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面对“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举国上下在旧制度与新问题的交锋中，展开无数自救的尝试。而一个现代国家的雏形，便在这些或失败，或戛然而止，或延续至今的转型中，悄然诞生。

自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至1912年清帝逊位，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这段名为“晚清”的历史，究竟意味着什么？

落后、屈辱、黑暗，天朝的崩溃，亦或是觉醒的前夜？

面对“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举国上下在旧制度与新问题的交锋中，展开无数自救的尝试。而一个现代国家的雏形，便在这些或失败，或戛然而止，或延续至今的转型中，悄然诞生。

01.

重新认识晚清，现代中国的起点

今天的心理学家为我们揭示了一个基本道理，就是人的童年在人格发展和性格形成过程中，有着基础性的作用。所以有人说，幸福的人用童年来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来治愈童年。如果将国家和社会拟人化，那么我们今天的现代国家其实有一个童年，那就是两百年前，被我们称为近代的那段时间。

欧风美雨的持续冲击，同原有的中国社会文化发生反应，产生了不同于传统社会的制度和路径，化为今天每个人生活中都熟悉的各种元素。

例如，我们每天从睁眼开始就要接触的牙膏、牙刷、香皂、衬衫、球鞋，出门的自行车、汽车、马路，要去的学校、企业、银行；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中小学教育体系，看病要去的医院，办理户籍要去的政府机关，再到我们口中蹦出的大部分词汇，大部分都是近200年发展出来的。我们节目要讲述的，就是这个现代中国童年的故事。

清朝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个朝代，而所谓的晚清呢，我们一般认为是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2年清帝退位之间这个时段，离今天并不遥远。晚清的很多人物掌故，都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时常出现在日常的影视剧、教科书之中，甚至连表情包都会有溥仪说的“朕的大清都亡了”、载沣说的“我大清自有国情在此”的内容。

这么看来，晚清不但离我们不远，还在以别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参与到正在进行的历史当中。

其实，与晚清历史相关的，还有一个我们更熟悉的名称，叫做“中国近代史”。读过历史教材的读者都知道，我们说中国近代史，它是以1840年为界的：1840年之前叫做古代史，1840年之后称为近代史。

晚清是一个时间概念，但是近代却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它有价值尺度包含在里面，它意味着与传统社会的巨大区别。从学科发展史的角度来讲，将1840年作为区分前后的时间点，至少有两种逻辑存在其中：

第一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认为，1840年发生的鸦片战争，标志着中国逐渐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可以和此前中国古代史的封建社会相区分。

而非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同样认为1840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例如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纲要》中认为，鸦片战争给中华民族提出了新的挑战，中国能不能够近代化，会不会被世界民族之林所抛弃？这个问题困扰着此后100多年的中国人，关乎中国的发展和社会的走向。

从以上两种观点来看，1840年发生的鸦片战争，让中国社会逐渐沉沦，给民族提出了新的挑战。这就意味着，接受挑战、走出沉沦，成为近代历史的一个目标。

有新的压力、有新的挑战和新的目标，近代就不再只是一个时间刻度，它背后包含着一种价值的评断，具有比较强的主观性：能不能承受压力，接受挑战，完成目标，某种程度上就成了近代历史的任务和评判标准。

《人生若如初见》

从这个角度而言，近代并非只是古代的结束，它也是一个新的开始。实际上，清朝尤其是晚清的文艺作品之所以能吸引人，很大程度上也在于此，大家希望从中学到一些教训，或者我们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向前回溯到近代历史，去寻找答案。

比如，我曾经写作过一本书，叫做《辨色视朝》，“辨色视朝”四个字来自《礼记》，是说君王在天色刚能分辨的时候，就上朝理政。这个词语经常被清朝君臣引用，作为对皇帝勤政的要求。清朝皇帝也确实是这么做的。那么连带的问题就是，大家会问：既然这样勤政，为什么会造成晚清被动挨打的局面呢？

再比如说，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沿着小学-中学-大学的路径往前，最后到社会找工作，求发展，每一步都要付出艰苦努力，用今天流行词语来说，叫做“内卷”，在思考缓解之道的时候，大家似乎很自然会去问：这个教育制度和模式是怎么形成的？

其实，这个新的教育体制，就是形成于120年前的晚清，经过一步步改革走到了今天。再比如，提到今天世界500强之一的招商局集团，我们对这个名字似曾相识——不错，这个在航运、金融领域发挥重要作用的企业，前身就是清朝在1872年成立的轮船招商局。

