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吴禄贞出生湖北云梦，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踏入社会，适逢晚清“中国残局”。吴禄贞先是投奔张之洞编练的湖北新军，后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成长为近代化的军事人才。吴禄贞“以天下为己任”，接受流行于日本的西方民族主义思想，卷入清末中国革命的历史巨潮。时当清廷新政、排

吴禄贞出生湖北云梦，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踏入社会，适逢晚清“中国残局”。吴禄贞先是投奔张之洞编练的湖北新军，后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成长为近代化的军事人才。吴禄贞“以天下为己任”，接受流行于日本的西方民族主义思想，卷入清末中国革命的历史巨潮。时当清廷新政、排满革命、君主立宪成为影响中国政局最主要的三股政治势力，吴禄贞与各方都有交游，颇具时代典型。吴禄贞早先在两湖地方投身革命，转身成为朝廷中枢官吏，又周旋于清廷权贵与立宪之间，终在参与辛亥革命的关键时刻被刺杀。民国成立后，孙中山颁发的中华民国第一号抚恤令给予了谥为大将军的吴禄贞及一起死难的张世膺、周维桢。 [1]其实吴禄贞更多活跃于边疆历史舞台，自谓“九边处处蹄痕”， [2]人生传奇莫过于此。学界对其革命事迹多有研究，[3]但吴禄贞从革命走进清廷筹边政略的因缘何在，[4]尚有待揭橥，并有益于我们认识清季中国的变局时代。

一、入职清廷练兵处

光绪二十九年十月十六日（1903年12月4日），清廷设立练兵处为全国练兵总部，派军机大臣、总理外务部庆亲王奕劻总理练兵事务，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充会办大臣，户部侍郎铁良襄同办理。袁世凯北洋练兵设定的目标是十余万人，主要依据是基于北京北部和东北边疆安全形势的危急：

畿辅为根本重地，防范尤须稳固。直境北连蒙古，俄与蒙疆接壤，处处空虚。由张家口达恰克图，仅两千数百里，为俄人往来孔道。直之热河，东毗奉境，俄方占踞奉省，将来资为战场。计东北边防及海疆各口，不下三千数百里，如欲慎固封守，计非十余万人不克周密。[5]

清末边疆危机已经造成京城的防卫处于边疆的前沿，日俄在东北边疆的利益冲突一触即发，清廷虽明了局势危急，却是束手无策，惟有支持袁世凯扩大编练新军。练兵处设立的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俄国和日本在中国东北边疆冲突的产物。[6]但同时也具有国内政治方面的因素：“练兵处之设，是继承督办军务处而来的，形式上是统一军政，收回各省兵权，而其重点很明显的在北洋所练新军收回中央，这是中央与地方之争。实际上是想削除汉人庞大的兵权，这是满与汉之争。”[7]练兵处成为清廷在内忧外患中力图新政的中央机构改革产物。

练兵处电调湖北和南洋留日士官生进京任职，最早电调湖北留日陆军学生舒清阿、龚光明、敖正邦、哈汉章、文华、应龙翔、沈尚濂、吴祖荫、吴禄贞九人进京委用。[8]实际上，练兵处最早要调走十名湖北留日陆军学生。光绪三十年二月二十六日（1904年4月11日），张之洞与练兵处及袁世凯来往电商：

拟遣一半赴京，留一半在鄂，以昭平允。……兹拟留舒清阿、文华二人派赴荆州驻防常备军带队教操，该两生即系荆州驻防，性情习熟，尤为相宜。留蓝天蔚、龚光明、敖正邦三名在鄂省带队教操。其余五名，即遣赴京。[9]

张之洞计划舒清阿、文华、蓝天蔚、龚光明、敖正邦五人留在湖北，吴禄贞在内的其他五人调往北京练兵处。

吴禄贞此时正在长沙参与黄兴以“排满革命”为宗旨的华兴会，得到回武汉准备赴京的命令。吴禄贞的堂兄吴祺贞在长沙湖南武备学堂担任教官，适逢其事，不赞成吴禄贞北上就职。吴禄贞半年后在练兵处给吴祺贞写信道：“深悔当初不听二哥之言，贸然北上，抵任以来，尸位素餐，实违初愿。”[10]吴禄贞对于是否应招北上有所犹豫，黄兴原本就有北京缺乏革命力量而无法举行“中央革命”的设想，于是力劝吴禄贞北上。黄兴劝说吴禄贞时恰好吴祺贞在座，据吴祺贞回忆：“黄兴反复陈说北京地位的重要，势在必争，机不可失，又说湘事已有头绪，今后由他自任，劝缓卿放心北去，最后还希望绶卿入京后，能速有成就，与他南北呼应，共成大业，其意义和收获都将较同处湖南一隅为更大。”[11]吴禄贞（字绶卿）正是被黄兴的“中央革命”方略所打动，决意北上就职。

