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务院新出台的就业创业方案在朋友圈刷了屏。文件里“七重攻坚”“六大支持”的提法很抓眼球，可我的目光却落在“城乡基层”和“中小微企业”这几个词上——这让人想起近年来争议不断的县城创业者群体。

县城创业不是非黑即白的成败判断题，而是一部夹杂着政策时差、认知迭代与商业韧性的灰度生存指南。，作者：东叔，头图来自：AI生成

昨天一大早看到新华社的报道，国务院新出台的就业创业方案在朋友圈刷了屏。文件里“七重攻坚”“六大支持”的提法很抓眼球，可我的目光却落在“城乡基层”和“中小微企业”这几个词上——这让人想起近年来争议不断的县城创业者群体。

去年此时，“县城婆罗门”的调侃声浪还未消散，社交媒体上充斥着对县城消费力的唱衰论调。那些顶着“县城文学”标签的图文里，年轻人总在逃离与回归间摇摆，一面是滤镜下褪色的街景，一面是北上广合租屋里发霉的梦想。

但真实的故事远比这些刻板印象复杂。当国务院文件明确提出“拓宽城乡基层服务空间”，恰恰印证了这些先行者的敏锐：中国1812个县城里，7.48亿人口构成的消费市场，正在技术下沉的浪潮中迸发新活力。

去年年中，走访过几个样本县城，发现真正扎根的创业者早已跳出“低端”“过时”的窠臼。

在广东某县城里，90后夫妻把直播间搬进厂房，非遗美食、技艺通过算法精准触达城市消费者；河南某农业县，返乡青年用社区团购重构供应链，让地头菜价比超市便宜三成；浙江网红县城里，文创团队将老茶厂改造成沉浸式剧场，国庆期间日流水破十万。这些案例绝非偶然，政策推动的“新质生产力”在县域层面已显雏形。

当然，挑战依然存在。消费分层带来的需求差异、人才流失导致的创新瓶颈、传统渠道与数字经济的融合阵痛，都在考验着创业者。

但国务院方案中关于“职业技能培训”“减负稳岗”的部署，也正好可以为这群人提供一些压力疏导。最关键的地方是，当年轻人在一线城市卷学历、卷工时、卷技能之际，这些县城创业者们用真金白银开始投票：这里既有熟人社会的信任红利，也有政策托底的风险缓冲，更有待开发的消费蓝海。

或许真的如文件所言，“城乡基层”正成为就业新版图中最具想象力的拼图。

一、县城创业这10年

中国很大，县城很多，但这10来年，真正回到县城创业甚至创业成功的，比例实在不算很大。在政策文件与媒体报道构建的叙事里，“返乡创业”四个字总带着理想主义的光环，可当镜头对准广袤县域，现实远比统计公报里的数字复杂。

国家层面的政策托举从未停歇。500亿专项基金、零跑腿改革、免费创业培训、示范基地建设，这套政策组合拳的力度堪称空前。一些被反复传播的样本，确实在县域经济版图上点亮了星星之火。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800万返乡创业者带动1500万个就业岗位，在中西部，这个群体对地方经济的贡献率已超过30%——这串数字背后，是真实的产业脉动，也是政策红利的直接投射。

但热潮之下，结构性矛盾依然刺眼。县域工业报告揭示的“二八定律”颇具深意：东部71个工业百强县占据全国近半份额，而东北、西北大片空白区，连入围名单都显得奢侈。昆山的5000亿GDP神话与本地城镇化率不足50%的县形成残酷对比，这难道不是区域发展的巨大落差吗？

更普遍的是，当1200万返乡者涌入市场，同质化竞争、产业链断层、人才瓶颈等问题就会接踵而至。就像某县引进的10家光伏企业，有7家撑不过3年；直播带货村里，主播可能比观众还多。

另一方面，是政策托举与市场规律之间的张力问题，现在已经显现了。江西“零跑腿”政策虽缩短审批时限，但创业者仍需面对物流成本高企、供应链残缺的现实；河南示范基地孵化出明星项目，但更多创业者困在“如何突破第一单”的焦虑中。这10年，县城创业生态从“政策输血”转向“自我造血”，但其实深层病灶尚未治愈。新能源企业扎堆县城却忽视技术创新，电商园区空有场地却缺乏运营思维，返乡创业的可持续性才刚刚开始面临严格的考验。