这样看来，除了那些腐败、屈辱、沉沦的内容，近代似乎还有更多的东西可供我们思考和挖掘。我们会看到这个阶段每天天不亮就要上朝勤于政务的君主和大臣，会看到晚清的制度改革的举措不但突破传统，而且突破清朝祖制，具备很多现代文明的元素。

但越是这样，我们的疑问就越大，为什么清朝走向了崩解？这个被称为现代国家童年的时代，给后来留下了怎样的遗产？

不过，我们的节目采用“晚清”而非“近代”的时间定语。这是因为近代史的下限有各种不同的定义，有的学者主张定在1919年五四运动，有的学者主张定在1949年。

而晚清的下限止于清帝退位，这是非常清晰的，也是我们本节目讲解的时段。之所以这么划分，是因为这是传统制度退出舞台，新的制度形成的阶段，正好可以算作现代国家的童年。

所以，这个阶段形成的制度的特征，很自然就影响到此后乃至今天的历史发展。传统制度中有一些没来得及完全褪去的内容，也会在后来重现，让我们看到某种“返祖”的现象。

例如，今天的人们，依然会向往出现“包青天”那样的行政兼司法官来为民做主，人们依然会歌颂勤政期待领导英明，而不是致力于制度建设来完善管理体系，这与现代法治思想是背道而驰的。

02.

所谓“政治制度”，指的究竟是什么？

那么，什么是政治制度？政治制度的特点又有哪些呢？其实，政治制度大概可以看作一个社会的政治组织结构的总和，它包括可见的成文的规章法律，不成文的习俗规则，这些都是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

政治制度它描述结构功能及其后果，它的特点是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同时具有共通性。所谓的稳定性和延续性是纵向的，就是和中国历史的纵向相比，不论居于统治地位的集团是否变化，它都可能有继承前朝、向后延续的特点，比如说，我们会听到“汉承秦制”、“清承明制”的说法。

也许政治局面风云变幻，也许统治集团改换了民族，在波浪之下的深水区，仍具有相当大的稳定性，前后具有相当大的延续性。

而共通性是横向的，也就是不论哪些国家和民族、不论处于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之下，他们都需要同样面对一些政治组织的问题。

例如，君主与宰相关系是公认的中国政治制度的重大问题，影响到王朝和国家的命运，而君主和宰相，可以类比为古代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纵观当今世界几乎所有的成文宪法，都会规定国家元首、政府首脑的产生方式和相互关系。可见，这是人类社会不同群体在组织起来的时候，都会遇到的难题。

此外，我们也可以观察到，政治制度有着有形制度和无形制度的区别。

有形制度比较好理解，法律规章诉诸于纸端，如成文的宪法、行政法典，传统的《则例》《会典》，用皇帝名义发布的《上谕》，它们是诉诸笔墨，必须执行或进行参考的内容，这是有形的制度，也是我们研究比较多的制度。

除此之外，还有无形的制度。无形的制度存在于传统两个字里面，它不诉诸于笔墨，但确实实在在地存在着，对制度运行产生重大影响力。

《末代皇帝》

比如说历朝历代所谓“祖制”，也就是祖宗制度。什么叫祖制，说不清楚，很多东西都可以按照需要往祖制里面塞。在清朝，国语、骑射可以被说成是祖制，永不加赋也可以被说成是祖制，它不一定会形成法律或者成熟的文本，它却成为政治制度的一部分。我们举个例子。

大家对“垂帘听政”都非常熟悉。实际上，垂帘听政在清朝制度里是没有的，那么慈安与慈禧太后为什么能够垂帘听政？

当时有一个叫董元醇的御史，他在建议垂帘听政的奏折里写了这么一段话：“窃以事贵从权，理宜守经。何为从权？现值天下多事之秋，皇帝陛下以冲龄践阼，所赖一切政务皇太后宵旰思虑，斟酌尽善，此诚国家之福也。”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基本的制度我们要遵守，这就是所谓“理宜守经”，但由于现在情况特殊，遇上了多事之秋，内有太平天国占据半壁江山，外有俄英法美列强虎视眈眈，皇帝年幼，我们应该灵活处理，日常政务仰赖皇太后替皇帝拿主意。这就是“事贵从权”，也就灵活处理。

