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被朝鲜人炸死的白川义则日本大将

摘要：白川义则，1869年出生于日本爱媛县，是松山藩士白川庆应第三子，曾就读于松山中学。1884年1月，白川义则入日本陆军教导团，历任近卫工兵中队附，步兵第21联队附。1890年7月26日，白川义则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1期步兵科，翌年3月26日被授予步兵少尉军衔。1

白川义则

白川义则，日本陆军大将，曾任关东军司令、陆军大臣、上海派遣军司令。

1932年4月29日，在上海虹口公园被朝鲜爱国者尹奉吉投掷的炸弹炸伤，5月26日伤重不治而死。

爱媛县

白川义则，1869年出生于日本爱媛县，是松山藩士白川庆应第三子，曾就读于松山中学。1884年1月，白川义则入日本陆军教导团，历任近卫工兵中队附，步兵第21联队附。1890年7月26日，白川义则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1期步兵科，翌年3月26日被授予步兵少尉军衔。1894年7月24日，白川义则于陆军大学中途退学，参加中日甲午战争，战后复校上课，1898年12月27日，毕业于陆军大学第12期。毕业后，任步兵第21联队中队长、陆军士官学校教官、步兵第21联队大队长等职，率部参加日俄战争。后任陆军省人事局课员、步兵第34联队联队长、第11师团参谋长。1915年8月10日，白川义则晋升陆军少将，任步兵第9旅团旅团长。1916年8月起，任陆军省人事局局长、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校长、第11师团师团长等职。1923年10月，白川义则任关东军司令官，1925年3月，晋升为陆军大将。

郭松龄

1925年11月，东北奉系将领郭松龄、李景林等秘密与冯玉祥结成反奉联盟。11月23日，郭松龄部在河北省倒戈，主张和平，反对内战。随后宣布班师回奉通电，要求张作霖下台。27日，郭松龄部冲过山海关，继续向北推选。30日，郭松解通电全国，将所部改称“东北国民军”，自任总司令，并率部向奉天通近。日本关东军对郭松龄倒戈十分关注。11月26日，郭松龄倒戈的第三天，关东军司令部即致电陆军省和参谋本部，一方面汇报郭松龄倒戈的情况，另一方面询问是否采取应对措施。11月27日，为保护日本在东北的利益，白川义则命令驻扎在东北租借地内的部队和负责保护南满铁路的“铁路守备队”进入警戒状态，并向奉天集结，以应付可能发生的对日不利事件，并寻找机会获得更大利益，同时，白川义则派作战主任参谋浦澄江以“私人代表”的身份，拜访郭松龄，了解郭松龄倒戈的真实意图，以便采取应对措施。郭松龄接见了浦澄江并表示此次行动的目的是整理东北政治，防止人心赤化，消除苏俄影响；同时，告诫日方“保持中立”，不要插手双方之争。但浦澄江并不相信郭松龄的解释，在向白川义则汇报时明确表示郭松龄将“采用国民党的主义作为政策，他身边的人几乎都是国民党的政客”。

张作霖

白川义则见郭松龄不仅占领了锦州,而且马上就要进攻奉天,随即派人拉拢郭松龄，提出只要郭松龄承认张作霖以前与关东军签订的卖国密约，就支持他，当即遭到郭松龄拒绝。白川义则意识到郭松龄反奉是驱张下野，但不愿受日本人摆布，他是不折不扣的激进派。如果让他进入奉天，就会接近国民党，采取激进措施，立刻废除一切条约，日本在东北的特殊权利将会荡然无存，甚至受到威胁。进而，东三省必将引入苏联势力，对日本的国防以及“满蒙”政策都将引起变化。为确保日本的特殊权益。日本关东军最终提出了“援张排郭”政策，12月1日，白川义则指示关东军拟订了《今后情况及军事应付措施方案》。方案规定可配置一部分兵力，根据需要担任奉天以外据点的警戒，做好了“援张排郭”的准备。就在张作霖一筹莫展，已决心下野，准备逃往旅大的关键时刻，关东军参谋长斋藤恒等人于12月7日晚秘密抵达奉天。他们通过张作霖的日本顾问町野武马，邀张作霖见面，会商联合事宜。心急如焚的张作霖闻讯后，心里又燃起了一线希望，前往会面。斋藤恒明确告诉张作霖：即便郭军进抵新民，关东军若通知他们，中国军队不得在南满铁路附近作战，到必要时，关东军还可出兵阻击，他们是无法进人省城的。张作霖闻此大为振奋，表示如能保住其不下野，当予以重谢。

