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轻点屏幕就能问诊挂号,当AI辅助诊断与传统医疗协同发力,当中西医结合诊疗精准适配更多病症,科技的进步助力医疗模式的持续创新,让我们在面对不同健康需求时,总能找到适配的解决方案。
当轻点屏幕就能问诊挂号,当AI辅助诊断与传统医疗协同发力,当中西医结合诊疗精准适配更多病症,科技的进步助力医疗模式的持续创新,让我们在面对不同健康需求时,总能找到适配的解决方案。
这份随手可得的医疗便利,从不是空中楼阁。回溯中国医疗发展的来路,正是那些在特定时代里率先“破冰”的医院,推开了中国医疗从无到有的大门, 为今天多元便捷的医疗服务模式奠下了基石。
历史上第一家公私合办医院:安乐坊
在我国历史上的不同时期,专为诊疗疾病设立的场所,无论是常设机构还是临时站点,其实早有踪迹可寻,只是形态与功能随时代需求不断演变。
最早在周代,《周书·五会篇》曾记载,设有“为诸侯有疾病者之医药所居”的场所,但只是临时看病的地方。
到了西汉,据《汉书》记载:公元2年,“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汉武帝为遏制黄河流域蔓延的瘟疫,在各地专门设置了“医院”,医生会为百姓提供免费救治。类似现在的传染病医院,但只设立于闹瘟疫时期。
这类诊疗场所的称谓也随时代更迭而不断变化,如北魏的“别坊”或“别屋”、隋代的“病人坊”、唐宋时期的“悲田病坊”和“福田院”等。
苏轼坐像 图源央视新闻
宋代以后的医疗场所类型划分更为细致:官办医院叫“安济坊”,私人医院叫“养济院”“寿安院”等,慈善机构办的则叫“慈幼局”。
我国历史上第一家公私合办的医院就诞生在北宋时期,还和文学家苏轼有着深厚渊源。
公元1089年,苏轼在杭州任知府时,当地突发瘟疫。为了治好百姓,他首先想到了建立一个医院,通过将患者集中收治、与外界隔离,阻断疫情传播,就类似于前几年的方舱医院。
但开医院需要大量的资金,为解决这一困境,苏轼决定采取募捐的方法。他从府库里调拨2000贯办公经费作为启动资金,又以个人名义捐献50两黄金,加上社会各界募捐来的资金,最终在众安桥附近建立了一所名为“安乐”的病坊。
安乐坊 图源西湖先锋
安乐坊建成后,按照患者的症状和轻重分别安排病房,防止交叉感染。在苏轼的努力下,瘟疫慢慢得到了控制,安乐坊3年来共医治了1000多名病人。
安乐坊的运作模式受到了朝廷的关注,朝廷认为这种模式高效且可复制,便号召各地仿效其形制建立医院。与此同时,“安乐坊”更名为“安济坊”。
图源杭州安济坊
第一家公立大型综合性医院:内外城官医院
时间来到清末,随着社会变革的推进,清政府设立了官立医院,为百姓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
1906年,在清政府施行新政的背景下,巡警部上奏朝廷设立内城官医院:“遴选臣部通习中西医学之人,创立医院,内分中医、西医两所,……查有臣部警保司卫生科员外郎唐坚堪以派充中医监督、卫生科主事游敬森堪以派充西医监督。”
内城官医院 图源北晚在线
内城官医院设立于钱粮胡同,同年8月正式开诊。医院设立中医、西医两部,由唐坚任总办兼中医监督,游敬森任西医监督。由于医院所需经费都由政府承担,所以来这里看病的人不收取任何费用,只有住院诊治的病人需要自备饭食。
因此开诊后,来这里看病的人非常多。“自开办迄今,凡五阅月,就医人数日见加增,共计约有三万四千余人之多。”
不久后,巡警部改为民政部,官医院的规模也得以扩大。
1908年,《民政部奏续行开办外城官医院日期折》中记载:“外城地面素称广阔,距内城医院较远,……当饬于外城梁家园勘择地段,建立医院。”
由于唐坚在创办内城官医院时有功,便被任命筹办外城官医院。同年5月30日,外城官医院于宣武门外梁家园正式开诊。
宣武中医医院前身为城官医院、外城官医院 图源北京市宣武中医医院
值得一提的是,内、外城官医院已具备当时极为完备的医疗与管理体系。院内设有诊治室、手术室、敷药室、发药室、挂号处、男候诊室、女候诊室、普通养病室、特别养病室、传染病室等数十个科室,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型综合性医院。
其就诊流程也与现代医院颇为相近:患者需先挂号,再按号就诊,只不过号分男女,男号为红色,女号为绿色。同时还设有优先机制,对军人、警察、学生、急诊患者优先就诊。诊疗结束后,患者凭处方到发药处领取药物。
内城官医院 图源中国档案报
清朝覆灭后,这两所官医院并未随王朝终结而撤销,反而持续发展并增设分院。1917 年春,内城的鼓楼东大街、骑河楼、新街口三地陆续开设新的医疗机构,统称为内城官医院。
到了上世纪二十年代,受多种因素影响,位于钱粮胡同的原内城官医院被撤并至外城官医院。1933年,内、外城官医院整体改组为“市立医院”,院址迁至香厂路,钱粮胡同内城官医院改为内城诊疗所。1934年,内城钱粮胡同诊疗所改组为第三卫生区事务所。
我国最早的西医医院:眼科医局
追溯中国西医医院的源头,绕不开一座诞生于广州的百年机构,它最初以“眼科医局”为名,如今已成为享誉全国的“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1835年11月4日,美国医生伯驾在在广州十三行外国商馆区的新豆栏街丰泰行3号,创建了“眼科医局”,这是我国最早的西医医院。后来因诊疗需求扩大,医局又租下丰泰行 7 号进行扩建。