于是就出现了垂帘听政制度，这是以前没有的。这项制度之所以能够形成，是因为在理宜守经的基础上，做了从权处理。那么，这些思想，也可以看作清朝的无形制度。

以上便是政治制度这一概念的基本范畴。那么，为什么我们需要从政治制度的角度来重新考察晚清历史、甚至能帮助我们了解今天的中国呢？

如果观察晚清70年，我们会发现，第一，政治制度有自己内在的一些逻辑，还有一些重要的时间节点，它和近代史的节点是不尽相同的，例如近代史把鸦片战争的发生看得很重要，但鸦片战争与制度变迁的关联并不大。

近代政治制度的核心问题发生于君主制到共和制的转变，这背后的道理是国家的主人发生了改变。这种转变，带动了整个政治制度的近代走向，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司法等种种因素。

它要解决的问题是权力从何而来？这是近代政治制度史的核心问题。与此相关联的是，权力应该由谁掌握？如何使用权力、限制权力。所以，政治制度史和近代史向我们提出的问题，比如中国能不能近代化、中国如何求得民族独立有一定的关系，但也不完全一样。

第二个问题是政治制度不是一个静态的描述，不是简单描述君主、内阁、军机处、六部的内容，而是重在探索制度变化过程、探讨制度变迁的原因、后果以及背后的理论。

传统与近代的两分法在其他专门史领域也许饱受争议，但是在政治制度史上却是清晰可见的。国家从君主制、君民共主制变为共和制的过程，会带动政治制度相应的变化。

其中有曲折、有妥协，也会有趋势，这是需要我们描述的过程，所以近代政治制度是一个动态的、带有问题意识的论述，而不是一个静态的知识性的描述。

这些制度变动是结构性的，对于历史发展有着更深远的影响。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一些历史发展的后果，并非个人的道德或好恶所致，而是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

从制度角度思考历史变迁，有利于我们突破仅仅从善恶判断、从个人喜好出发进行思考的局限，进而给我们更多一些的智慧。

03.

一个关于“童年”的故事

其实，晚清不仅仅不仅仅是新的开始，也是旧的终结。我们今天检讨三四百年前开始统治中国的清朝，会给与它很多负面的评价，但是如果我们去看清朝包括晚清士人对自己制度的评价，则大体上是肯定的，甚至有带有很强的自信。

这种自信并不是空穴来风。清朝人有着自己的依据，他们说中国历朝历代，亡国的原因无非这么几个：宦官、外戚、藩镇、权臣、外患、民变。

历史上强盛的王朝，如秦朝、东汉、唐朝、明朝，它们的衰亡有的是因为宦官造成，或者与宦官间接相关。

西汉、东汉都有强大的外戚专权，威胁到王朝稳定与安全；唐朝亡于藩镇，西汉、西晋、明朝受藩王叛乱之害；两汉、三国的魏国、后来的唐朝，都有权臣把持朝政，甚至篡夺皇位的行为；西晋、两宋是直接亡于北方的外患，其他各朝代也都面临北方民族的威胁，耗费大量国力应对游牧民族挑战，间接影响了王朝的走向。

但是反观清朝，清朝士人自信地认为，这些弊政现在都不存在了：宦官干政已经被严厉禁止，外戚没有特权和势力。

自从清朝打败了蒙古的准噶尔部、和硕特部，西北底定，直接控制的版图空前辽阔，清朝似乎消灭了长达几千年的北方游牧民族威胁，长城内外成为一体，长城不再像前朝那样具有防卫的功能。甚至当蒙古威胁仍在，有人提出修筑坍塌的长城段的时候，康熙帝就已经自信地说：

“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敢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

为了保持四方安宁，历朝历代派兵镇守四方，但容易造成太阿倒持、地方叛乱的情况。到了清朝，各地的将军、总督、巡抚虽然号称封疆大吏，主管一方，但全国的人事权、军事调度权操之在上，他们不具备抗衡皇权的力量；加上儒家理学的浸润，他们也很难有反叛君父的胆量。

《末代皇帝》

在京师，由于实行军机处制度，军机大臣只能根据皇帝意见参议政务；作为最高阶文官的正一品大学士，如果没有进入军机处，也是有名位而没有实权的虚相。这样也就根绝了权臣土壤。乾隆帝颇有几分自豪地说：

