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进入21世纪，生产力和科技进步有目共睹，打工人反而越来越忙碌。不仅如此，还把抱怨忙碌变成一种变相的炫耀。“忙碌意味着我们有事可做，意味着我们被人重视，意味着我们的事业在进步。”

《架空OL日记》

我们早已对8小时工作制习以为常，但这里有两则不算冷的知识：

1930年，经济学家凯恩斯预测，2030年人类只需每周工作15个小时。

1932年，英国哲学家罗素建议，将每天工作时间缩短至4个小时。

进入21世纪，生产力和科技进步有目共睹，打工人反而越来越忙碌。不仅如此，还把抱怨忙碌变成一种变相的炫耀。“忙碌意味着我们有事可做，意味着我们被人重视，意味着我们的事业在进步。”

今天的文章，将尝试回答我们何以至此。

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从可统计的全球资本主义工业国家的数据来看，打工人的工作时间在持续减少。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采用的是一周六天的工作制，成年男性每天的工作时间可以达到14乃至16个小时。

进入20世纪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逐步采用每周五天、每天八小时的工作制，工作时间大幅减少。在1933年的美国，参议院甚至通过了每周30小时工作制的立法议案，不过这个议案因为众议院的否决而被搁置。

尽管如此，缩减工时的趋势一直在延续。到了60年代，西方很多思想家开始担心，普通人怎样去利用越来越多的闲暇时间。当时的社会心态是，闲暇社会即将到来，人们还没有做好准备，去迎接这场前所未有的闲暇革命。

经济学家凯恩斯在1930年基于经济学研究做出预测，随着生产力和经济的发展，100年以后，也就是2030年，人类只需要每周工作15小时，就可以满足生活需求。这个15小时的工作时间也是思想家拉法格在《懒惰权》里所倡议的时间。

《革命之路》

凯恩斯呼吁人们，在物质生活问题得到解决的时候，应该摆脱曾经习得的勤劳习惯和工作狂热，过上真正充实而美好的生活。他的预测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西方工业国家的工作时间的确在持续下降。

不过西方60年代对闲暇革命的“担忧”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因为80年代以后，工作时间缩减的趋势就停止了，尤其是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忙碌感又回来了。有研究时间观念的西方学者说，基本上每个月都有一本新书，来哀叹人们的忙碌和注意力的不集中。

虽然在法律上，当下中国也是每周五天、每天八小时的工作制度，但是因为打工人的组织化程度、法律的执行程度、以及节假日调休等制度，中国打工人的工作时间在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这也是当下中国人被认为勤劳的原因所在。

在我看来，忙碌可以分为主观的忙和客观的忙：客观的意思是可以通过数据得到说明，比如工作时间和休闲时间到底是多少；主观的意思是打工人对于忙碌的主观感受。

先来看中国人的工作时间。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5年以来，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逐步上涨，2023年更是创下了近20年以来的新高，也就是说每周平均工作时间达到了49小时。如果以五天工作制计算的话，每天的工作时间就是9.8小时。

与其他国家的工作时间对比，效果更明显。

1970年，与印度、韩国、美国、巴西和德国等国家相比，中国的人均年工作时间还不是很高，为1976小时。此后20年来维持在平稳状态，在1995年突破2000小时以后，中国的人均年工作时间急剧增长。

大约在2010年，中国超越其他几个国家，成为全世界工作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到现在这个趋势并没有扭转的迹象。

就工作时间而言，1995年是一个重要年份，因为在这一年，中国在法律上确立了每周五天、每天八小时的工作制，成为全球第145个实行五天工作制的国家。此前中国普遍实行的是每周六天、每天八小时的工作制。

工作时间长了，休闲时间自然就会被挤压。我们曾经宣扬“八小时工作、八小时休闲、八小时睡眠”，不过“八小时休闲”时间也包括家务劳动、饮食等活动，真正自由的休闲时间肯定达不到八小时。