张之洞给练兵处的咨文明确写到：“兹特遣令文华、沈尚濂、哈汉章、吴祖荫、吴禄贞五名刻日附轮北上。”[12]上述电文表明最早进京的五名湖北留日陆军学生是哈汉章、文华、沈尚濂、吴祖荫和吴禄贞。上海报界发布吴禄贞一行的来由去向：“文华、吴禄贞、沈贞（尚）濂、哈汉章、吴祖荫皆湖北武备学生，前由大吏遣送东瀛游学毕业而返，经京师练兵处电调入都，听候差遣委用。乃于日前捧檄来沪，暂寓英界大方栈，昨晚已相约航海北行矣。”[13]吴禄贞等人离开湖北武汉，顺江而下，先到上海，再于光绪三十年三月十四日（1904年4月29日）从上海乘船北上北京练兵处就职。

光绪三十一年（1905），吴禄贞与昔日好友程明超在北京再次相遇。程明超，湖北黄冈人，两湖书院学生，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官费赴日本留学，期间与孙中山、黄兴过从甚密，参与创办《湖北学生界》杂志。光绪二十九年（1903），程明超利用假期回湖北参加乡试，初次结识吴禄贞。程明超曾经回忆：“武汉同学中君倡义最先，庚子大通之役仅以身免。余与君定交在癸卯，以文字之介绍抵掌高谈，恨相知之晚也。”[14]显然，吴禄贞当是通过程明超在《湖北学生界》发表的文章与之志趣相投，从此两人成为知交。吴禄贞在北京练兵处任职期间与昔日日本士官学校同学良弼居于同一寓所。吴禄贞因回云梦葬父与程明超一同从北京回湖北，程明超得以通晓吴禄贞在京中的人事周旋：

车中三日，皆言应付良弼之苦衷。谓满人可畏者唯良弼，汉人能敌者唯吾。良弼私德孝亲爱友，皆与吾相似，私交又复甚笃。而近日排汉之策，皆良为之谋主。余处虎穴中，旦夕思败其谋，良尚未之觉也。此时良弼与铁良相恶，方操同室之戈，是即余之小成功云。[15]

良弼早年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侍母极孝，与吴禄贞早年经历颇为相像。吴禄贞虽与良弼交好，在才干方面惺惺相惜，但政见不同，各抱共和革命和君主立宪的立场。时当革命党人的“排满革命”宣传深入人心，满汉之别往往成为革命与立宪的分野。

良弼是清廷预备立宪中的军事决策人物之一，“平日以知兵名，改军制、练新军、立军学，良弼皆主其谋”，[16]坚持满族统治。吴禄贞之所以被调入练兵处，即与良弼有关，更有着中央集权和满汉之争的政治背景。户部侍郎铁良襄同办理练兵处，“其所恃为暗中谋画者良弼（士官学生），但良弼回国未久，资历尚浅，不能放手活动，只有在练兵处招致了士官派以对抗武备派”。[17]武备派即指袁世凯的北洋集团，良弼游说满洲亲贵“我们训练军队须打破北洋武备势力，应当找士官作班底，才能敌得过他”，于是“练兵处就成为士官派的大本营，良弼即暗中作为士官派与北洋争夺军权的领导者”。[18]光绪三十一年（1905），铁良升户部尚书，兼摄兵部尚书，授军机大臣。与此同时，良弼被提升为练兵处军学司副使，并历任考验迁安、保定、马厂陆军各镇随员长校阅参议，权势也不断上升。吴禄贞洞悉铁良、良弼等满洲亲贵维护清廷统治的政治立场，卷入清廷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旋涡。