“朕的宫中没有险恶的吹枕头风的女宠，没有干政的宦官，外朝中没有擅权的王公贵族和大臣，各省没有拥兵自重的封疆大吏。我们不但没有历朝历代的心腹祸患之事，也没有飞扬跋扈的奸人，甚至连这些人和事的一点苗头都看不到。”

“（清朝）内无诐谒之女宠，干政之宦官，朝无擅权之贵戚大臣，外无拥兵之强藩巨镇。凡历代以来，所为腹心之蠹，跋扈之奸，不但无其人、无其事，抑且无几微之萌檗。”

这样看来，清朝君臣所说的制度优越并非盲目自信，而确实有一定的道理。但越是这样我们越会问：既然你们说自己制度那么好，为什么对内不能送走贫穷，对外不能抵御外侮，甚至会导致国内揭竿而起，对外割地赔款？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尝试从两个方面来进行解释：首先，清朝的制度不是凭空产生的，它大体上继承了明朝制度，当然，在继承的同时，加入了一些“满洲特征”，同时对旧制度进行改革，堵上一些漏洞，防止前朝弊政的再现。

正是在不断修正前面问题的基础上，才形成了清朝君臣所认为的比前朝优越的制度。问题在于，每个事物，都有正反的两面，在修正旧制度弊端的同时，很可能将它积极的一面也随之抛弃。

比如说，为了防止地方坐大，君主收紧财政、人事和军事权力，这在另一方面会忽视地方的特殊性和利益，损害地方的积极性。再比如，君主为了防范权臣，收紧权力，这样做固然消除了权臣的土壤，但却加重了皇帝的负担和责任。可见，人们在修补旧制度的过程中，自然会产生新的问题。新问题甚至比旧问题更难解决。

另一方面，19世纪中期开始，西方元素大规模进入中国，向中国提出了新的挑战。旧的制度无法应对，人们只能另辟蹊径，向西方学习。这就使得近代制度存在中西调和与适应的问题。这种学习和适应的过程其实并不顺利，出现了各种曲折、反复甚至倒退的现象。

所以，晚清的制度有两条线，一条遵循中国制度自身的逻辑，有漏洞就修补，但补了漏洞，会产生新问题；另一条是外来压力之下，学习并接受新制度。

这两条线紧密交缠在一起。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史的国度，有着深重的历史积淀，不可能在抛弃旧制度的基础上，全盘采用西方制度，所以晚清的制度就变成了在外来压力、西方制度参照下，改造和革新旧制度的漫长过程。这就是20世纪中国制度的基本特征。

04.

寻找现代中国政治的“童年”

我们在前面讲了童年对一个人的重要影响，那是因为一个人在童年阶段毫无经验，他遇到的每一件事情，都可能是人生中的第一个场景，占据他人生经验的百分之百。

这个阶段会形塑一个人的性格，尤其是那些与众不同的性格。对于一个国家，甚至一个文明，同样也是如此，它们在成长初期的经历，会对后面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当下中国的各项制度，如果向上溯源的话，至少有这样两个源头或者“童年”：

第一，如果我们突出“中国”的元素，那么制度的很多特征可能追溯到周、秦。儒家经典推崇夏商周三代政治，尤其是周代的礼乐制度，周制的很多理想，自然就影响了几千年中国的读书人和中国政治。

周之后的秦制形成了帝制中国最主要的架构，包括郡县制、官僚制、皇帝制度，被此后两千年继承。周、秦以降的政治制度影响了中国历史，自然也影响到现代。

例如，作为基层行政区划的县，出现于春秋战国，经过秦郡县制确立之后，一直延续下来，到今天仍然是重要的基层行政单位。县延续至今，不但是名称上的继承，实际上也是国家结构的继承，即中央政府拥有较高的管理权。

再比如，根据《公务员法》的规定，我国领导职务层次分为国家级正职、副职、省部级正职、副职……一直到乡科级正职、副职。

这种分法，和传统中国官僚制下的品级是相似的，比如清朝官员有九品，九品各分为正、从，一共有18阶。文官最高阶是正一品的内阁大学士，名义上类比前朝的宰相，他的副手协办大学士，是从一品；各部部长，也就是六部尚书是从一品；各省的首长巡抚是从二品，总督是正二品。

由于总督、巡抚有兵部尚书和都察院右都御史的坐衔，所以他们的级别还会提升半级。传统的官僚制的级别划分，使得每一级官员明确自己的权力、责任，上级能监督下级，并推动执行政策。

