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王建安病逝，许世友得知后瞬间流泪，说：这家伙真招人恨啊

摘要：1980年8月4日，《解放军报》刊登了一篇评论文章，标题叫《赞丧事新风》，文章里表扬了中央军委原顾问王建安以及他子女，赞他们在办丧事时一切从简、不讲排场的做法，认为这是高尚的风范，也正是因为这篇文章的传播，很多王建安生前的老战友才慢慢得知，他已经去世的消息。

1980年8月4日，《解放军报》刊登了一篇评论文章，标题叫《赞丧事新风》，文章里表扬了中央军委原顾问王建安以及他子女，赞他们在办丧事时一切从简、不讲排场的做法，认为这是高尚的风范，也正是因为这篇文章的传播，很多王建安生前的老战友才慢慢得知，他已经去世的消息。

王建安是个敢打敢拼的猛将，作战能力一流，但脾气也出了名的火爆，和许世友一样，说翻脸就翻脸，谁要惹到他，绝不会忍气吞声，也正因为这样，他和不少领导的关系都挺紧张。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跋涉千里，终于到达甘肃会宁，与其他红军会师，这一刻宣告漫长而艰难的长征走到了尽头，战士们虽然衣衫褴褛，但心里却充满了劫后余生的喜悦，随后，许多红四方面军的将领被统一安排到陕北的抗日红军大学学习深造，许世友、王建安也都在其中，最初大家都没觉得有什么问题，毕竟这是组织上的安排，能在延安安心读书已经是难得的机会。

可没过多久，抗大掀起了一场批判张国焘的运动，起初只是针对张国焘个人，但后来范围逐渐扩大，波及到不少红四方面军的干部，这让很多人心里发怵，像许世友、王建安这些从四方面军一路走过来的将领，心里自然也不痛快。

一时间情绪低落的将领们经常私下聚在一起，叹气、商量对策。詹才芳、洪学智、陈再道等十多名军师级干部商量着要干脆离开抗大，回四川打游击去，他们觉得这是唯一的出路。王建安起初也动了心，点头表示支持。

可王建安回到宿舍后，躺在硬邦邦的铺板上翻来覆去，总觉得这事不妥当，他细细一想，自己要是真跟着跑了，那就是背叛组织，等于把前途葬送了，反复权衡之下，他决定把这事如实汇报给抗大，党中央和毛主席很快就得知了这件事，并果断采取措施平息了风波。

在当时许世友等人的举动性质极为严重，几乎等同于“叛逃”，后来相关部门一度决定要判处许世友死刑，幸亏毛主席出面反对，坚持认为“罪不至死”，才算保住了他的性命，1937年6月6日，延安最高人民法院高级军事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许世友等人拖枪逃跑案”，法庭综合考虑他们的战功、过往历史和各方意见，最终决定从轻处理，大多数涉及此案的人当庭被判无罪释放。

最终许世友被判一年半徒刑，刘世模一年，洪学智、朱崇德、詹道奎各判八个月，王建安则是六个月，判决结果下来时，法庭工作人员给他们每人发了一张纸条作为通知，场面说不上轰轰烈烈，但在很多人心里却掀起了惊涛骇浪，自此以后，许世友对毛主席心怀感激，但对“打小报告”的王建安却耿耿于怀，两人的关系彻底跌入冰点。

抗战全面爆发后，许世友先是被派到386旅当副旅长，1940年又被调到山东，担任山东纵队第三旅旅长兼参谋长，而王建安也在山东活动，先后出任山东纵队副总指挥兼一旅旅长、山东军区副司令兼参谋长、鲁中军区司令员。

两人同在山东打拼，本应并肩作战，但因为当年的嫌隙，他们之间几乎没有什么交流，哪怕同在一个院子里开会，见面也形同陌路，许世友干脆不搭理王建安。据说王建安曾几次主动找机会缓和关系，可许世友始终冷着脸，不肯接茬，到了解放战争，许世友任华野九纵司令员，王建安则是八纵司令员兼政委，战场上两人并肩作战，却依旧隔着一道无形的墙。

1948年6月，豫东战役结束后，王建安原本要去华北一兵团任副司令员，等他到西柏坡向中央汇报时，毛主席却告诉他：华野准备打济南了，要他出任山东兵团副司令员，而正牌司令员正是许世友，那时许世友身体抱恙，不在前线，但中央还是决定由他挂帅。

毛主席对两人当年的恩怨心知肚明，所以语气里带着提醒：“这一次，是你协助许世友，济南能不能拿下，你们要齐心协力。”王建安心里清楚主席的意思，当场表态：“请主席放心！我一定尽心尽力，协助许世友打好这一仗！”

在济南战役中，两人终于放下了成见，携手作战，仅用八天时间就攻下济南，谭震林看在眼里，后来感慨道：“这两只虎，一个像廉颇，一个像蔺相如，毛主席硬是让他们在济南城下演了一出‘将相和’。”

许世友和王建安，这两位脾气刚烈的猛将，从红军时代就有过节，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两人一起搭班子，许世友是军长，王建安是军政委，但到1937年，许世友因受了委屈，心灰意冷，打算撂挑子回四川单干，那时候王建安其实也动过同样的心思，但他最终还是觉得此举不妥，当即向中央汇报。

这一“告密”差点让许世友送了命，要不是毛主席亲自出面，在监狱里耐心劝解，许世友恐怕已经被枪决了，从此两人心里都结下了疙瘩，抗战时期，他们都在山东打拼，被并称为“山东双雄”，可即便如此，许世友还是心存芥蒂，见到王建安就冷着脸，开会时也不理不睬。