二、练兵处为官的职事活动

清廷设立练兵处后制定办事简要章程，练兵处成为全国军政的首要机构。练兵处分设司科职掌章程，立即升迁调补人员充实机构，于是就有吴禄贞等湖北留日士官生的调京到处差委。[19]吴禄贞的电调北京有其好友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同学良弼的因素，良弼推荐吴禄贞，“请以国家作保，庆邸从之，禄贞因而骤贵”。[20]光绪三十年三月，吴禄贞来到北京入职清廷中央练兵处，署理军学司训练科马队监督。练兵处设提调执行具体事务，分设军政、军令、军学三司，提调为徐世昌（菊人），军政司正使刘永庆，副使陆嘉榖，军令司正使段祺瑞，副使冯国璋，军学司正使王士珍，副使陆建章。练兵处的高级职官都属于袁世凯的北洋系统，练兵处实际上被袁世凯所掌控。

吴禄贞所处的各科监督层次则大部分是留日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同学，15名监督中有10人为留日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光绪三十年八月，曾任湖北武备学堂提调的姚锡光经练兵处王大臣派署军政司副使，昔日的学堂教官再次成为吴禄贞的上级长官。练兵处监督群体中满人良弼为核心人物，后任军学司副使，与吴禄贞交好。

表1 吴禄贞在练兵处的各科监督同事表

资料来源：中华民国学生队编：《陆军士官学校入学中华民国人及前清人名簿》，《士华》第1号，1930年，第136-137页；丁进宝：《清练兵处及其档案》，苏智良等主编《袁世凯与北洋军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86-487页；张亚斌：《晚清陆军部研究》，首都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第9页，表2：练兵处各科长官表，根据《总理练兵处人员任免调迁有关文书》，《总理练兵处档案全宗》案卷号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吴禄贞所在的训练科职掌为画一操法，查考各军兵马是否合格，器械是否适用，教练各法是否一律，并有无进益暨马队各项战法若干程度，随时核定分数，呈请分别惩劝。[21]根据《酌定练兵处在事各员养廉银两数目》的规定，练兵处各科监督养廉银为200两，[22]吴禄贞每月的养廉银为200两，在北京生活还是比较优厚。1904年8月，在长沙湖南武备学堂担任教官的吴禄贞堂兄吴祺贞多次写信给吴禄贞，希望北上谋求官职。吴禄贞回信劝说吴祺贞安心在长沙供职，吐露自己的处境：

彼等对我阳亦推重，阴施钳制，所谓骑兵监督者，并无一骑一兵，仅以编著骑兵操典等书相羁縻耳。大好光阴，虚掷于文牍之中，周旋于亲贵之间，甚无谓也。每逢酬酢，酒酣耳热，彼辈以不入耳之言相趋奉，徒增痛愤而已。人皆羡我青云直上，我则如处囚笼，不可终日。三十功名尘土耳，脾肉已生，奈何奈何！[23]

吴禄贞初到北京练兵处的衙门环境，雄心壮志无所施展，半年的《骑兵操典》之类文牍工作与日常官场应酬极为消磨，加之与当初黄兴力劝北上的中央革命方略了无关涉，心情苦闷。但吴禄贞的学识与军事才干俱在，比较广泛地参与练兵处涉及的编练新军的工作，推动中国近代军事制度的变革。

清末新政开始到练兵处成立，袁世凯编练了北洋常备军三镇。练兵处成立后统一全国陆军军制，北洋常备军三镇遂改为陆军三镇。光绪三十一年正月二十五日（1905年2月28日），袁世凯上奏朝廷，提出陆军“编列各号莫不由第一以至于十百、通国一贯，脉络相连”，[24]咨请练兵处考验已经改编的北洋陆军三镇。随后，奕劻等会同练兵处和兵部上奏朝廷派遣知兵大员前往考验，朝廷指派了兵部尚书长庚和署兵部左侍郎徐世昌。二月二十一日（3月26日），长庚和徐世昌组建考验北洋三镇的随员班子，“兵部随带司员四员，陈以庆（丰）、李祖谟、黄维翰、熙栋，练兵处随带司员六员，吴芨孙、许秉琦、良弼、吴禄贞、沈尚谦（濂）、哈汉章”，[25]吴禄贞即随行考验北洋三镇。长庚率领的考验班子依据北洋三镇的编号顺序，按照永平府迁安县、天津府马厂、保定府的驻地路线考验北洋三镇的章制和操法。具体考察项目包括兵马额数、军械车辆、兵房医院、场操、技艺和野操。三月十九日（4月23日），北洋三镇考验完成，历时一个月，最终的结论是：“迁安一镇成军最早，程度亦最优。马厂、保定两镇同时成军，各有所长，而目兵程度保定较胜。其章制、操法均一律合格。”[26]通过此次北洋三镇的考验，清廷内外都承认“北洋陆军经督臣袁世凯累岁经营，规模宏备，久为中外所推”，[27]迁安一镇被编为陆军第二镇，马厂一镇被编为陆军第三镇，保定一镇被编为陆军第四镇，保定第四镇于该年六月改为第六镇。陆军第一镇的番号给予驻扎保定的号称“京师禁旅”的京旗常备军。吴禄贞对袁世凯编练的新军有深入的了解，深知袁世凯势力的庞大。吴禄贞第一次到达直隶省会保定，并考验北洋陆军第六镇，成为吴禄贞一生中重要的军事资历。