《我在他乡挺好的》

我所说的休闲时间不包括家务劳动、照看孩子、吃喝等不自由的时间，而是完全归自己支配的自由时间。

据2022-2023年度的调查数据，2022年中国人工作日平均休闲时间为2.76小时，比2021年少了7.2分钟。这里的休闲时间不包括周末，对于不同群体来说，休闲的具体时长也有所不同。

不过，并不是休闲时间越长，幸福感就越强。一个有意思的调查结果是，休闲时间1-2个小时的人群，幸福感最高。

就工作日休闲时间的平均值来说，中国远低于欧美国家。中央电视台、国家统计局等联合发起的调查结果显示，2017年中国人每个工作日的平均休闲时间为2.27个小时。

相比而言，在美国、德国、英国等国家，打工人每个工作日的平均休闲时间约为5个小时，是中国人的两倍。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差距。

此处讨论的主要是城市打工人的工作时间。如果从性别差异来看，在打工人里，男女的休闲时间也是存在很大差别的，比如说女人要比男人付出更多的家务劳动。

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2024年，在家务劳动、照看老人和孩子等无酬劳动方面，男性平均每天要花1小时52分钟，女性则高达3小时29分钟。所以女性可以自由支配的休闲时间要少于男性。

作为打工人，我们出卖的是自己的劳动力，更具体地说，是工作时间内的劳动能力，比如法律上规定的8个小时。但法律是法律，一旦我们签了合同，进入工作场所，就身不由己了。

企业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增强我们的工作强度，延长我们的工作时间。这样一来，我们每天工作的时间就不是8个小时，而可能是10个小时乃至于14个小时。

也就是说，作为打工人，我们很难掌握自己的时间，而这种时间失控感就是我们主观上感到忙碌和时间紧迫的原因所在。

当下社会已经将“效率就是生命”这样的观念内化了，企业采用新技术的唯一目的就是提高效率，获得更高的利润，而不是减少打工人的工作量或者减轻工作压力。

《下一个素熙》

企业都喜欢“降本增效”，其中一个基本操作就是用三个人或两个人的钱，让两个人去干四个人的活。在越来越强调效率的工作环境下，哪怕工作时间表面上没有增加，劳动强度也在变大。现在一个小时的活相当于过去的两个小时，我们被迫加速了。

这样的劳动强度的确提高了效率，同时也提高了对劳动力的损耗程度。在企业，每个人都得加速工作、表现出很忙的样子，这样才能满足老板的要求。当然，在有些时候，很多人其实是在表演忙碌，因为老板就愿意看到员工处于忙碌的状态。

除了引入先进技术，企业还有很多“朴实无华”的方式，来延长打工人实际的工作时间。加班最为常见，有些公司会严格规定员工上厕所的时间，以减少员工对工作时间的浪费，再有就是对午休时间的侵占。

老板为了随时掌握员工动态，愿意使用钉钉等即时通讯工具。打工人则处于随时回应老板的状态，即便下班也得随时待命。所以，很多人下班之后也不敢关机，生怕老板会联系自己，指派任务。

这些都意味着打工人对时间没有掌控感。这种时间失控感也会让人精神超载，经常有时间紧迫，甚至疲于奔命的感觉。

当然，这还是有稳定工作的打工人的情况。我们知道，伴随着平台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大量没有保障、不稳定的工作，比如说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等等。

这些群体是“穷忙族”的组成部分。他们主要受雇于平台，没有稳定的雇佣关系和工作时间，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得处于随时待命的状态。这种工作安排极大地拉长了他们的工作时间，也导致了他们的时间贫困，没有办法兼顾家庭。也许看起来自由、灵活，事实却远非如此。

有学者把这种状态称为“黏在平台上”。据统计，2021年劳动时间超过10小时的骑手占总骑手的62.6%。如果外卖骑手想要有过得去的收入，就得加班加点地工作，从而处于时间紧迫的状态中。

从全球来看，这种不稳定的工作有增无减，成为新增就业的主体，其结果就是双重的贫穷，也就是打工人在经济上的贫穷和时间上的贫穷。

《逆行人生》

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待这个问题，一个是工作场所的时间安排，另一个是工作之外的生活时间安排。

