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六十年前的五四运动，毛主席曾称赞它是“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五四运动》，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又说:“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
【作者简介】夏鼐，中国著名考古学家，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
六十年前的五四运动，毛主席曾称赞它是“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五四运动》，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又说:“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新民主主义论》，同上)它是一个文化革命运动，同时又是一个政治革命运动。
回忆五四运动以前数十年的历史背景，我们可以看到自从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向我国多次进行武装侵略。激起了我国人民的反抗。这种反抗，开始时只是凭着一股爱国热情，拿起长枪和大刀，对着装备有洋枪大炮的帝国主义武装力量进行英勇的斗争。战场上是失败了，但是这却引起我国人民的深思:为什么我们英勇的人民打不赢他们这些洋鬼子?于是便有了学习外国长处的向题:怎样赶上他们，超过他们?有人提出了“富国强兵”的政策，学习外国造炮制船的技术，也创办了一些近代企业。但是甲午一战，我国拥有当时最新式铁甲舰的海军，竟一败涂地，全军覆没。于是有人主张变法维新，后来更进一步要推翻君主制，鼎新革故，于是发生了戊戍维新和辛亥革命，想从政治制度的改革入手，实行立宪和共和，结果改革仍是失败了。五四运动举起了文化革新的旗帜，要从思想文化方面来一次彻底的革命，所以也叫做“新文化运动”。它砸断了封建礼教的精神枷锁，在政治上提倡反对封建专制的民主思想，在文化上提倡反对武断迷信的科学思想。这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由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过程，从它的准备时期说起，这个过程是经过了好几个发展阶段。每一阶段，由于新的社会力量的生长和发展，由于人民群众的觉悟的提高和加深，都为成一个新的阶段，每一次革命运动都更为波澜汹涌，气象万千。而五四运动这一个新的阶段，是其中一个在文化方面特别显得生动活拨、丰富多彩的新阶段。
五四运动时期提倡“民主”和“科学”，当时叫做“德先生”和“赛先生”。前者指德谟克拉西(民主)，后者指赛因斯(科学)。民主是一种政治思想，同时也指体现这种思想的一些政治制度。五四运动所号召的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这是因为它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当时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还没有诞生。但是它是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准备了肥沃的土壤。
至于提倡科学，那更是这个称为“新文化运动”的五四运动的一个主要内容。恩格斯说:“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卡尔·马克思的葬仪》，《全集》，第19卷)五四运动所提倡的科学，不限于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还包括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毛主席说:在五四运动时期，“这支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不论在哲学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在政治学方面，在军事学方面，在历史学方面，在文学方面，在艺术方面，都有了极大的发展。二十年来，这个文化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新民主主义论》)。提倡科学，不仅是介绍和发展各门科学的具体内容，更重要的是鼓吹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结合实践的科学方法。
考古学是历史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根据实物史料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五四运动时期，中国考古虽已有了它的前身“金石学”或“古器物学”，但是近代的考古学，可以说当时在中国尚未产生。只有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中国的近代考古学才得兴起和长成。
我们现在可以回顾一下，近代考古学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是怎样兴起的。
每门学科的发生和发展，都是一方面和整个人类历史过程和某一特定社会历史过程相联系，另一方面又和其他有关学科相联系;当然，又有它本身发展的具体特点。
我国考古学的前身“金石学”，在北宋时(公元十一世纪前后)便已经产生。元明时代曾经一度停滞。到了清代中叶(十八至十九世纪初)，乾嘉学派兴起，为了配合解释经义和整理史籍，金石学(包括古文字学)受到了重视，名家辈出。有些学者的贡献，实已超过前人。到了晚清(十九世纪后半至二十世纪初)，金石学(包括古文字学)更为兴旺。学者如陈介祺、吴大澂、孙诒让等，他们研究的对象不限于金石，方法也比较谨严。民国初年的所谓“罗(振玉)王(国维)之学”，对于这学科又有了新的发展。他们利用新出土的甲骨、铜器、简牍、石经和墓志等，做了大量的整理研究工作，有了一定的贡献。在五四运动时期及其后一个时期中，这些学者仍从事研究和著作;但是，无论在指导思想方面或研究方法方面，他们仍跳不出金石学的圈子。不过，中国的近代考古学还是批判地继承了他们的一些成果。