区域发展的马太效应也加剧了创业的鸿沟。以东部县域为例，乘着产业转移东风，规上工业企业数量确实在逆势增长，可中西部大量县城仍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泥沼中挣扎呢。浙江山区26县在“山海协作”中崛起，但黑龙江、吉林的县域连百强榜单都无缘唱名——这种分化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更是产业链布局、人才储备、营商环境等系统性差距的集中体现，也是创业者们必须面临的冰火两重天一样的生存状态。

有人如云南王先生般抓住特色资源崛起，有人却在同质化竞争中沦为炮灰；有人享受示范基地的资源倾斜，更多人却在偏远乡镇孤军奋战。有个返乡创业的朋友坦言：“政策给了启动资金，但留不住人才的县城，终究做不大。”

如果要细究这背后的因由，大概可以归结为县域教育医疗短板、城市生活配套缺失的深层困境。

这10年，县城创业潮更像是一场政策驱动的压力测试。它验证了资金扶持、简政放权的短期效力，也暴露了产业链整合、创新生态构建等长期功课的缺失。当昆山连续20年蝉联百强县之首，而更多县城仍在探索突围之路。

我在其他文章中读到一句话，觉得颇为在理，他说：“回来不是退路，而是需要重开一局”。政策红利搭建起舞台，但如何唱好这出戏，仍需创业者们在市场浪潮中摸索答案。

二、我身边的创业者

为了再一次感受真实的县城创业群像，我特意找了几位回乡创业的朋友、或朋友的朋友聊了下。他们的故事有快乐，也有心酸，但却十分真实，我摘取一二，分享出来，大致可以从中看到那些县域经济生态里未被大数据捕捉的褶皱。

军哥的小米加工厂像个被政策补丁缝补起来的生命体。第三次拿到贴息贷款时，他正蹲在仓库里调试政府送的真空包装机——这台机器的操作面板贴着三张手写操作流程，最底下那张已经泛黄卷边。“不敢扩产”四个字被他重复了五次。不是没野心，是算过细账：每扩招一人，社保成本够买三百个生肖瓶盖；每新增一条生产线，电费能让当月利润归零。

他摸索出的生存法则充满实用主义智慧，视频必须控制在15秒内，前3秒必须出现爆浆特写；超市供货合同里藏着“保底采购量”条款，这是去年朋友牵线时他死磕下来的。“现在就像走钢丝，左边是政策红利，右边是市场风险。”军哥说这话时，他的妻子正把最后几袋小米搬上电动三轮，车尾“乡村振兴”的宣传语在夕阳下泛着光。

朋友小陈，做的是汉服馆。这妥妥就是为情怀买单的典型个体。

小陈手机里至今存着汉服馆刚开业时的视频。那时她抵押婚房贷款30万改造的吊脚楼，每个雕花窗棂都塞满流量密码的精心设计，耗费颇多资金和心思。

但流量像山洪，来得猛退得急。当全城冒出多家同类体验馆时，她不得不把客单价从298元砍到88元，甚至推出拼单、买赠等促销活动。

“最要命的是供应链。”她翻出手机里泛黄的供货合同。“搞不定，体量太小，成本巨高。”

如今在创业服务中心当接待员，每天看着新创业者们捧着和她当年一样的商业计划书，总会忍不住提醒：“别全押在流量上，供应链才是命门。”

另一个是朋友的长辈，姑且称为王叔。王叔办公室的一本旧挂历圈着大大的红色，时间是2021年8月，问了才知道那是县里“设备换新”补贴申报截止的月份。

如今他的老机床每次启动，都颇为费劲。据说他儿子寄回的《数字化转型指南》在桌上积了半寸灰，29页的申报材料对他而言如同天书。

“不是不想变，是怕变到半道就死了。”他掐灭烟头，机床的嗡鸣声里混着隔壁智能配件厂激光检测仪的滴答声。

最近他接到个古怪订单：定制100个带LED灯的卡通螺丝钉。“客户说要做文创周边。”王叔盯着设计图发愣，车间老师傅们围过来，老花镜片反着光。或许该让儿子回来试试？这个念头在脑海里闪了闪，又被各种各样的账单压了下去。