斋藤恒以“援张排郭“为诱饵，提出条件。经过二人密商后，签订密约五条。（1）日人在东三省和内蒙古东部享有商租权，即与当地中国人一样有居住和经营工商业的权利：（2)将“问岛地区”（延吉、珲春、和龙、汪清4县）行政权移让日本：（3）延长吉教铁路，使之与图们江以东的朝鲜铁路接轨（即完成吉会路）；（4）准许日本在昌道各县开设领事馆；（5）以上四项的详细实施办法，另由日中日方提出的上述条件，有的是日本1915年提出的“二十一条”中的内容，有的是复杂的铁路交涉问题,多为日本在东北利益的要害。长期以来，日方软硬兼施力求得到，但由于张作霖的变相抵制，不予接洽，始终未能如愿。这次关东军趁张作霖危难之际，诱迫他签订了草约，对日本而言在外交上是一个重大成果，实现了有日本人做靠山，张作霖心里有了底，立即打消了下野的念头，开始调兵遗将，决定集中兵力于辽河左岸，准备与郭松龄决战。12月8日，张作霖即在“帅府”召开军事会议，动员各部队紧急集合，做“最后决战”。经过准备之后，奉军集结4万余人，在锦州以东地区设置了三道堵击防线,同时,借关东军力量阻止郭松龄所部进攻奉天。

日本关东军司令部

此时，白川义则以关东军司令官名义分别向张、郭两军发出两次“警告”,并实施了一系列对张、郭两军有影响的军事干涉行动，积极增兵援助奉天，稳住张作霖。驻营口日军奉白川义则命令开始阻止郭松龄所部进城，向郭松龄所部发出：不许进入营口市内及“满铁”附属地的禁令，郭松龄所部受阻，无奈之下被迫退往田家庄。15日，白川义则再次以关东军司令官名义向张、郭两军发出警告：“本司令官理解帝国政府的方针,荣幸地再次对两军司令官发出警告,对于南满铁道附属地及该铁路终点起约20华里（约12公里）以内地区两军直接战斗的行为及对我附属地治安有扰乱的军事行动，我军一律严加禁止。如对本警告有交涉事宜,请经贵国政府正式向帝国政府提出。这一警告虽是对两军发出的，貌似公正，但郭军处于进攻状态，其偏祖作用是明显的。由于关东军的强烈阻拦，郭松龄部无法进攻，又不想与关东军直接开战，不得不放弃了两路进攻奉天的计划。18日，关东军在省城奉天设司令部，坐镇指挥日军守卫，张作霖将卫队悉数开赴前线同时，将日本兵乔装成张军，攻击郭军左翼侧，轰炸在新民府的郭军司令部。这些暗中活动，最终导致郭松龄倒戈失败，助奉天转危为安。而白川义则借此次奉军内战成功地将关东军扩大部署至奉天等东北大片地区，也开创了关东军凌驾千日军大本营之上，独断专行的先河。

张作霖在紧急关头付出了与日本缔结密约的沉重代价，密约中所规定的条款，既严重损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更触及了张作霖自身统治地位的底线，使其非常懊悔，深受煎熬。张作霖心里明白：绝对不能承认日本“二十一条”要求以内事项，国家的权利、中国人共有的财产不敢随便予人，否则东三省父老将骂我张作霖是卖国贼。于是，张作霖采取惯用的拖延、推迟的办法，与日本周旋。关东军多次派人联系正式签约一事，均被其以“等风头过去再谈吧！”予以搪塞，实际上是想推翻先前答应的条件。

日本尤其是关东军对张作霖出尔反尔十分不满，关东军白忙乎一场，到手的鸭子竟然飞了，留下“张作霖说话，说了不算”的印象。凭借这次交易，张作霖虽然击败了郭松龄倒戈，表面上稳定了东北局势，但却留下了深重的隐患。日本人从此对张作霖恨之入骨，最终张作霖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同时，也给张学良上台执政带来很多外交上的麻烦。

