帝下诏褒奖他，提拔他为治书侍御史，赐给他300匹丝绸，并将他的奏表颁发给各地传阅。

在《全唐文》中记载了李渊《颁示孙伏伽谏书诏》，全文如下：“秦以不闻其过而亡，典籍岂无先诫，臣仆谄谀，故弗之觉也。汉高祖反正，从谏如流。洎乎文景继业，宣元承绪，不由斯道，孰隆景祚？周隋之季，忠臣结舌，一言丧邦，良足深诫。永言于此，常深叹息。朕每惟寡薄，恭膺宝命，虽不能性与天道，庶思勉力，常冀弼谐，以匡不逮。而群公卿士，罕进直言。将申虚受之怀，物所未谕。万年县法曹孙伏伽，至诚慷慨，词义恳切，指陈得失，无所回避。非有不次之举，曷贻利行之益。伏伽既怀谅直，宜处宪司。可治书侍御史。仍颁示远近，知朕意焉。”

孙伏伽的上表全文被记载于史册，而他从此一跃步入初唐政治舞台高处。

孙伏伽初涉朝政，勤勉务实，励精笃行，对新政权的稳固发挥了一定作用，也因此得到皇帝的褒扬。

据《资治通鉴》记载：“上考第群臣，以李纲、孙伏伽为第一。”

武德二年春天，皇帝对群臣进行政绩考核，把李纲、孙伏伽评为并列第一，于是摆设酒宴大会群臣。皇帝对近臣裴寂等人说，隋朝因为君主骄横、臣子谄媚而丢了天下。他即位以来，常常虚心听取谏言，但只有李纲差不多竭尽了忠诚，孙伏伽可称得上诚实正直。其他的人还沿袭着隋朝的坏风气，只是低着头而已，这岂是皇帝所希望的。皇帝看待臣子如同爱子，臣子应当看待皇帝如同慈父，心里有什么想法都要说出来，不要隐瞒。于是命令大家舍弃君臣之间的礼节，尽情欢乐，然后才结束宴会。

武德四年，由于天下大致平定，皇帝下诏大赦天下，但对于王世充、窦建德等曾强烈反唐的余党，打算全部流放到偏远艰苦的地方。孙伏伽劝谏道，君王无戏言，如今四方已经安定，法令是陛下自己制定的，必须自己先遵守它，才能让天下百姓信服且敬畏。自己不守信，却要别人守信，这怎么能行。那些应当赦免的贼党，应当一律加以原谅，那将是天下之大幸。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

后来，孙伏伽又上书，提出应在朝中建立谏官制度，以监督朝政得失和百官履职情况。当他看到百姓赋税繁重，又屡次上奏赋税改革。李渊对孙伏伽的上谏全部采纳。

高中状元勇于直谏

科举考试制度创始于隋朝，确立于唐朝，完备于宋朝，兴盛于明、清两朝。科举考试从隋朝大业元年（605年）的进士科算起，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正式废除，整整存在了1300年，总计可考的文、武状元总计777人。其中，有史记载的第一位科举状元就是孙伏伽。

要想考取状元，必先是进士。据《唐摭言》记载：“而进士，隋大业中所置也。如侯君素、孙伏伽，皆隋之进士也明矣。”由此可知，孙伏伽在隋朝期间即为进士。

然而，隋朝的科举制度中只是选拔进士，并未进行三甲考试，也没有状元、榜眼和探花的排名。另外，士人就算考中进士，也不像后朝一样直接安排官职，而且还须经过基层多年的历练，一步步地升迁。孙伏伽就是这样，他考中进士后，还是官府小吏，经过多次升迁，才担任万年县法曹一职。

武德五年，李渊任命吏部考功员外郎申世宁主持贡举，选取人才。据《中国状元全传》记载，进士科14人中，“孙伏伽”三字在榜首。

据明人徐应秋所撰《玉芝堂谈荟》、清人徐松《登科记考》等古代书籍和现今绝大多数科举、状元类书籍记载，唐代高祖武德年间的进士科状元即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科举状元，可知孙伏伽也是中国第一位状元。

此时，孙伏伽的官职是治书侍御史，从五品，又是皇帝十分欣赏的人，完全没有必要再参加科举考试。孙伏伽不同于他人，他考取状元，一则说明他拥有勤学苦读的耐心，二则说明他拥有学富五车的才学，三则说明他拥有远大抱负。