表2 1905年吴禄贞随行长庚、徐世昌考验北洋三镇职事录

资料来源：《长庚、徐世昌考验北洋三镇陆军日记》，来新夏主编：《北洋军阀》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823-922页。

练兵处在设立及运作期间重大的实践活动是仿照国际战备惯例，组织新式陆军的会操，实际上是带有全国性质的军事实战演习，一次为直隶河间会操，一次在河南彰德会操。直隶河间会操以北洋陆军为主，演习时间为光绪三十一年九月二十四日（1905年10月22日）到二十八日（10月26日），其主旨在于“内为外省标准，外系列国观瞻”。[28]河南彰德会操以北洋陆军和湖北陆军为主，演习时间为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五号（1906年10月22日）到九月八号（10月25日），其意图在于“皆服从于中央一号令之下，尤为创从前所未有，系四方之瞻听”。[29]会办练兵处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调动北洋精锐部署新式陆军的两次会操，设立阅兵处总机关，期间的人事安排包括陆军、兵部和练兵处各方人员，包括一批留日陆军士官生。但吴禄贞并没有被列入其中，吴禄贞没有参加两次练兵处筹划的重大军事实战演习。光绪三十一年四月十八日至七月十八日（1905年5月21日至8月18日），署军政司副使姚锡光奉练兵处派遣前往内蒙东四盟卓索图盟喀喇沁右旗考察练兵、兴学、理财等新政事宜。[30]由此可见，吴禄贞所任职的练兵处不但负有统筹全国练兵的职能，还承担着在边疆进行国防建设的职掌。

三、考察内蒙东四盟的时代际遇

俄国在义和团运动期间侵占东三省，拒不撤兵，与日本长期执行的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形成尖锐的利益冲突，日俄战争（1904年2月8日——1905年9月5日）终于在中国东北边疆爆发。“局外中立”的清政府只能承认战后东北边疆被瓜分的现实。内蒙古原为沙皇俄国的势力范围，日俄战争以后日本成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铁）向东北和内蒙古地区扩张侵略势力。20世纪初叶，日本政府、军部和“满铁”等派出以各种身份作为掩护的人员，对内蒙古地区的历史和现状以及政治、经济、地理、矿产、资源、民俗、宗教等展开全面的调查。清末蒙古地区的东部蒙旗，成为外来侵略势力和国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集中的地区。[31]在日俄瓜分北部蒙疆和东北边疆的历史形势下，随着全国性新政的逐步推进，清政府加速新式陆军军事力量的建设以应对日益残破的边疆危局。同时开始改变北部蒙疆和东北边疆的民族隔离政策，意图重建边疆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

俄国在蒙疆的殖民渗透已经动摇蒙旗王公对部民的控制，蒙旗王公查知“蒙人私将蒙地售于俄人，并勾引俄商开采蒙矿”，要求理藩院据“奏请钦派大员查办”，[32]蒙疆的失控引发清廷的高度关注。正如后来善耆考察内蒙东四盟随员之一的冯诚求的边疆观察：“整理藩属当先蒙古，而整理蒙古又当先东四盟也。”[33]光绪三十一年十月二十八日（1905年11月24日），清廷派理藩院尚书肃亲王善耆“驰往蒙古查办事件”，[34]此即巡视考查内蒙古东部的卓索图、昭乌达、哲里木和锡林郭勒四盟。善耆为此做了较长时间的筹备，广调官员组建随员班子。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1906年1月15日），善耆举荐军政司副使姚锡光“相为臂助”，“经营蒙古各事”，作为“随从各员之表率”。[35]吴禄贞应当是跟随姚锡光进入善耆的随员班子。