蒋介石

1927年4月，白川义则就任内阁陆军大臣。此时，中国国内形势变化巨大，北伐军击败了军阀势力，国民党内部以蒋介石为代表的集团逐渐走上中国政治舞台中心。但国民党内部分帮结派，内斗不止。蒋介石“以退为进”，通电下野，而后转赴日本，拜会日本政客和各界名流，以求得日本的理解和支持。日本对蒋介石的态度是既打又拉，软硬兼施。日本坚决支持国民党反共剿共，但却坚决反对国民党军队继续北伐，日本认为北伐将威胁到日本在山东及东北的利益。其间，蒋介石分别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陆军大臣白川义则等进行了秘密商谈并达成协议。双方商定：（1）蒋介石承认日本在“满洲”有特殊权益；（2）蒋介石坚决反共到29底：（3）日本支持蒋介石政权；（4）日本借子蒋介石4000万日元，以助蒋介石安定中国后，中、日两国进行经济合作等。

蒋介石骑兵照

1928年4月，蒋介石复出，复出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指挥部队继续北伐，北伐军势不可挡。日本支持的张作霖、张宗昌等部在北伐军的进攻下，纷纷败退。日本内阁于4月17日召开会议，为保护日本在山东的利益，专门研究中国军队北伐问题。会上，白川义则以保护日侨为借口，强烈主张出兵山东，并叫嚣“出兵的时机已经到来”。为此，他还与提出大规模出兵在财政上有困难，而且有刺激中国可能的财政大臣高桥是清进行了激烈的争吵。第二天，田中义一首相与白川义则专门进行了会谈，在白川义则的力促下，田中义一最终决定把驻中国东北的步兵第10师团第33旅团调往青岛。但仅增派一个旅团并没有使白川义则满足。19日，在纪念田中义一内阁成立一周年召开的临时内阁会议上，白川义则再次要求增派兵力，最终促成第6师团开赴山东。

田中义一首相

1928年5月1日，北伐军占领济南。驻济南日军故意挑起事端，引起日中两军冲突。白川义则接到报告后，以此为再次增兵的理由，不顾反对派意见，再次强烈要求内阁批准继续增兵山东。5月4日，内阁批准了白川义则的请求，急调关东军第14师团第28旅团及其他特种部队2000多人赶赴山东。

5月7日，白川义则与参谋本部共同制订了《对华方案》，竟然诡称济南事件是“中国人日积月累轻蔑日本人的心理的具体表现”，并狂妄叫嚣“显示皇军的武威，使全中国感到震骇”，“根除中国轻侮日本的观念”，“为在整个中国发展国运奠定基础”。8日，内阁再次开会，研究对华派兵问题，田中义一批准了《对华方案》，决定对中国军队发起全面进攻。第二天，参谋本部调派第3师团及其他特种部队20 000人出发，第三次增兵山东。在白川义则等人的极力支持怂恿下，日军第6师团等部队胆子更大了，根本就不把国民党军队放在眼里，于11日迅速占领济南城，并到处奸淫杀掳，涂炭当地民众，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可以说，白川义则的支持和纵容助长了日军的嚣张气焰，白川义则是制造“济南惨案”的幕后黑手，罪责难逃。侵犯。

济南惨案

1928年6月4日，关东军制造皇姑屯事件，奉系军阀、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被炸身亡。这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无视国际社会，对一个主权国家的公然张作霖的被炸宣告田中义一内阁的“和平侵略”政策破产。对此，首相田中义一十分气恼，曾向天皇奏报对那些不顾大局、参与谋杀案的捣乱分子严加惩治。而身为陆军大臣的白川义则力主保护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的河本大作以提出辞呈相要挟。1928年11月，田中义一向天皇报告说：“关于炸死张作霖事件，我想到帝国陆军中多少有凶手的嫌疑，目前正令陆军大臣进行调查。”为此，裕仁感到怒不可遏，说：“不管张作霖是什么样的人，他现在是东三省的统治者，陆军暗中下手将他杀害，太无道理。”天皇要求查明真相，并要求严肃军纪。但军部却称：“尚未找到凶手确系关东军的证据，待进一步查明，如责任确在我方，当行严惩。”