李世民即位后，封孙伏伽为乐安县男。乐安县男是一种爵位，属于五等爵中最末等，此职位在政治上有一定的地位，可以参与朝廷的一些仪式和活动，享受一定的经济特权，在社会上享有较高的声誉和尊重，其家族成员也可能因此获得一些社会地位的提升。

贞观之初，李世民大力整治吏治，朝野上下都战战兢兢，鲜有进谏者。当时一个叫元律师的官吏触犯了律法，唐太宗为达到杀一儆百的效果，竟然下诏将其处以死刑。众臣都明知皇帝用刑过重，却无人敢发表意见。这时，孙伏伽却上书反对说，元律师没有死罪，陛下却把他处以死刑，这是在滥加酷刑，违背刑律。唐太宗虚心接受了批评，元律师被依法处罚，孙伏伽得赏兰陵公主园。魏征对皇帝说，孙伏伽上表之言，没什么新鲜的，为啥还要给他这么重的赏赐。李世民说，他刚继位的时候，没什么敢直言劝谏的大臣，孙伏伽是第一个站出来的，就因为这个，要重重奖赏，目的就是鼓励大臣们直言进谏。

太平盛世，唐太宗无所事事，于是多次出游骑射，孙伏伽谏言道，他听说天子的居所，有九重禁卫，出行有警戒，回来就清道，并非只是尊重其居处，而是在为国家和百姓考虑。近来听闻陛下骑马射靶，这只是年少诸王们所好的事务罢了，怎能已做了天子，还做这些事。唐太宗高兴地说，孙伏伽能指出他的过失，使他能改正过失，天下大概可大治了。

在野史和当代的影视作品中，把孙伏伽劝谏李世民的事件，称为“死谏”，这个故事更有趣：马上皇帝李世民无仗可打，就迷恋上了打猎，抽空就去荒郊野外寻找狐、狼、鹿、猪等野兽，以解技痒之困。这一天，李世民披甲戴盔，领着十几个侍卫又要打猎，孙伏伽不知从何处而来，一把拉住李世民的马缰说，陛下去野外打猎非常危险，请以江山社稷为重，放弃这种无益的活动。唐太宗被人当头泼了一盆冷水，又扫兴又尴尬，但他知道年迈的孙伏伽在为自己好，还是耐着性子说，他们这里国泰民安，不会发生别的事，就算有歹人，凭他征战多年的阅历还能怕别人。再说，他还带着武艺高强的十几个侍卫，还有什么不放心的。说话间，蹬鞍上马，挥鞭就要出发。不料，孙伏伽竟然把马缰绳绕在腰间，跪在马前说，陛下今天打猎，请从他身上踏过去，他愿意以死劝谏。唐太宗大怒，说，敬重他是一个老臣，没想到他如此胆大妄为，来人，把他给拖出去斩了。两个侍卫领旨后把瘦弱的孙伏伽架到一边。可孙伏伽面无惧色地说，请杀掉他吧。夏朝的关龙逢因直言进谏而被杀，孙伏伽情愿同关龙逢一样，再也不想侍奉唐太宗了。唐太宗被孙伏伽的忠诚所感动，他连忙下马把孙伏伽扶起来，笑着说，有孙伏伽真是大唐王朝的福分，他今后不再去打猎了。

唐太宗认为孙伏伽是忠臣，时隔不久，便升任他为谏议大夫，后升任他为大理寺少卿。《资治通鉴》中记录一段唐太宗与孙伏伽的对话。这段话中，唐太宗对孙伏伽说，现在任命孙伏伽为谏议大夫，孙伏伽必须做到积极进谏。唐太宗又对身边的侍臣说，他们一点儿也没有进谏、规劝君主。孙伏伽回答，从前齐景公射箭没有射中靶子，然而他左右的人都称赞他射得好。景公就说，自从晏子死了之后，就再也听不到别人指出他的过错了。弦章回答，君主所喜好的，下面的人必定会跟从。君主如果把正直敢言当作忠诚，那么人人都会成为晏子。陛下常常称赞那些忠诚进谏的人士，如果遇到事情需要臣子进献可行的建议、指出不可行之处，谁敢不竭尽忠诚呢。