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另一个来源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其中一个特别有关的科学是地质学。地质学也是以田野工作为主要手段来做研究的一门科学。由于它对于调查资源和开发矿产方面工作的重要性，所以在清末和民国初年便受到了重视。当时延聘了外国的地质专家，也培养了一批我国自己的地质学家。这批地质学家是新型的学者。他们打破了中国士大夫的旧传统，走出书斋，跑到广阔天地的田野中作研究工作。五四运动时期已是名家的前辈学者如丁文江、李四光等，便是这样的人物。这给中国近代考古学树立了榜样。后来有的地质学家，由于在田野工作中发现了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文物，转而搞考古研究，在考古学方面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例如发现北京猿人化石的裴文中。这些都表示地质学的发达对近代考古学兴起的影响。
另一门学科是狭义的历史学，便是根据文献记载来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及其规律性的一门科学。它和考古学同属于广义的历史学或历史科学。五四运动时期，历史学方面有了两个大变化。一个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五四运动以前的考据学家，包括乾嘉学派人物，都仍是孔孟之道的信徒。他们至多只能在一定范围以内去伪存真，考证出孔子五经的真本和本义。他们决不敢离经叛道。丑四运动时期，“打倒孔家店”的口号，震动了整个中国学术思想界，也影响到中国上古史的研究。孔子的五经，不再成为不可触动的圣书。它们可以怀疑、批评和驳斥。先秦诸子(包括儒家)和两汉经师所制造出来的“三皇五帝”的古史体系，因为经受不住史证的考验，是被怀疑了，抛弃了。这是西洋的史籍考订法和史事考据法。它要比乾嘉学派的考据学更无禁忌，更为实事求是。古史辩派便是当时这种史学的代表。他们批判封建主义的旧史学是对的。但是他们所想建立的仍是资产阶级的新史学。他们没有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又没有大量的考古资料作为立说的基础。他们所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无法建立一个站得住的中国上古史新体系。不过，他们对于封建主义的旧史学的摧陷廓清的功绩仍是不可抹杀的。他们扫除了建立“科学的中国上古史”的道路上一切障碍物，同时使人痛感到中国古史上科学的考古资料的极端贫乏。
但是，五四运动中一个主流是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和国内工人阶级壮大的条件下发生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在五四运动中已得到传播了;但是它成为中国史学家指导他们历史研究的武器还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的事。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不仅使左派的史学家使用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指导来研究中国历史和改写中国历史，并且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郭沫若从1927年起便使用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古器物学和古文字学研究的指导思想，终于在1930年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为了论述近代考古学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现在先说明一下什么是近代考古学。我们知道，考古学的对象是各种遗迹和遗物。这些古代文物除了少数仍留存在地面，大多数是埋藏在地下。考古工作者通过地面调查和考古发掘去发现这些文物，加以整理，并据以研究古代人类社会的历史。考古研究过程中，有时也要结合文献、传说、民族志等各方面的资料，但这学科本身的研究对象仍应是这些遗迹和遗物。这种近代考古学在西洋也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后期才开始发达的。考古学的对象是古老的文物，但学科本身是一门很年青的科学。英国丹尼尔教授以为旧大陆(主要是欧洲、北非和西亚)的考古学的诞生是1840年至1870年，一也可以说这是形成期。后来1870至1900年由于逐渐采用科学的考古发掘方法而成熟了，可算是成熟期(《近百五十年考古学史》，1975年英文增订版，第三章至第五章)。美国哈佛大学威利教授以为新大陆(南北美洲)系统化的考古学是十九世纪中叶开始，到了二十世纪第二个十年才由于在考古发掘中采用严密的地层学方法(他称之为“地层学的革命与和抓紧年代学问题而进入一个新时期(《美洲考古学近百年史》，见布卢(主编):《人类学近百年史》，1970年英文版，第二版，29页)。他们都以1950年作为他们地区考古学的发展进入另一个新阶段的开始，都以放射性碳素法的发明作为这新阶段的标记之一。这表示新大陆考古学的发展，最初是比旧大陆落后一二十年，最后还是赶上去。它又表示发掘方法和断代方法的科学化在考古学发展史中所占的重要位置和科技革新时常对考古学进步所起的先行作用。
在二十世纪初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也是五四运动以前，英、德、法、俄、日等各帝国主义国家纷纷派遣探险队到我国新疆和甘肃西部，进行探险工作。他们以考古工作为名，有的掠夺我国古物，有的更有觊觎我国领土的野心。他们也做了一些考古发掘工作，但是他们的目的既不在此，他们所使用的发掘方法也极原始，是西洋十九世纪初期或更早的那种方法。