伯驾 图源网络
据记载,早期的眼科医局共三层,功能分区已颇具现代医院雏形:一楼是号牌领取区,患者需领取刻有中英文号码的竹牌,凭牌才能上二楼就诊;二楼设候诊区(可容纳 200 余人)、诊察室与药房;三楼则配备了手术室和多间病房。
在当时,眼科医局创造了中国西医史上诸多“第一”:第一例眼疾手术、卵巢切除术、膀胱取石术、乙醚麻醉术、病理解剖术,第一张X光片,第一本中国医学杂志等等。这些开创性实践,揭开了近代中国医学发展的新篇章。
中国第一例眼科手术 图源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1856年,受第二次鸦片战争影响,眼科医局毁于战火。
1859年,第二任院长嘉约翰在广州增沙(今南关)重建医院,并改名为“博济医院”。重建后的博济医院为两层建筑,设有7间病房、60张床位。
1865年,博济医院迁往仁济大街建立新院,即现在的医院所在地。
博济医院仁济街院门 图源中山大学文献与文化遗产管理部
1866年,因急需人才,嘉约翰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医学堂——博济医学堂,通过系统的课程设置与临床实践,为中国培育了第一批专业华人西医。
也正是在这一年秋天,孙中山先生以“逸仙”之名就读于博济医学堂,并在读书期间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友人,为日后的革命事业埋下了伏笔。
孙中山在博济医堂学医时住所哥利支堂 图源中山大学文献与文化遗产管理部
1933年,为弘扬孙中山先生曾经在博济学医及倡导革命之精神,在博济医院原址建设一座最新式的医院,取名“孙逸仙博士纪念医学院附属博济医院”,并于学院大楼暨博济楼前设立纪念碑,由孙中山之子孙科为纪念碑揭幕。
1953年,院系迎来大调整。博济医院所在的岭南医学院与中山医学院、光华医学院,合并为华南医学院,即后来的中山医科大学。
2010年起,医院易名为“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是中山大学医科的重要分支。
图源中山大学文献与文化遗产管理部
我国最早的中医医院:立达中医院
与西医医院的外来起源不同,中国第一家中医医院的诞生落地沈阳,以“立达”为名,由近代中医名家张锡纯担任首任院长。
张锡纯出身于书香世家,但屡试不第,后改学医学。经过十余年的理论钻研与临床实践,逐渐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学术思想。
1909年,年近六旬的张锡纯完成了《医学衷中参西录》前三期的初稿。这部著作让他的医名开始在全国范围内传播。
图源沈阳日报
当时沈阳税捐局局长齐福田看到这本书后,连称奇书。突然想起自己友人的妻子患病数年,遍访名医仍不见好转,齐福田便对照友人妻子的病情与书中论述,试着开出了一张药方。令人惊叹的是,友人妻子按方服药后,不仅病痛痊愈,身体还日渐康健,气色也好了许多。
这次“纸上验方”的成功,让他意识到,当时的沈阳虽已有英国人、日本人创办的西医院,却没有一所属于中国人自己的中医院,东北的中医药事业亟待发展。于是,他找到东三省官银号总办刘尚清,提议在沈阳创办一所中医院,以填补这一空白。
刘尚清当即认同了这个想法,但创办医院的核心是找到一位能“挑大梁”的领军者。此时,齐福田顺势举荐了张锡纯。
1918年,我国第一所现代中医医院在沈阳筹备成立,医院取名“立达”,源自《论语》中“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理念。院长由张锡纯担任。
图源御生堂博物馆
立达中医院的建立,本身就是对传统中医诊疗模式的一次突破:在诊疗理念上,张锡纯率先提出“中西医结合”的思路,;从医院建设上,它彻底摆脱了传统医馆“前堂问诊、后堂抓药”的简单模式,不仅设置了病床用于患者留院观察,还开创性地推行分科制度,让诊疗更具针对性。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大力倡导中西医结合,张锡纯的《医学衷中参西录》也被列为中医学必修教材,其学术思想得到更广泛的传承。为了延续张锡纯的医者精神,重振沈阳“立达”这一中医老字号,2018 年,辽宁立达糖尿病中医医院正式成立,让“立达”继续书写着中医传承与创新的故事。
图源辽宁立达糖尿病中医医院
回望这些开创性医院的探索之路,那些在特定时代里敢为人先的实践,早已构成了现代医疗体系的核心基石,托举着中国医疗在时代浪潮中稳步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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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京西单传统文化联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