此外，我还在创业邦上看到一个案例，觉得也很有意思。

在双月湾的起飞场，胡拓的滑翔伞运动相机记录着特殊的数据：70%客群是18-35岁女性，45%复购发生在视频发布后72小时内。这个退伍军人用运动相机和剪辑软件，把小众运动做成了标准化产品。

“淡季才是创新期。”他展示着正在申请的“海景VR体验”专利，这套系统能让游客在地面体验300米高空视角。

但隐患依然存在。去年台风季前，他自掏腰包装了实时气象监测屏——县里的灾害预警系统还没覆盖到这片海域。当被问及政策扶持时，他指了指游客中心墙上的“青年创业先锋”锦旗：“锦旗能当防风绳用吗？不能。但该要的补贴，还是要申请，我正在学怎么写材料。”

几个故事其实就已经勾勒出县城创业的深层肌理了。军哥的“托底式生存”依赖政策组合拳的精准投喂，小陈的“流量塌方”暴露产业链配套的脆弱性，王叔的“慢性困境”是传统产业转型的认知断层，胡拓的“天空突围”则证明新兴业态需要更弹性的政策框架。

结合我所了解到的，那么我们大概就可以得出一个论调：县域经济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创业者既是市场浪潮里的弄潮儿，又是政策落地时差的承受者。

当大城市讨论“降本增效”时，县城创业者仍在用自己的本钱去做试验：那些及时到位的扶持是救命绳，迟到的政策可能变成催命符。这种差错背后，一个是信息传导的损耗，二是资源分配的效率，三是深化改革必须直面的真问题。

三、还要继续坚持吗？

所以，你真的适合到县城去创业吗？那些还在路上摸爬的人，继续坚持还有意义吗？

回答这个问题前，不妨先看清县城经济的底色。它从来不是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而是充满了矛盾与可能性的复合体。军哥的小米加工厂在政策托底与市场风险间摇摆，小陈的汉服馆在流量泡沫与产业链断裂间沉浮，王叔的螺丝厂困在转型认知的迷宫，胡拓的滑翔伞却在天空与地面之间划出新的轨迹。这些截然不同的命运，恰好说明县城创业没有标准答案。

县城经济的潜力不在“复制”，而在“重构”，互联网与数字化的下沉，正在重塑县域商业的底层逻辑。即时零售、社区团购、直播电商等新业态，并非简单将一二线模式照搬，而是催生出更接地气的“本土变种”。在县城，一套基于熟人网络的分销体系，可能比算法推荐更有效；一个结合方言话术的直播脚本，或许比标准化话术更带货。这种重构的本质，是找到技术红利与乡土场景的契合点。

但潜力释放需要跨越两道坎：一是基础设施的“最后一公里”，物流网络、数字技能培训、金融服务下沉仍待破局；二是消费习惯的培养，县城居民对新兴服务的接受度呈阶梯式分布，50后省钱为王，90后愿意尝鲜，创业者需在代际差异间找到平衡点。

但必须要认识到，适合县城的创业者，肯定要是“现实主义者”。

这里的现实，不是妥协，而是清醒。他们深谙县城的生存法则：人情往来是隐性成本，政策风向是机会坐标，街坊口碑是传播渠道。与大城市追求指数增长不同，县城创业者更擅长线性思维——用可控的投入撬动可持续的回报，用“小步快跑”替代“烧钱换规模”。

这种思维背后，是对普通的坦然接受。承认资源有限，所以不盲目扩张；承认关系重要，所以不排斥“人情生意”；承认增长缓慢，所以用长期主义对冲短期焦虑。

就像开在社区口的便利店，单店日销不过万，但二十年积累下来的邻里信任，是比流量更稳固的护城河。

这样再去思考是否坚持，才有意义，也才有重新定义“成功”的可能。县城创业者的坚持，往往被误解为“退而求其次”。实则不然，他们的坚持是主动选择。选择用脚步丈量土地，而非在钢筋森林里迷失；选择成为社区经济的毛细血管，而非资本游戏的棋子；选择用真实生活对抗虚幻的“成功学”。

