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常听人说历史的学名叫“春秋”，还知道是孔子当年“厄而作《春秋》”传下来的说法。可为啥孔子偏偏把历史叫“春秋”，不叫“冬夏”呢？我琢磨了琢磨，觉得这里面至少有几层有意思的讲究，当然最后还得说说专家考证的正经说法。
常听人说历史的学名叫“春秋”，还知道是孔子当年“厄而作《春秋》”传下来的说法。可为啥孔子偏偏把历史叫“春秋”，不叫“冬夏”呢？我琢磨了琢磨，觉得这里面至少有几层有意思的讲究，当然最后还得说说专家考证的正经说法。
首先得看孔子所处的时代背景。那时候天下不是大一统，到处都是诸侯国，这些国家比现在的县大不了多少，人口也少得很。有行家估算过，当时全国也就两千万人口，比现在台湾的人口还少四分之一。可国家数量多啊，西周最多的时候有将近八百个诸侯国，光山东境内就有四十多个，就算周室东迁后，《左传》里有记载的诸侯国还超过一百二十个。这么多小国挤在一起，弱肉强食是常事，日子过得就像长在危险地方的庄稼，春天种下去，秋天能收一茬是一茬，根本谈不上什么可持续发展。要是那时候也像现在这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地大物博，是个一统天下的局面，凭孔子的智慧，肯定不会用“春秋”给历史命名，说不定会从更宏大的角度，叫“天空”或者“海洋”之类的呢。
再说说四季本身的特点。冬夏两季，表面上能看到的东西多，比如冬天冷、夏天热，景象很鲜明；可春秋两季不一样，深层的变化多，不确定的因素也多。就拿自然万物来说，春天万物复苏，秋天草木凋零，这背后是气候、土壤、水分等各种因素在悄悄起作用；放到人和社会上也是如此，春天可能是一个新朝代的开始，秋天或许就藏着兴衰的苗头，这些深层变化比冬夏的表层现象更值得琢磨。
还有孔子特别看重的“动机”和“结果”。春天是播种的季节，代表着开始，也象征着做事的动机；孔子在《论语·为政》里说诗，提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和政治看着不相关，可“思无邪”这个关键处是相通的——心术要正，动机要纯，出发点要端庄。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代表着结果，从动机里能看出一个人的居心，从结果中能考察一件事的得失。一个朝代是怎么开始的？又是怎么结束的？就像那句“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藏在这些过程里的道理、教训，才是这个朝代留给后世最宝贵的遗产。用刘知几《史通》里的话说，就是“得失一朝，荣辱千载”，还有“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乱臣贼子害怕的，正是“春秋”笔法那种明察秋毫、微言大义的劲儿，能把他们的所作所为清清楚楚记录下来。
另外，从农历天时来看，冬夏叫“至”，比如冬至、夏至，而春秋称“分”，老话里叫“日夜分”，意思是春分、秋分这两个节气，白天和黑夜的时长基本持平。这也暗含着审视历史的态度——得一碗水端平，要公允，不能带着私心、掺假。就像那句“临流无限澄清志，驱却邪螭净海波”说的，看历史就得有这种澄清是非、去除杂质的志向。
不过，上面说的这四点，都是我自己瞎琢磨的。真正靠谱的说法，还得看专家考证。据王力先生研究，西周早期甚至更早的时候，一年只分春秋两个季节，所以提到“春秋”，就代表了一整年。郑玄在笺注“春秋匪解，享祀不忒”这句话时，也说“春秋犹言四时也”，意思就是“春秋”等同于四季，指代全年。
聊完“春秋”的由来，再说说读历史这事儿。都说读史致用、温故知新，“温”这个字用得特别恰当。历史本身早就成了过去式，跟“死”了一样，只有把它读“活”了，才能读出新的价值。尤其是中国的历史“课本”，有五千年的厚度，读起来可不容易，城府深、色调沉，就像一个人整天板着脸，又古板又刻板，缺情少趣还带着股苦辣味儿，跟冬天喝烧酒似的，得“温”一下，口感才会稍微好点。
为啥中国历史不好读？有两点特别有中国特色。一是历史是断代的；二是里面既有帝王术，还有宰相术，两条线索同时存在，却不是各自独立的双轨制，更像连在一起的两个人，既互相影响，又互相牵扯。
就说国家体制吧，到清朝为止，中国主要有两种形态。一种是周文王、周武王建立的简单联邦制——分封建国，周朝最鼎盛的时候，有近八百个“加盟共和国”；另一种是秦始皇开创的帝国制。有意思的是，这两种体制都是在陕西这片土地上诞生的，陕西被称作“三秦大地”，这个“大”字，它还真承受得住。可从秦朝之后，二十多个朝代的更替，既不是禅让，也不是竞选，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自然淘汰，而是靠革命——流血牺牲，靠“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把旧的打碎了再重建。这就是中国历史被称作断代史的原因。所以读历史的时候，碰到朝代更替的断裂地带，得特别小心、提高警惕，要记住两句话：“一朝天子一朝臣”，还有“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革命年代都是以胜负论英雄，基本不管什么是非曲直。
再看中国的皇帝，因为皇位是家庭承包制，父子、兄弟相传，所以皇帝的业务水平差距特别大，像条抛物线，能力高的和低的能差出一大截。可宰相就不一样了，基本都保持在一个相对高的水准线上。好皇帝和差皇帝的区别，主要在业务能力上；但好宰相和差宰相的区别，不在业务能力，而在心态、心地和心术上。
政治里的好与坏本来就复杂，心态、心地、心术这些东西就更复杂了。这些复杂的东西，既让史官犯愁，不知道该怎么准确记录，可也正是这些，才能显出史官的眼光和人格魅力——能不能看透本质，敢不敢如实书写，都是对史官的考验。
来源：日日悦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