第二，如果我们突出当今社会“现代国家”的因素，晚清70年就相当于它的童年。晚清时期，中国接受了很多现代性的因素，在旧制度的基础上进行改革，使我们慢慢地变成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

《人生若如初见》

比如政企关系、政党缘起、共和制度、外交政策、教育体制，这些是现代中国的基本要素，它们形成于晚清70年，那段时间可以说是现代中国的童年时期，那段时间的遭遇，会极大塑造今天政治制度的特征，也会深刻影响我们的心态。我们这档节目，就聚焦在后者，也就是晚清70年的制度变革及其影响。这里先简单举两个例子。

例如今天的教育制度。这个体系源自20世纪初期建立的学制。有人会说，中国古代不是有官学吗：基层有府州县学，京师有国子监。但是我们要明白，古代的学校机构和今天的教育是两码事。

古代有科举制度，官办学校是科举的一个环节，通过科举考试获得秀才身份，才会进入到学校。学校是用来提升举业文章的，而不是进行国民教育。在传统社会，一个读书人的教育，是在私塾等官办学校之外的系统完成的。

而我们今天的国民教育体系，有学制、有学程、有科目，幼儿园三年、小学五六年、初中三四年、高中三年，然后升大学，专科三年，本科四年。大学之前会学习语文、数学、体育、音乐等科目，大学之后也会分专业治学。以上这些是近代才有的，它们源于1903至1904年清政府制定的癸卯学制，迄今只有120年。

再比如，中国从隋唐开始，实行了一千多年的六部制度，政府包括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这是参照儒家经典《周礼》而设计的。直到20世纪初期，清政府经过多次改革才打破六部的架构，按照现代政府职能，设置外务、度支、内政、农工商、教育、陆海军、邮传各部。

今天的中央政府是国务院，设有各部委，以外交、国防居首，之后包括财政、工业、农业、教育、信息、交通各部。这一套体系，也是源自120年前晚清的改革。

以上这些变化，不仅仅是一个形式上的改动，它们背后涉及政府职能的边界拓展，政府服务和负责对象的变化，涉及国民权力与责任的变化。传统政府职能比较简单，大致包括这些内容：

用科举方式笼络士人，实现阶层流动和精英人群思想上的一致；中央政府通过对官员进行统一铨选、议叙，维系大一统局面；政府用货币和实物税收支撑皇室、政府与军队开销，同时支持少量的公共工程；用教化和刑讼来弥合、解决民间争端，管理民众。

到了晚清时期，这些职能远远不够用，或者不适用了。例如清政府如果要自强、求富，就必须新设农工商各部，应对商业、工业的国际竞争。如果要启迪民智，养成完整人格的国民，让他们承担国家义务，就必须建立完整的教育体系，使他们接受教育。如果实行地方自治，就要从本地产生管理者，原有的吏部和大一统的人事制度就不再适用。

晚清发生的这些制度变革，属于向现代国家转型过程中的环节。新制度建立之初的遭遇和表现，会极大影响后来的发展。把晚清看成是现代中国的一个童年，是很贴切的一个说法。

当我们明白了晚清对今天的影响，明白了政治制度的延续性，又能为理解今天的生活提供什么视角和帮助呢？可以简单总结为三个方面：

第一，帮助认识今天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运作方式。历史的特点之一就是它的延续性，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这是在说夏商周三朝在礼乐制度上的延续性。

即便是被取代的敌对王朝，其制度也会被后任继承。制度并不是凭空产生的，是在昨天的基础上，经过增加和减少一些部分而形成的。了解昨天，才能更好地认识今天。

第二，在传统的学术体系中，制度属于“经世学”或者“经济学”，也就是要回答并解决现实中遇到的问题和困惑。一个人在检讨自己得失的时候，会自然回忆过去的某个重要节点是不是出了偏差，或者参考过往的经验里有没有类似的情况。一个国家同样如此。

政治制度能一定程度解决我们的困惑，而免于浅薄。例如，当我们能了解历史上制度性的腐败窝案、了解传统监察体系的设计之后，就不会简单地认为，依靠严刑峻法能根治腐败问题。

第三，政治制度作为一门学问，是人类知识宝库中的组成部分，我们可以借此学习现代社会对于教育体系、法律制度、国际关系、民众权力与责任的普遍认知及其形成的原因所在。

来源：看理想精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