就生活时间安排来说，科技的确给日常生活带来了巨大的便利，比如洗衣机、洗碗机、扫地机、线上购物、外卖等产品和服务。按理说我们可以大大缩减家务劳动的时间，但事实上，我们花在家务劳动上的时间并没有明显减少。

虽然家务劳动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自动化，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还是要亲力亲为。根本原因就在于，就劳动性质来说，家务劳动是劳动密集型的活动，需要我们投入大量的精力。

举例来说，虽然洗碗机很方便，但是在洗涤之前我们需要把碗盘中的固体食物残渣清理干净，还要有条理地进行摆放。对于有孩子的家庭来说，80后、90后的育儿观念也不同于上一辈，他们更加关注优质的陪伴，因此也更愿意付出更多的育儿时间。

这些活动加在一起会占用大量的时间，让人感到时间紧迫，哪怕工作时间可能并不是太长。

就工作场所的时间安排来说，科技进步和工作时间的关系问题，从资本主义工业革命时期就已经有人提出来了。马克思就说，一切已有的机械发明，并没有减轻打工人每天的辛劳。

在资本主义社会，用于生产的机械发明不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求，而是为了让老板获得更多的利润或剩余价值，而利润或剩余价值的唯一来源就是打工人的工作时间。

所以，理论上科技进步可以大幅缩减全社会的工作时间，但问题在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在市场竞争的大环境下，老板为了利润，死死盯住打工人的工作时间，想方设法从打工人那里侵占尽可能多的时间。

所谓时间就是生命，说的其实是，时间就是资本家的生命。马克思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说资本就像吸血鬼一样，必须要吮吸打工人的工作时间，才能维持生命力。他并不是针对个别资本家，而是资本体系。

个体资本家也不过是人格化的资本而已，换句话说，处于资本江湖，资本家也是身不由己，他必须执行资本家的职能。马克思的道理在今天依然成立，无论科技怎样进步，资本家对于工作时间的欲望是不会变的。

《人生切割术》

中国劳动力的商品化程度非常高，组织化程度比较低，缺乏相关的保护，所以资本就可以任性而为。例如，通过压低基本工资的方法来强制加班。

即便在今天，工厂里的农民工如果一周只工作40个小时，只能勉强养活自己，无法在老家盖上房子、组建家庭、生儿育女。只有长时间加班，他们才有可能过上所谓的“正常”生活。所以在工厂里，一天工作10个小时乃至12个小时，是打工人的常态。

科技进步尤其是自动化技术的进步非但没有减少打工人的工作时间，还让他们紧张焦虑。尤其是最近几年，每一波关于人工智能的讨论都会引起人们的失业焦虑。

一定比例的失业率是资本主义的理想状态，因为资本家需要失业人口去恐吓那些有工作的打工人。在这样的劳动力市场中，即便是有稳定工作的群体也不得不表现出超常的工作热情，去承担额外的工作任务。

因为工作与生活，我们可支配的自由时间少得可怜，但是这种忙碌感不完全是客观因素造成的。在主观上，我们也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追求忙碌感，因为在我们的价值等级里，忙碌要好于休闲。

在古代社会，贵族在炫富的同时，也愿意炫耀自己的闲暇，把时间花在没有任何实用价值的活动上，比如那些繁琐的社交礼仪。

对于贵族来说，活动越没有实用价值，就越显得高贵；越有实用价值，比如体力劳动，就越显得低贱。贵族通过把时间耗费在没有实用价值的活动上，来彰显自己的高贵。

但是在现代社会就不一样了。因为诸多社会原因，稍微有点头脑的有钱人都不会高调炫富，即便炫富，走的也是低调奢华有内涵的路线。

还有一些资本家像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说的那样，走“入世禁欲”的路线，通过努力工作获得上帝的眷顾或是心理上的成就感，只爱赚钱，不爱花钱。或者像马云说的，“对钱没有兴趣”。