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十六日（1906年3月10日），善耆再次咨调户部、刑部、内阁等部门多名人员，[36]并且获准“查办蒙古事件随带人员刊刻关防并请饬部筹拨三万两以备行装”，[37]直到光绪三十二年三月才始启行。善耆的随员中姚锡光、吴禄贞、陈祖墡和冯诚求都产生了随行考察文献。姚锡光和吴禄贞来自练兵处，姚锡光此前在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已经考察过内蒙东四盟并形成自己的筹边方略，陈祖墡以裁缺兵马司正指挥改官同知随行文案，冯诚求历任黑龙江将军齐齐哈尔交涉处文案、哈尔滨铁路交涉局提调调为文案人员。善耆考察团“共带随员三十余人，以练兵处姚石泉副使、吴寿（绶）卿监督为首”，[38]姚锡光（字石泉）和吴禄贞是考察团随员的首要人员。

清初理藩院成为清王朝总理外藩蒙古、内属蒙古、西藏、回部以及西南土司事物的中央机构，属于管理边疆民族地区事物的建制。蒙古地区建立盟旗制度以后，清廷又在蒙古地区建立军府制度系统监督控御盟旗，涉及内蒙东四盟的军府建制有呼伦贝尔副都统、热河都统、黑龙江将军、吉林将军和盛京将军。清廷对理藩院尚书善耆考察内蒙东四盟极为重视，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十六日（1906年4月9日）下达查办蒙古要事五件单：“一联络蒙情，折服蒙心；一训练蒙军；一劝谕蒙古兴学；一详勘蒙地矿产；一测绘蒙古地图”。[39]这都预示着清廷中枢开始考虑调整蒙疆的治理政策。

俄国和日本基于各自的侵略图谋密切关注着善耆的行踪。日本大阪每日新闻跟踪报道，渲染善耆一行是针对俄国的侵略，并观察俄国驻京公使濮科第的反应，[40]并探听到“肃亲王定于华历十六日起程赴蒙古，直督袁世凯特派骑兵三百名护送”。[41]善耆考察团的先行人员陈祖墡和冯诚求等于三月十八日（4月11日）出发，吴禄贞随善耆于十九日（12日）出发。俄国公使濮科第次日立即向本国外交部发出电报：“清政府现派遣肃亲王赴蒙古的目的在于保全蒙古人之利权及强固边境，俄国于内外蒙古商务及其他一切利权实有妨害。”[42]吴禄贞与姚锡光跟随考察负有练兵处的国防使命，其背后有着练兵处王大臣奕劻的身影，姚锡光在考察路途之中就有不断的密报驰寄奕劻。姚锡光后来指出“此次蒙古之行，各国均极注目，而某两国尤甚，闻已各派秘密侦探前来踪迹，以是严防”，[43]俄日两国对蒙疆和东北边疆的侵夺在战后聚焦于内蒙东四盟。吴禄贞和姚锡光跟随善耆考察内蒙东四盟，姚锡光是吴禄贞的直属上级，吴禄贞的考察路线应即与姚锡光大概一致。考察内蒙东四盟使吴禄贞进入中国塞北边疆，接触并认识中国国家疆域结构中的非汉族群聚居的边疆历史空间。

内蒙东四盟是卓索图、昭乌达、哲里木和锡林郭勒四盟的统称，北京的东北方向依次是卓索图盟、昭乌达盟、哲里木盟，三盟之西靠近外蒙为锡林郭勒盟。卓索图盟有5个扎萨克旗，分别为喀喇沁左、右、中三旗，土默特左、右二旗。昭乌达盟有11个扎萨克旗，分别为敖汉旗，奈曼旗，巴林左、右二旗，扎鲁特左、右二旗，阿鲁科尔沁旗，翁牛特左、右二旗，克什克腾旗，喀尔喀左翼旗。哲里木盟有10个扎萨克旗，分别为科尔沁左翼左、右、中三旗，科尔沁右翼左、右、中三旗，扎赉特旗，杜尔伯特旗，郭尔罗斯后旗和郭尔罗斯前旗。锡林郭勒盟有10个扎萨克旗，分别为乌珠穆沁左、右二旗，浩齐特左、右二旗，苏尼特左、右二旗，阿巴噶左、右二旗，阿巴哈纳尔左、右二旗。盟旗制度是清朝统治和管理蒙古地区的主要制度，其中扎萨克旗是盟旗制度的核心，也是清朝蒙古最基本的军事和行政单位。[44]