这种选择的价值，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愈发凸显。当大城市陷入内卷，县城正成为新职业、新模式的孵化器。从农田规划师到民宿管家，从社区团购团长到非遗手作匠人，这些扎根乡土的创业者，难道不是在用微创新构建经济微循环？

王叔的故事揭示着传统产业的困境，但也藏着另一种可能。他儿子寄回的数字化转型指南，封皮虽被油污浸染，但内容正在车间产生微妙化学反应：老师傅们开始用微信接定制订单，用二维码管理库存。这种“半自动化”转型，或许比全盘数字化更贴合实际。

承认普通，意味着接受县城创业的局限性。军哥的小米永远成不了网红爆品，但只要覆盖房贷和孩子学费，就是值得坚守的事业；胡拓的滑翔伞飞不出双月湾，但在本地年轻人中创造了新职业赛道。这种“小富即安”的创业逻辑，恰是县域经济的稳定器。

对县城创业者而言，承认普通不是妥协，而是清醒，所有的坚持，或者放弃，都必然是要在清醒状态下去做的抉择。

四、说在最后

我们常常谈论回县城创业，其实又何尝不是在探讨一种被主流叙事长期忽视的经济生态？

这些散落在中国广袤县域的创业者，用双脚丈量着土地的肌理，用双手重构着城乡经济的毛细血管。他们的故事撕开了“大城市中心论”的帷幕，暴露出市场经济更真实的生存现实。

县城创业潮的涌动的深层价值，在于它正在重塑中国经济的韧性。当一二线城市陷入同质化竞争时，县城经济因其分散性、差异性，天然具备更强的抗风险能力。就像森林生态系统中，高大的乔木固然引人注目，但灌木丛和地衣才是维持水土的关键。这些创业者就像经济森林中的低矮植被，看似不起眼，却构成了整个商业生态的基底。

这种分散化的经济形态，正在创造新的就业蓄水池。即时零售站点需要本地分拣员，社区团购需要团长，民宿经济催生管家服务，这些新职业不要求985学历，却需要熟悉乡邻、懂得方言、能协调资源。这种“低门槛高弹性”的就业特征，恰好契合了县城剩余劳动力的特点——他们或许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但拥有大城市打工者缺乏的乡土智慧。

从更宏大的视角看，县城创业潮正在推动“人的回归”。当北上广深用房价和通勤时间筛选“成功者”时，县城用更低的生存成本接纳了更多普通人。这种回归不是倒退，而是经济规律作用下的自然流动。就像候鸟迁徙，当北方严寒时南飞，气候转暖时北归，劳动力资源正在市场无形之手的调配下，寻找着性价比更高的栖息地。

但这场回归运动能否持续，取决于政策阳光能否穿透行政层级，真正照进县城经济的毛细血管。物流补贴能否覆盖山区最后一公里？数字技能培训能否下沉到乡镇？金融服务能否理解农田经营者的信用价值？这些问题的解决程度，将决定县城创业生态的繁荣限度。

对个体而言，选择县城创业是重新定义成功的过程。这里没有风险投资追捧的爆发式增长，没有媒体追逐的传奇故事，有的是用双手丈量土地的踏实，用汗水浇灌事业的满足。就像老农耕种，春播秋收自有节律，不必羡慕工业流水线的速度，因为土地会记得每颗种子的诚意。

当我们站在城乡融合的路口观察，会发现县城创业者们用最朴素的方式，书写着中国商业最生动的篇章。

他们证明了一件事：真正的商业活力可以不在摩天大楼的玻璃幕墙上，而是在街头巷尾的烟火气里；也可以不在资本报表的指数曲线中，而是在田间地头的丰收里。

这些看似平凡的创业故事，终将汇聚成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沉默力量，在时代的褶皱里，刻下属于普通人的光荣与梦想。

来源：商财洞察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