眼下要打济南，这是解放军第一次拿大城市当主攻目标，战役的成败至关重要，毛主席特地把王建安叫到身边，耳提面命，就是为了让这两个“死对头”放下恩怨，齐心协力，在战役打响前夕，许世友主动端起酒杯，对王建安说：“延安分别到今天，这是咱俩第一次一起喝酒，过去的那些事，就让它过去吧，咱们都不提了。”

这杯酒下肚，两人算是彻底和解，之后配合默契，八天时间便攻克济南，震惊中外，王建安也没有辜负毛主席的重托，当初立下的“打进济南府，活捉王耀武”的誓言，最终兑现，1956年王建安被授予上将军衔，很多人奇怪，为何1955年大授衔时没见到他的名字？原因有两个一是他那段时间在青岛养病，二是毛主席的一句话，“此人骄傲自满，授中将为宜。”

事情的根子在于王建安在华东任职时，因意见分歧，曾在会上对陈毅拍过桌子，下级朝上级拍桌子，这在军中可是犯了大忌，毛主席知道后，决定敲打敲打他，本来准备先给个中将，让他冷静一年，果然第二年风头过去了，才给他补上上将的军衔。

新中国成立后，王建安先后在几个大军区当过副司令员，但因性格耿直，常常和司令员合不来，1976年，他和陈锡联之间，就闹出过一次不大不小的矛盾，那时他到北京开会，住在总参的招待所，碰巧遇到老战友陈再道，两人一聊，心血来潮，决定一起去拜访当年共过生死的陈锡联。

当年红军过草地时，陈锡联身患痢疾，掉了队，几乎命悬一线，是王建安硬把他扶上骡子，寸步不离地搀着走了好几天，才算把他从鬼门关拉回来，王建安算是陈锡联的救命恩人，这一次王建安却吃了闭门羹，陈锡联那时已经是副总理，公务繁忙，早就交代身边人：“如果不是特别重要的事，就不要安排会见。”于是王建安刚到门口，就被秘书客客气气地挡了回去。

王建安顿时火冒三丈，兄弟一场，生死之交，如今见个面都不行？更何况，谁敢说我来找你就没有公事？想到这里，他气不打一处来，当场骂道：“官当大了，架子也摆起来了！过去的交情都不认了！”说罢王建安怒气冲冲，撂下一句要与陈锡联绝交，径直回到招待所。

后来陈锡联才知道老友来过，急得立刻打电话邀约，第二天专门设宴赔罪，酒桌上，王建安脾气消了不少，临走时还笑着对陈再道说：“看来是我误会陈锡联了，他是真的太忙，才抽不出身来。”

王建安行事雷厉风行，最看不惯弄虚作假。每次下部队检查，他总能一眼看出问题，1978年，他听说有个连队成绩优异，当即赶去实地查看，结果一检查才发现，所谓“优异”，全是花架子，战士们只训练自己拿手的项目，薄弱科目一律不练；上级来视察，还故意把成绩差的战士藏起来。

王建安当场勃然大怒，毫不留情地痛骂：“这种骗人的把戏，平时可以糊弄过去，真打仗就是拿命去填！”随后，他给中央写了长篇报告，直言不讳地点出“自欺欺人必定付出血的代价”。后来担任中纪委常务委员时，他依旧保持这种敢说真话的风格，几乎所有送来的信访材料，他都亲自过目，并逐一作出批示，有的老部下希望他帮忙遮掩过去的错误，他一概拒绝，坚持实事求是。

一次有工作人员劝他在向军委的报告里，别点名批评某位领导人，以免引起不快。王建安拍案而起：“共产党员就该说真话，怕什么！有什么问题就要如实反映！”不仅在报告里写得明明白白，他还特意叮嘱秘书：“见了面，也要当面告诉他。”

王建安批评人不挑场合，言辞犀利，因而得罪过不少人，后来叶剑英笑着提醒他说：“有人跑来向我告你的状。”王建安哈哈大笑：“肯定是我骂过的那些人。”叶剑英不但没有责怪，反而主动提出要和他合影，实际上就是在公开表态：自己对王建安是支持的。

王建安在军中一向以战功显赫、资历深厚著称，但奇怪的是，他始终没有像其他一些将领那样走上正职的位置，建国后，无论在哪个大军区，他大多都是副司令员的位置，很多人觉得不解，毕竟有的中将、少将反倒比他更受重用，对此叶剑英曾安慰他说：“你这些年从不计较个人职位的高低，总是任劳任怨地干工作，这很难得啊！”这句话是对王建安性格的一种写照。

1980年7月25日，王建安在北京因病去世，终年七十一岁，临终之前，他留下了五条遗嘱：不举行追悼会，不摆放花圈，不组织遗体告别，不通知老朋友，不劳烦同志们送行火化，可以说，他把丧事办得极其低调，几乎到了“悄无声息”的地步。

也正因如此，在他离开人世一个多月之后，很多与他生死与共的老部下、老战友才陆续听到消息，消息传开时，许多人惊愕不已，不敢相信堂堂一位上将，就这样默默无声地走了。

许世友在得知噩耗后，同样怔住了，他心里涌起一股说不清的复杂情绪，有悲伤、有惋惜，也有些许怨气，他嘴里忍不住嘟囔：“这家伙，真是让人又敬又恨啊！”在他看来，王建安做事太过较真，甚至对自己也常常不留情面，但无论如何，两人毕竟是一起出生入死过的老兄弟，许世友心里难受，觉得即便王建安病重，也不该对战友们隐瞒，至少该让他们有机会去看看，聊几句，送送他。

王建安的夫人牛玉清，这些年来始终默默支持丈夫，从未因为他屡次“当副职”而抱怨，她性格温婉持重，处理后事时也严格遵照丈夫的遗嘱，拒绝外界的繁文缛节，正因如此整个告别过程静悄悄地进行，几乎没有外人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