善耆的行程主线路是北京—热河—喀喇沁右旗王府（卓索图盟五旗会盟）—赤峰（昭乌达盟三旗会盟）—巴林右旗大板（昭乌达盟八旗会盟）—乌珠穆沁右旗（锡林郭勒盟十旗会盟）—科尔沁右翼中旗（哲里木盟十旗会盟）—新民府—锦州—山海关—天津—北京。[45]光绪三十二年（1906），姚锡光“于三月十九日随同肃亲王自京起程，迄五月二十一日回京”，[46]吴禄贞参加的善耆考察团历时三个月。吴禄贞在考察内蒙东四盟的路线中有两次分途调查。三月二十八日（4月21日）在热河，善耆派“吴绶卿禄贞、陶欣皆仁荣分路调查，约会于喀喇沁”，[47]吴禄贞率领户部主事陶仁荣在热河至喀喇沁段进行了独立调查。

善耆一行四月初四日（4月27日）到喀喇沁右旗王府，举行会盟并参观喀喇沁右旗世袭扎萨克郡王贡桑诺尔布所办的守正武备学堂、崇正学堂和毓正女学堂等新政设施，四月十八日（5月11日）前往赤峰。此间，吴禄贞与贡桑诺尔布结交甚笃，崇正学堂学生回忆“贡王在自己的卧室里款待，把酒夜话，吴绶卿先生曾酩酊大醉，临出门的时候，就倒卧在外边的台阶上。翌日贡王亲书‘吴绶卿醉卧处’六字，召匠人刻在台阶的右侧”。[48]贡桑诺尔布在蒙古王公中是朔漠地带开风气之先的新政人物，其时的贡桑诺尔布“学识明通，留心新政，因蒙古之弱，病在愚陋，故以开通民智为急务，沿途张贴北京官话等报若干种，且创立武备学堂、高等小学、女子小学各一所，诚蒙古王公之翘楚也”。[49]此后吴禄贞常年与之书信往还，对贡桑诺尔布在兴学练兵、庶政维新方面有所影响。

内蒙东四盟与北京、东三省地域相连，可谓“东蒙壤地与直、东处处犬牙交错”，[50]直隶热河都统、东北三将军负有监督和控驭蒙旗军政的权责，并直接管辖蒙旗地面建立的州县。四月二十三日（5月16日），吴禄贞又在赤峰“分路绕行东道，视察行军及国防形势”，其缘由在于“塞北兵事关紧，以蒙古与东三省之交，尤关重要”。[51]五月二十一日（7月12日），吴禄贞回到北京结束内蒙东四盟的考察，大概用三个月的时间奉命完成《东四蒙古实纪》的调查报告和《经营蒙古条议》的边疆建设方略。

四、结语

20世纪初的清季中国，在历史舞台上形成三股政治力量角逐的格局，共和革命党人出生入死地发动民族民主革命，君主立宪党人不遗余力的推动君主立宪，清政府则在内忧外患的压力下改弦更张，推行新政。边疆危机是清廷内忧外患集中爆发的前沿，边疆新政自然是其中应有之义。清末新政是清政府各项改革的总称，具体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改革的主体是清政府，其目的旨在维护清王朝的统治。[52]清末新政实际上延续了19世纪下半叶开启的从王朝国家到主权国家建设的转型进程。清王朝谋求建立国家常备军制以维护对外抵御侵略和对内平息革命起义的双重国家利益，统筹全国练兵的新式中央机构的练兵处得以设立。基于练兵处中央集权的特性，革命志士吴禄贞作为地方军事人才被吸收进入中央军事系统，成为清廷官吏。吴禄贞的人生际遇从反满革命到清廷官吏，身处北京中枢纵观天下，深入内蒙东四盟及东北边疆进行调查，因缘际会地登上边疆历史舞台。

