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1年，太行山麓，五位年轻的战士面对数千敌军，毅然选择跳崖赴死，以身殉国。

1941年，太行山麓，五位年轻的战士面对数千敌军，毅然选择跳崖赴死，以身殉国。

那一跳，不仅震撼了日寇，更深深烙印在民族记忆中。

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已被反复讲述，人们或许并未细细追问，那惊心动魄的一跃后，生还的俩人经历了什么。

他们又如何挣扎着爬出深谷、走出生死边缘？

多年后，当幸存者葛振林在晚年回忆这段往事，才终于揭开了那一刹“生死分野”的真正秘密...

1941年9月，太行山深处的狼牙山，这一天，注定是不同寻常的一天。

七连六班的五个战士，在这片残酷战场上构筑起一道孤绝的防线。

他们没有多余的弹药，没有援兵，也无退路。

他们是命令中的“钉子”，也是上级留在山头的“最后一道防线”。

敌军从三个方向包抄而来，狼牙山成了天然的围场。

马宝玉是班长，年仅21岁，面庞尚未完全剥离少年气，但一双眼睛却锋利又沉稳。

他环顾队伍，除了自己，还有葛振林、宋学义、胡德林和胡福才。

五个人，面对三千人的日军部队。

这个比例，任谁听来都只会用“送死”来形容。

但他们没有人迟疑半分，在接到任务时，五人只简单地交换了一个眼神，然后一言不发地背上枪、提着手榴弹，逆着人群的转移方向奔向东山口。

他们知道，自己不是“突围者”，而是“掩护者”。

那里有个叫“小鬼脸儿”的山口，地势极险，三面是石壁，一面朝向来敌。

战术上，这里是最容易设防的关隘，心理上，这里是最容易生出绝望的陷阱。

五个人在这里布置起了简易火力点，将仅存的弹药分配清楚，把手榴弹埋进灌木，把石块搬到就手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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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一阵阵地钻进战士们单薄的棉衣，但他们的脊背却挺得笔直，像石崖上的松。

黎明终于将黑夜撕开一道口子，战斗也随之骤然爆发。

日军自山下推进，穿着厚重军服的士兵在崎岖山路间踏得草叶翻飞、尘土四起。

马宝玉沉着地挥手，低声吩咐：“再近一点，再近些。”

直到他猛地一挥手臂：“打！”

一时间，枪声如裂帛，手榴弹呼啸而出，在敌军队形中炸出一片血雾。

山谷间回荡着惨叫怒吼，敌军一度被打得踉跄后退。

但五个人终究是五个人，哪怕再勇猛无畏，也终究只是血肉之躯。

他们轮番换位、彼此掩护、精准射击，每打死一个敌人，子弹也随之少了一发。

敌军开始调集迫击炮，对小鬼脸儿进行炮轰。

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碎石四溅，战士们衣服破裂、面颊焦黑，依旧死守不退。

直到傍晚时分，大部队的转移任务已全部完成，马宝玉掏出地图，准备率队撤离。

他们前方不远，是一个岔路口，向北，是大部队转移的方向，向南，是通往棋盘陀的绝路。

他停住了。

向北，几乎可以确保安全归队，但身后，日军紧追不舍，若从北撤，极有可能将敌人引向主力大队，整场苦战都将功亏一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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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南，无异于走向死地，那里是光秃秃的悬崖，别说打，连躲都没处可躲。

“向南走！”

没有讨论，没有犹豫，五人如一人，调转枪口。

又是一场死战。

敌军被迷惑，以为山上仍有一支主力部队，竟调集火力继续围攻。

五位战士子弹打光后，便以石为兵，将最后的石块奋力抛出，直到双臂酸软、手掌破皮，连石头都找不出一块。

他们身上伤痕累累，有人鲜血直流，有人气喘如牛，但没有人言退。

终于，敌人逼近悬崖边，身后是万丈深渊，身前是黑压压的刺刀。

他们知道，这是终点，五人相视，眼中没有恐惧，只有一种深沉的宁静。

马宝玉挺直了腰杆，整理好军装与军帽，声音坚定如钟：

“同志们，我们是有骨气的中国人，宁死不投降！”

喊罢，他第一个纵身跳下悬崖，接着胡德林、胡福才、葛振林、宋学义。

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跳下去，像五颗流星划过太行山的黄昏，也像五滴沸腾的血泪，滴进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深处。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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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刻，天地为之动容，连风声都带着悲壮。

没人知道，这场注定以牺牲书写的悲壮战斗，竟悄然埋下了“生”与“死”的岔路。

那一跃，是五人生命的尽头，也是两人命运的转折。

当三人殉国、再无消息，唯有葛振林与宋学义，在那数十丈深的悬崖中，竟奇迹般地生还。

多年以后，当有人问起为何他们二人能活下来，葛振林缓缓说道：

“我和学义是搭着肩膀一起跳下去的，也许是因为这样，才被树枝挂住，保下两条命。”