《社交网络》

当然，当下的有钱人更不会炫耀自己的闲暇，而是会炫耀自己的忙碌。网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是，比你有钱的人比你还努力！”也就是说，有钱的人也很努力，或者说，正是因为努力，这些人才有钱。

这种观点符合改革开放以来的价值观念，勤劳致富。在主流观念和主流话语里，像剩余价值、剥削这些概念被认为是过时的、不具有解释效力的。勤劳或者努力就成了特别趁手的宣传工具，可以轻松地解释老板为什么成功，为什么有钱。

老板愿意打造自己的勤劳人设，媒体也喜欢鼓吹企业家的勤劳，可谓一拍即合。

例如，网上流传着王健林的作息表，说他凌晨四点就起床，然后开始一天忙碌的工作。搜狐CEO张朝阳说自己每天只睡四个小时。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说自己平均每天工作16-18个小时。

如果他们说的都是真的，很怀疑他们的身体能够支撑多久，毕竟一般人撑不了几天就要病倒。总之，成功人士和媒体的宣传，会给大众建立这样一种印象，忙碌是好的，是成功的标志。

于是抱怨忙碌变成了一种变相的炫耀，因为忙碌意味着我们有事可做，意味着我们被人重视，意味着我们的事业在进步。如果我们的工作状态平静如水，轻松闲适，我们难免就要自我怀疑是不是原地踏步，或者被落在了后面。

除了外界的客观压力和意识形态宣传，对于“买买买”的热情也是我们延长工作时间的重要动机。我们都想过上更好的生活，用上更多、更好的产品，因此愿意更加卖力地工作，去满足自己的消费欲望。

《装腔启示录》

调查结果说，工作日休闲时间1-2个小时的人群，幸福感最高。

这个群体肯定不是穷忙族，而应该算是中上层的打工人。他们的工作应该是体面的，能够接受甚至享受工作的忙碌，另外，他们的工作报酬能够基本满足自己的消费欲望，所以他们会感觉更幸福。

而那些工作日休闲时间超过五个小时的人，虽然自由时间很多，但因为消费能力比较弱，多出来的自由时间反而不一定能带来幸福。

这种“忙就是好”的心态也体现在我们的休闲活动里。我们可以把休闲活动分为不忙的休闲和忙碌的休闲。

在自由时间里，如果只是刷刷手机、看看电视或者无所事事地消磨时间，那就是在进行不忙的休闲，幸福感应该不会很强。而如果能够出国旅游度假，去体验马术等高端活动，那就是在进行忙碌的休闲，幸福感应该很强。

从全球来看，起码在实现工业化的国家里，忙碌感或者时间紧迫感是一个普遍现象。人们认为，忙碌是一件好事，是成功者的标志，也是普通打工人应该追求的状态。忙碌好过无所事事。

但是，这种忙碌文化无法长久，打工人的身体也是吃不消的。人们需要自由时间，需要放松下来，来发展自己的其他能力和兴趣，比如参与政治的能力，对科学和艺术的兴趣等等。不可能一直处于高强度的忙碌状态，哪怕这种状态能带来可观的财富。

《无法成为野兽的我们》

诚如马克思所说，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处置的自由时间，一生中除了吃喝拉撒睡等纯生理上必需的间断以外，都是替资本家服务，那么，他还不如牛马。他不过是一架为别人生产财富的机器，身体垮了，心智也变得如野兽一般。

科技进步不会自动带来工作时间的缩减和自由时间的增加，因为现代资本主义工业的全部历史还表明，如果不对资本加以限制，它就会不顾一切和毫不留情地把整个工人阶级变得牛马不如。

英国哲学家罗素在《闲散颂》里说：

“现代的生产方法为我们所有人提供了松弛感和安全感的可能；但是我们却选择了一些人工作过度、另一些人忍饥挨饿的命运。至今为止，我们仍然像在没有机器的时候那样忙忙碌碌；这无疑是愚蠢的，但我们没有理由永远愚蠢下去。”

这篇文章写于1932年，呼吁每天四小时的工作制度。

来源：看理想精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