吴禄贞的塞北及东北边疆之行，对于国家的内忧外患有深刻的体验。吴禄贞掌握中国陆地边疆的危险态势，认识到“蒙古迆北全线，皆毗连俄疆。初，俄人用兵东方，独逾数万里经营满洲者，固不但以扩张海军为首务，抑将包举吾全国”，[53]进一步强化国家疆域空间的主权意识。吴禄贞介入的内蒙东四盟调查包含着更多练兵驻防保卫国家边疆领土主权的时代内涵。吴禄贞排满兴汉的革命思想具有中国固有的“夷夏之辨”因素，但其汉族族裔民族主义思想在接触国内边疆其他族群之时受到强烈冲击。晚清中西的剧烈碰撞导致时人对中国国家的重新认识与界定，清廷的衰弱导致“大一统”国家疆域面临裂变的危机。清中国非汉族群聚居的边疆是否构成国家疆域的空间结构？边疆聚居族群能否转变为中国新式国家的国民？这些时代的挑战严峻地摆在所有中国人的面前。吴禄贞的筹边因缘恰如当时无数历史位置不同而又关心国家与民族命运的中国人，无论采取何种路径通过转型时代都需要整合边疆的“新中国”建设方略。

注释：

[1] 孙中山：《令准陆军部呈请奖恤吴禄贞等文》，《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73页。

[2] 吴禄贞：《忆旧游》，皮明庥等编：《吴禄贞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53页。

[3] 参见赵宗颇、夏菊芳：《吴禄贞》，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林民：《辛亥革命活动家吴禄贞》，《河北学刊》1982年第4期；王先明：《“自立军运动”中和武昌起义后吴禄贞活动试析——革命派还是立宪派》，《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1期；吴忠亚：《吴禄贞是“立宪派”吗？》，《历史研究》1982年第3期；赵宗颇：《吴禄贞与两湖革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2期；王先明：《吴禄贞与辛亥革命》，《晋阳学刊》1989年第3期；李立新：《辛亥革命英烈吴禄贞》，《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4期；孔祥吉：《日本档案中的张之洞与革命党：以吴禄贞事件为中心》，《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王鹏辉：《吴禄贞的社会交游与清末革命》，《清史论丛》2015年第2辑。

[4] 王鹏辉：《吴禄贞视野中的边疆民族社会——以内蒙古东四盟调查为例》，《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王鹏辉：《清末的边疆改革方略：以吴禄贞为中心》，《华西边疆评论》2016年第3辑。

[5]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专题资料选辑第二辑清末新军编练沿革》，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52页。

[6] 拉尔夫•尔•鲍威尔著，陈泽宪等译：《1895—1912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114页。

[7] 杜春和编：《张国淦文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第49页。

[8] 《癸卯十二月初八日武昌端署制台来电》，《张之洞存各处来电》第64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藏张之洞档案甲182-166，转引自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增订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219页。

[9] 张之洞：《致京练兵处、天津袁宫保》，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1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192-9133页。

[10] 吴禄贞：《致戬卿二哥函》，皮明庥等编：《吴禄贞集》，第218页。

[11] 吴忠亚：《吴禄贞与辛亥革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武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武汉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武汉：国营湖北省新生印刷厂，1981年，第89页。

[12] 《故宫练兵处档案》，清五，第5号，转引自刘建一，李丹阳：《“武昌花园山机关”初探》，湖南省历史学会编《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青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08页。

[13] 《练兵需才》，《申报》1904年4月30日。

[14] 程明超：《题娱园遗诗十首》，谢炳朴辑，张謇题签：《吴绶卿先生遗诗》，铅印本，1912年。

[15] 程明超：《题娱园遗诗十首》，谢炳朴辑，张謇题签：《吴绶卿先生遗诗》，铅印本，1912年。

[16]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470《良弼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799页。

[17] 杜春和编：《张国淦文集》，第49页。

[18] 杜春和编：《张国淦文集》，第50页。

[19] 丁进宝：《清练兵处及其档案》，苏智良等主编《袁世凯与北洋军阀》，北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88页。

[20] 刘体智著，刘笃龄点校：《异辞录》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45页。

[21] 奕劻：《练兵处机构章程清单》，来新夏主编：《北洋军阀》第1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79页。