天皇裕仁

田中义一按照天皇训示，命陆军大臣白川义则秘奏处理方案。所谓秘奏，就是在正式文书提请裁决之前，先在内部听取天皇的意见。该方案的基调为：“虽非我军所为，但此事发生在我附属地内，因此，应该处分负责警卫的人。”据此，准备对关东军司令村冈长太郎、参谋长斋藤恒及事件主谋者河本大作等三人施以较轻的处罚。但天皇对白川义则的报告和处理意见十分不满。

据河原敏明的《日本天皇——裕仁》一书记载，裕仁在审阅时，脸色变得十分难看。“这么说来，不是跟以前所奏相矛盾吗？“天皇厉声说。“这一点，请容我慢慢说明情由。”白川义则艰难地申辩。“已经没有必要听你说明了。“裕仁说完，起身到后宫去了。这样一来，弄得田中义一更加难堪，束手无策，只能按陆军意见。处置河本大作，斋藤恒参谋长和铁道守备队司令水町竹三少将“反省”，村冈长太郎司令官“待命”，处分的理由是“警备的疏忽”，完全否认了关东军涉及“事件”的天皇对田中义一的前后不一致十分不满，严厉地训斥了他。至此，宣布了田中义一内阁从政治上强行分裂中国东北计划的破产，田中义一因无法处置军方“独走”，遭到天皇训斥。而暗杀张作霖不仅没有控制东北局势，反而逼迫张学自宣布东北易帜，投入国民党怀抱，田中义一只好宣布内阁总辞职。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为配合东北行动，寻找新的侵略借口并转移国内和国际注意力，从1931年底起，日军先后在天津、青岛、汉口、福州、重庆、上海等地制造事件。上海发生的一·二八事变，就是驻上海的日军为了支援配合其对东北的侵略故意制造出来的。九一八事变的制造者板垣征四郎就参与制订了上海事变计划，他给驻上海公使馆辅助武官田中隆吉少佐发电报说：“满洲事变按预计发展，……请利用当前中日间紧张局面进行你策划之事变，使列强目光转向上海。”

日军集会

1932年1月18日下午，日方雇人在上海袭击日僧，然后贼喊捉贼，制造事端。1月20日，有人组织1200名日本侨民集会后沿北四川路游行，游行队伍边走边喊口号，袭击了沿街华人商铺，来到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门前，要求海军陆战队出面干涉打人伤人事件。1月21日，为配合行动，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向上海市市长吴铁城提出了四项强硬无理要求：1.上海市市长对日僧事件进行公开道歉；2、速捕和处罚作案者；3.对被害者进行经济赔偿；4.取缔和解散上海以抗日救国会为首的一切反日组织和团体。第二天，即1月22日，日本政府开会，“决定立取适切手段”，日本驻上海第1舰队司令盐泽幸一发表恫吓性声明，声称如果上海对日方提出的四点要求不做令日方满意的答复，日本海军将采取“适当行动”。三天之内，三个动作配合得恰到好处，火越烧越旺。27日，日本领事馆向上海市发出最后通牒，限28日18时前给予满意答复，否则日方将采取必要行动。

日军攻击

1月28日晚，日军以没有得到满意答复和保护侨民为借口，强行进入闸北区，悍然向中国第19路军发起攻击。日军原以为中国军队会不战自退，盐泽幸一狂妄叫嚣：“一旦发生战事，四小时即可了事。”没有想到第19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错并没有奉行不抵抗政策，而是组织部队奋起抵抗。随后，第19路军和张治中将军所率第5军、宋子文的税警总团密切配合，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给日军以沉重打击。由于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日军伤亡很大，多次进攻均被守军击退，联队长林大八大佐亦被击毙，只好请求国内派兵增援。

日本驻沪海军陆战队

面对败局，日本内阁立即决定再次向上海派遣新军，任命白川义则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少将为参谋长，冈村宁次大佐为副参谋长，增派2个师团，发起新的总攻。经过多次增兵，白川义则统率下的日军兵力已达7万余人、军舰80艘、飞机300架，战斗力骤增。开始只有海军陆战队和植田谦吉的第9师团执行作战任务，现在又增派了厚东笃太郎的第11师团和松木直亮的第14师团，此外还有野村吉三郎中将率领的海军第3舰队助战。白川义则认真分析了两军的态势，改变了前三任指挥官正面进攻的打法，决定避开正面，调整部署，仍以第9师团等部正面向闸北、江湾、庙行等地进攻，以迷惑和牵制中国守军，另以一部从侧翼浏河突然登陆,而后两面夹击中国守军。