五四运动以后，由于上述的种种因素，近代考古学便在我国兴起了。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我国黄河流域的考古工作突然兴盛。地质调查所于1921年在渑池仰韶村发现并发掘了新石器遗址，1923—24年又在甘肃洮河流域发现了一系列的史前遗址，1927年开始发掘周口店的北京猿人遗址。当时学生运动的中心北京大学于1922年成立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的考古研究室，1923年成立古迹古物调查会(后改名考古学会)，曾去新郑和孟津调查铜器出土地，1930年发掘燕下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于1928年成立考古组，并于是年开始发掘安阳殷墟，1930年发掘历城县城子崖的龙山文化遗址。1933年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发掘宝鸡斗鸡台。这十几年中还有其他的发掘工作，不再列举了。这些发掘工作中，周口店和殷墟两处尤其重要。遗址文物丰富，学术价值又高。发掘工作开始以来，现已逾五十余年，但是这两处遗址的宝藏，尚未罄竭。周口店的工作是国际合作性质的，好几个国家的专家都参加。殷墟的发掘工作完全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做的。所以可以说近代考古学在中国已经诞生了。
我曾在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工作过。当时听组中同事说，当年成立考古组是为了发掘殷墟。要从所外调人来当组主任并主持殷墟发掘，颇费一番苦心。所中提名二人，一位是著名金石学教授，另一位是年青而具有一定的近代考古学知识和发掘经验的归国留学生(1918-1923年留学)。蔡元培院长选择后者，后来证明这选择是明智的。后者本人在最近出版的一本著作中还说他自己在国外所接受的训练是人类学，但是由偶然的机会使他成为考古学家(《安阳》，1977年英文版，38页)。殷墟发掘开始后，1930年梁思永加人殷墟发掘团。他是我国第一个接受过西洋的近代考古学的正式训练的学者。参加过安阳发掘的旧人都知道，自从他加入后，田野考古的科学水平大大地提高了。后来许多田野考古工作者都是在殷墟这工地训练出来的。
当然，近代考古学并不等于马克思主义的考古学，正像四个现代化并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的程度比我国高得多。四个现代化是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不可缺少的条件，但是并不是充分的条件。考古学的近代化也是这样的。1949年解放以前，近代考古学在我国是诞生和发展了，但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当时郭沫若已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古器物学和古文字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写出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30年)。曾经多年从事考古田野工作的尹达，以发掘所得的比较可信的材料作基础，使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于1939年写出了《中国新石器时代》一书。这些同志继承五四运动的重视科学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对于马克思主义在考古学界中的传播是起了作用的。但是这些思想当时在考古学领域中并不占统治地位。
1949年中国民主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由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毛主席提出要“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选集》第五卷)。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也进入一个新阶段。在敬爱的周总理的关怀下，在郭沫若院长的直接领导下，我国考古学在这三十年内得到了空前的收获。解放之后不久，经郭老的建议，周总理主持的政务院就决定在中国科学院设立考古研究所，使我国第一次有了专门从事考古工作的研究机构。郭院长为了我国考古学发展的前途着想，放过了许多著名考古学家和金石学家，选择了当时已体弱得不能出门的近代考古学家梁思永来具体领导考古研究所的业务。这些英明的决定保证了后来中国考古学的顺利发展。
这三十年来，中国考古学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成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我们不仅是研究遗物和遗迹，还要研究古代社会的自然环境，要通过实物来研究古代社会组织、经济状态和文化面貌，以求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我们还利用现代自然科学技术方法帮助我们的考古研究，例如应用放射性碳素法来测定年代等等。这三十年来通过考古发掘而出土的大量文物与保护和调查古迹的大量工作，为我们考古研究工作提供了丰富的科学资料。当然我们做的工作还是很不够的，学习得还很差。但是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四人帮”及其追随者竟完全否定五四运动以来我国考古学的成绩，尤其否定了解放后十七年的成绩。他们叫嚣“考古学的十七年是一条粗黑线”。当时竟有人建议要把田野考古队员都调回家里来关门搞“路线斗争”，要批判十七年，要批判“田野考古工作也是考古学研究工作”这一完全正确的认识。一时黑风四起，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四人帮”垮台后，我们国家正在致力于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考古学也应该搞现代化。我们要继承和发展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把我国考古学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来源：思想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