其实，在跃身跳崖的刹那，他们已经做好牺牲的准备，根本没有多余时间安排什么策略。

但葛振林在跳前下意识地靠近宋学义，也许是多年训练养成的协作本能，也许是战友间一种无需言语的默契。

他伸出手，搭上了宋学义的肩，宋也顺势揽住他的背，两人几乎是同一时间，肩并肩坠落悬崖。

崖壁上，一棵横生的树，枝干盘根错节，恰好长在他们坠落的路径中。

两人急坠之际，因身体接触面积加大、下落角度一致，被枝杈死死地挂住，留下了一线生机。

可这不代表着就从死亡边缘拉回，两人伤势太重，连站都站不起来，更别说翻越乱石密林。

就在他们命悬一线之际，转机来了。

一名年仅19岁的青年余药夫，正从狼牙山脚的双鞍岭附近逃难而过。

他听到了山林间微弱的呻吟声，转身冲进密林。

终于，他发现了葛振林，那时候葛已经半昏迷，眼神涣散，他挪动葛的身体时，才发现身后还有一个人，也濒临死亡。

余药夫没有多问，甚至没有片刻犹豫。

他背起宋学义，走十几米又折返，将葛振林也背出山谷，一次次将两个几乎失去意识的军人驮到山坡外的一座荒废古庙中。

那座庙里住着一位老道士，擅长草药，听闻是八路军受伤，不顾风险将二人藏于庙中，并用山草配药敷治。

俩人稍稍好一些，葛振林就强忍剧痛，决心出山找队伍。

余药夫提出同行，却被他婉拒。

他对这个年轻人说：“我们现在是死人，你还有家要顾，不能跟我们送命。”

余药夫眼中含泪，终究没有再坚持。

他们终于走出山谷，三日的山路换来的是熟悉的连队驻地与红旗飘扬。

晋察冀军区沸腾了，在所有人眼中，这五位勇士已然“壮烈”，哪知竟有两人归来。

司令员杨成武当场将“坚决顽强”的五星奖章挂到两人胸前，授予他们“狼牙山五壮士”称号。

那一刻，所有人都在高呼，但他们却一言未发，只是望向远方，那崖顶之上，仍回荡着班长最后的吼声。

受勋之后，两人并没有因此脱离火线。

休整不久，葛振林重新归队，参与了日后的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在枪林弹雨中立下赫赫战功。

宋学义则因腰部伤势严重，在1944年转业到河北农村，担任乡村农会主席。

他们的人生轨迹，从此分道，却同样清贫、坚定。

战后的岁月里，葛振林像许多普通的老战士一样，被调任至湖南，在警卫团、公安大队、兵役局等多个基层岗位辗转，最终担任衡阳警备区后勤部副部长。

虽然国家给了他很好的待遇，但他的生活始终坚持简朴。

他的一生从未张口向组织提过要求，即便到了退休多年，街坊邻里还亲切叫他“葛两毛”。

因为每次买菜、买小物件时，只要剩个几毛钱，他总是摆摆手说“不要了”。

不是他嫌钱少，而是他觉得“咱们当兵的，不占老百姓的便宜。”

而在远在河南的宋学义，选择了另一种扎根土地的方式。

他身体伤残，不能再重回战场，但他把革命精神带回了村庄，带回了那片他曾经熟悉的黄土地。

1947年，他带着爱人李桂荣从河北返回故乡沁阳北孔村，那个时候的村庄破败、干旱、缺粮，村民靠挖野菜为生。

他没有说太多话，只是默默地挽起袖子，带着乡亲们修水渠、建合作社，自己种田，自己扛砖。

宋学义始终低调朴素，从不以“英雄”自居。

哪怕在1959年被邀请进京参加国庆十周年庆典，甚至受到毛主席邀请，他回村后也只是笑着说：

“主席给我夹了块虎皮豆腐。”

他家几口人长期挤在两间破房子里，但他从不向上级提一句困难。

他对子女的教育也极其严厉，八个孩子里，六个参军，他从不让他们提“英雄后代”的身份，哪怕有人提出照顾，他都一口回绝：

“革命不图这个，别丢了志气。”

他什么都不要，只图一个问心无愧。

直到生命最后阶段，他都坚持不去医院治疗，1971年6月，他病重去世。

一生不为名利，不为身后名，而是为了一种信念，一份承诺，一段用血书写的历史。

他们是英雄，但他们更像是我们民族灵魂深处，那个最沉稳、最真实的侧影。

晚年时的葛振林，他仿佛一直在做一件事，替死去的战友活下去。

2005年春，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在即，葛振林却在这个时间点悄然走到了人生尽头。

他曾多次跟家人说：“我最想替战友们看看这个六十周年，好告诉他们，咱们赢了。”但终究，没能赶上。

六十年，是够长的一段时间，期间他见证了太多，也失去了太多。

曾最让他放心不下的，是宋学义。

那个和他肩搭肩跳下悬崖的老战友，那份生死与共的情谊。

他们相隔两省，却一直保持联系。

葛振林也曾趁探亲假专程去看他，见他摸着墙一步一挪，心里酸得不行。

直到宋学义临终前，他也不肯去医院，说自己是靠党救活的，这辈子不能再浪费资源。

葛振林得知噩耗时，一整夜没合眼。

宋学义虽然没死在狼牙山，但那一跳，已经决定了他们命运的一部分。

2005年3月21日，葛振林在家中与世长辞，终年88岁。

他们的一生，早就活成了一种信仰。

来源：与时档案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