被炸毁的建筑物

2月20日，白川义则命令日军发起总攻。为了摧毁中国人的意志，白川义则命令空军100多架飞机在上海市区狂轰滥炸，炸毁了大片的建筑和多座桥梁，数万中国人和外国侨民在轰炸中丧命。3月1日，白川义则密令第3舰队护送第1师团在七丫口、杨林口、六滨口等地强行登陆，部队登陆后迅速包抄中国守军后路，对中国守军形成前后夹击之势，严重威胁了中国军队侧方和后方。3月1日晚，中国守军不得不退守第二道防线(即嘉定、黄渡之线)。3月2日，日军攻占上海。3月3日，日军占领真如、南翔后宣布停战。

王亚樵

日军这一侵略行径引起上海军民强烈愤慨，旅居上海的各国侨民由于无辜深受日军苦难，纷纷谴责日军暴行，特别是朝鲜侨民更加愤恨，他们目睹了祖国和中国大好河山遭受日军践踏，决定在中国进行反侵略斗争。早在1930年年底，“韩人爱国团”领袖、朝鲜独立党党员金九（化名李春山）就秘密在上海成立了一个专门从事刺杀日本高级军政要员名叫“太洛太”（即武工队）的组织。经中国爱国人士王亚樵与金九协商，有王亚樵出资出武器，“韩人爱国团”决定利用侵华日军将于“天长节”（日本天皇诞辰纪念日）这一天在虹口公园举行“淞沪战争”庆典的机会，刺杀参加会议的日本军政界高级要员，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并决定由“太洛太”骨干成员尹奉吉和李东海执行这一任务。

尹奉吉誓言书

尹奉吉和李东海都是二十多岁的爱国青年，两人均会说一口流利的日语，具有极强的爱国意识和不怕牺牲精神，对日本殖民者充满了仇恨为了保证刺杀成功，他们把两枚特制的烈性手雷分别安装在饭盒内。日本军用水壶和日产4月26日10时，“太洛太”在法租界霞飞路宝康里27号召开会议，作最后准备。最后尹奉吉胸前挂着誓词，左手拿着特制的手雷，与李东海并肩肃立在“韩人爱国团”团旗前，坚定表示：“我宣誓，做‘韩人爱国团’的一员，决心以赤诚之心，诛戮侵略中国的日军将校，以期还我祖国之独立与自由。大韩民国36年4月26日，尹奉吉、李东海。”宣誓完毕，金九举起照相机拍下一张尹奉吉持雷的照片，这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镜头。

金九与尹奉吉合照

4月29日8时左右，尹奉吉身着西装，肩挎军用水壶，一手提着饭盒，一手摇动着太阳旗，凭着一口流利的日语，混在其他日侨中间，若无其事地进入虹口公园。而李东海则留在公园外观察动静，负责接应。

日本在上海虹口庆典

9时整，庆典开始，参加庆典的有日本在上海的军政要人白川义则、植田谦吉、野村吉三郎、重光葵等。首先举行阅兵仪式，各部队依次通过检阅台，接受白川义则等军政要员的检阅。随后，白川义则、重光葵、第3舰队司令官野村吉三郎海军中将等纷纷发表演讲，盛赞侵略上海的“功绩”。

白川义则演讲

尹奉吉觉得时间还早，没有立即动手。11时左右，他才从容地挤到检阅台左角前10米处，悄然等待时机。11时40分，演讲完毕。在蒙蒙细雨之中，全场1.3万名日军官兵和数千名日侨情绪高涨，高唱日本国歌，注意力都集中到检阅台上的两面巨幅日本国旗上。

装有炸弹水壶

这时，尹奉吉突然用力将装有手雷的水壶抛了出去，水壶准确地落到检阅台的中央。只听“轰!”的一声巨响，检阅台顿时坍塌，台上血肉横飞，一片哭嚎之声。台上台下一片混乱，歌声变成了哭声。白川义则被炸得体无完肤，皮开肉绽，奄奄一息，其他军政要员也无一幸免，均不同程度受伤。被炸伤的日本军政要员被紧急送往各大医院进行抢救，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被炸断一腿，植田谦吉中将师团长被炸瞎一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