孙伏伽和皇帝对话时，以古证今，旁敲侧击，指出了臣子不敢进谏的原因，这在封建社会，需要多大的胆识和勇气呀！

胸怀坦荡华丽退场

孙伏伽是一个胸怀坦荡的人，他处事从容不迫，办事公道，这也为他在史册上留下光辉的一笔。

当初，孙伏伽由一个不入品的万年县法曹，被授予从五品的御史时，李渊已先有旨意，但任命的制诰还没下达。孙伏伽回到家里以后，不动声色。很快，皇帝派人登门宣旨，子弟惊喜地向他报告，孙伏伽慢慢起身去接见。时人都称赞他有度量。

贞观十四年（640年）十一月，尚书左丞韦悰上奏司农寺卖的木橦比民间的价格贵，并指责司农寺有所隐瞒。太宗召来大理寺卿孙伏伽，让他写下司农寺的罪过。孙伏伽说，司农寺没有罪过。太宗感到奇怪，询问其中的缘故。孙伏伽回答，只要官府的木橦价格比民间贵，老百姓就会在民间购买。如果官府的木橦价格比民间还便宜，老百姓就会购买官府的木橦，那么民间的木橦就没法交易了。由此可见司农寺识大体，不知道他们有什么过错。太宗醒悟过来，称赞孙伏伽说得好，并回头对韦悰说，他的见识和才能远远比不上孙伏伽。

贞观十四年十二月，唐太宗曾当着朝臣的面问大臣张玄素在隋朝时担任什么官职。玄素答是县尉。太宗又问他没当县尉前是做什么官的。玄素又答，是流外小官。太宗又问是哪个部门的。玄素以这件事为耻，退出朝堂时几乎不能迈步，脸色灰白如死。孙伏伽和张玄素在隋朝时都是令史，可是孙伏伽却与他不同，他有时在大庭广众之中陈述自己过去的事情，一点都不隐瞒。

贞观十七年，有人上书太子李承乾谋反，太宗让较为信任、执法公正的孙伏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共同审理此案，最后查明李承乾早对皇帝有怨恨之心，更有谋反之意，于是将李承乾废为庶人，流放黔州。

贞观二十年春，唐太宗派遣大理寺卿孙伏伽、黄门侍郎褚遂良等22位官员巡查全国各地，对官吏进行升降奖惩。

孙伏伽的仕途并非一帆风顺。唐贞观五年的时候，孙伏伽由于上奏有关囚犯的事出现失误而被免去官职，不久后又被起用担任刑部郎中，又经过多次升迁后担任大理寺少卿。贞观十四年，孙伏伽被任命为大理寺卿，成为唐朝初期的重臣。

孙伏伽最后一个官职是陕州刺史。史书上关于他在陕州刺史任上记载的只有以下文字：“（贞观）二十二年，又遣右武卫将军薛万彻等往青丘道伐之，万彻渡海入鸭绿水，进破其泊灼城，俘获甚众。太宗又命江南造大船，遣陕州刺史孙伏伽招募勇敢之士，莱州刺史李道裕运粮及器械，贮于乌胡岛，将欲大举以伐高丽。”这是唐太宗执政期间，唐朝军队讨伐高丽的记述。

唐太宗病逝后，唐高宗李冶执政，孙伏伽继续担任陕州刺史。

永徽五年（654年），孙伏伽告老还乡。

显庆三年（658年），孙伏伽寿终正寝，享年71岁，埋葬在故土。

《旧唐书》盛赞孙伏伽“忠纯”，堪比三国东吴之顾雍。

《中国历代状元录》对孙伏伽的评价：“为人忠直诚恳，敢于直言切谏，有魏征之风，曾受到高祖、太宗的称誉。其性格宽宏而有雅量，宠辱不惊。”

孙伏伽的忠贞、耿直、敢言成为后世为官者的典范。在诗词中，常有人用孙伏伽的名字作为“忠臣”“谏臣”的代表。宋代诗人洪咨夔《谨和老人春行》写道：“抗疏明时效伏伽，一归七度试春纱。柔风绿遍庭前草，细雨红催陌上花。惠远买来犹浊酒，赵州吃去只粗茶。回头恰恰莺啼处，黄四娘今尚有家。”明代文学家李梦阳写有《送戴氏》：“两河飞雨尽，万里不尘沙。白马朝天客，春风御柳花。声名新上计，袍笏旧传家。谅有兰台擢，应难舍伏伽。”明代政治家夏原吉《送大理寺丞孙习之疾愈回南京》：“圣主仁明慎五刑，伏伽重起作廷平。读书读律谋猷富，无党无偏谳议精。抱疾经时淹北邸，承恩此日去南京。愿言更广平友政，勿使于张独擅名。”

来源：看美丽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