[22] 张亚斌：《晚清陆军部研究》，首都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第10页。

[23] 吴禄贞：《致戬卿二哥函》，皮明庥等编：《吴禄贞集》，第218-219页。

[24] 袁世凯：《为拟将常备军各镇改为陆军各镇事奏片》，来新夏主编：《北洋军阀》第1册，第537页。

[25] 《钦派阅操确情》，《申报》1905年3月28日。

[26] 徐世昌：《覆奏陆军三镇考验情形折》，《退耕堂政书》卷一《奏议》，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第68页；长庚等：《为考验北洋陆军情形事奏折》，来新夏主编：《北洋军阀》第1册，第543页。

[27] 长庚等：《为奖励练兵有功官员事奏片》，来新夏主编：《北洋军阀》第1册，第544页。

[28] 奕劻等：《现拟调集各军仿办秋操以习战备而重戎政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第53辑，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441下栏。

[29] 袁世凯：《复陈校阅陆军会操情形折》，廖一中、罗真容整理：《袁世凯奏议》下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389页。

[3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练兵处主要官员履历》，1997年第3期；姚锡光：《筹蒙当议》卷上《查复东部内蒙古情形说帖》、《续陈实边条议以固北圉说帖》，内蒙图书馆编，忒莫勒校勘：《内蒙古历史文献丛书》之四，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8年，第11、26页。

[31] 《蒙古族通史》编写组编：《蒙古族通史》下卷，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年，第78页。

[32] 《肃王赴蒙查办要案之确情》，《申报》1906年6月3日。

[33] 冯诚求：《上理藩院——条陈内外蒙古》，《边疆史地文献初编：北部边疆》第2辑第14册，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第347页。

[34] 《清实录》卷550“光绪三十一年十月丁卯”条，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7年，第311页上栏。

[35] 《奏请以军政司副使姚锡光随同前往经营蒙古各事片》，《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藏，03-5969-134。

[36] 《奏为查办蒙古事件请准咨调刑部员外郎铠等员随同以资任使事》，《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藏，03-5456-001。

[37] 《清实录》卷556“光绪三十二年二月癸丑”条，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7年，第368页下栏；《奏请刊刻钦命查办蒙古事宜文样木质关防一颗事》，《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藏，03-5456-002；《奏为查办蒙古事件请饬下户部先行等拨京平银两事》，《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藏，03-5456-003。

[38] 《肃邸到沈之期》，《申报》1906年7月7日。

[39] 《两宫传谕肃邸赴蒙古应办要事北京》，《申报》1906年4月18日；朱寿朋编，张静庐等点校：《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5499页。

[40] 《肃邸对于蒙古之意见》，《申报》1906年4月11日；《俄国注意肃邸之蒙古行》，《申报》1906年4月11日。

[41] 《直督派兵保护肃亲王赴蒙》，《申报》1906年4月9日。

[42] 《俄使电陈肃邸赴蒙关系》，《申报》1906年4月13日。

[43] 姚锡光：《筹蒙当议》卷下《上练兵处王大臣笺》，内蒙图书馆编，忒莫勒校勘：《内蒙古历史文献丛书》之四，第97页。

[44] 阎光亮：《清代内蒙古东三盟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42页。

[45] 焦红娟：《内蒙古东四盟与肃亲王的调查》，内蒙古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第18-19页。

[46] 姚锡光：《筹蒙当议》卷下《呈复经画东四盟蒙古条议》，内蒙图书馆编，忒莫勒校勘：《内蒙古历史文献丛书》之四，第59页。

[47] 陈祖墡：《东蒙古纪程》，内蒙图书馆编，忒莫勒校勘：《内蒙古历史文献丛书》之四，第130页。

[48] 吴恩和、邢复礼：《贡桑诺尔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内蒙古文史资料》第1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116页。

[49] 陈祖墡：《东蒙古纪程》，内蒙图书馆编，忒莫勒校勘：《内蒙古历史文献丛书》之四，第131页。

[50] 顾次英：《东蒙游记叙》，冯诚求：《东蒙游记》，民国2年（1913）铅印本。

[51] 姚锡光：《筹蒙当议》卷下《再上练兵处王大臣笺》，内蒙图书馆编，忒莫勒校勘：《内蒙古历史文献丛书》之四，第107页。

[52] 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增订本），第2页。

[53] 吴禄贞：《经营蒙古条议》，内蒙图书馆编，忒莫勒校勘：《内蒙古历史文献丛书》之四，第237页。

作者简介：王鹏辉，新疆吉木萨尔人，历史学博士，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边疆史地研究。

论文原刊《西北民族论丛》第17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来源：史学研究。

来源：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