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上任第一天，广宁县令杜凤治就想卷铺盖跑路。为了这个县太爷的位置，他中举后熬了二十二年，借了8000两银子的高利贷。

上任第一天，广宁县令杜凤治就想卷铺盖跑路。为了这个县太爷的位置，他中举后熬了二十二年，借了8000两银子的高利贷。

但看着库房里仅剩的三斛糙米和衙役锈迹斑斑的刀，再看看城外遍地的土匪，他意识到：这破官可能真要当到破产了……

壹

1866 到 1868 年，50 多岁的杜凤治第一次当知县，管的是广东广宁。这段经历在日记里写得细，不只是他个人的职场故事，更能看出当时县城治理有多难。

杜凤治是浙江人，举人出身。按清朝规矩，广东的文官不能是本地人，这点和他后来当南海知县时一样。

这个广宁知县的职位，是他熬了 22 年才换来的。之前在北京候补时，他租半地下室当私塾老师，一个月才挣 1.2 两银子，冬天一家人挤在漏风的屋里抱团取暖，到了夏天连蚊帐都买不起。

为了能来广东当县令，他把浙江老家 200 亩地抵押了，还跟各处票号陆续借了超过 8000 两高利贷 —— 后来利滚利达到12000两。

几笔高利贷加起来每个月光利息就超过 800 两，请几个师爷一年也得 6000 两，给总督准备寿礼得 3000 两，加上其它打点，首年开销直接超 2 万两。

可朝廷给的年薪，只有 45 两，加上养廉银后，一年合法收入也仅 1545 两。这也注定了他后来办事，处处要为钱妥协。

贰

土匪

初到广宁，杜凤治面对的就是个 “烂摊子”。

县衙大堂的柱子被虫蛀得全是洞，六房书吏有一半没到岗，库房里只剩三斛糙米。衙役的装备更惨：腰刀的刀刃卷得像锯齿，火铳里还塞着去年的火药渣。

比衙署破更头疼的是治安。他在日记里记：“广宁城外三十里，白日劫道如赶集”。

最厉害的是个叫谢单支手的土匪，在螺壳山占了五处山寨，手下几百号人。不仅抢过路的商人，还逼山民交 “保护费”，不交就烧房子杀人，他甚至敢劫杀朝廷驿卒。

这些土匪和当地宗族、乡绅等地方势力勾结，极难处理。前任知县剿了七次都没成，最后连饷银都被土匪抢了。

杜凤治作为一县之长，肯定要剿匪。可他手里只有 80 个正式衙役，年轻能打仗的不足 30 人，连像样的武器都没有。

跟上级请款吧，上级的批复永远是 “自行设法，勿要请款”，唯一一次拨下的 100 两 “剿匪专款”，还没出门就知府临时借走 80 两。

叁

硬拼根本不现实。

没办法，杜凤治想了个 “以匪制匪” 的招。

他盯上了另一股土匪的头头黄亚水二。这人虽然也抢东西，但和谢单支手有仇 —— 谢单支手抢过他三车盐，还把他娘掳走了。

杜凤治派师爷携 200 两银子、两坛绍兴黄酒和六品顶戴虚衔（知县可详请上级奏请此类荣誉衔）谈判，

据说谈判时黄亚水二坐在树桩上，脚边扔着半只烤鹿，一开始态度特别傲。直到听说 “从士绅捐银中拨两成作赏银”“还能有编制”，才松口说：“谢老贼掳我母，此仇必报”。

最后双方说好，黄亚水二带 50 人加入 “练勇”，成了官府的 “编外人员”。

杜凤治自己也在日记里承认：“招安黄亚水二，不过权宜之计，日后恐生祸端。” 可当时基层没兵没力，也只能这么办。

1867 年正月十五，下了场暴雨，杜凤治觉得这是剿匪的好机会 —— 土匪过节可能会松懈。

他亲自带队，在总督署武将郑绍忠的协助下，凑了约150名练勇（衙役 + 乡勇 + 黄亚水二的人）摸黑进山。山路全是泥，火把被风吹灭好几次，他咬牙下令：“摸黑亦需爬，天亮前不到寨，前功尽弃”。

讨伐的过程很艰苦，但战斗其实打得特别草率。土匪从山上往下扔石头，衙役们畏缩不敢上，最后靠着从乡绅那筹来的赏银鼓舞士气，由黄亚水二的人带头，乡勇们冲了上去，敌人直接溃败。

谢单支手等首恶被抓后立毙杖下，杜凤治趁势要求暗中支持匪徒的宗族交出武器，同时清理田赋，否则以“通匪”论处，最后才彻底解决这伙悍匪。

肆

剿匪难，根子却在征粮狠 —— 这是杜凤治到任后参透的第一个死结。

广宁多山，每年却需上缴 7500 两地丁银、8000 石米，压力很大，而且这还是向布政使衙门上交的“正额”，没有将层层加码的征收成本计算在内。

实际上，浮收之滥，超乎想象。因为每个书吏、衙役、粮差、家丁，甚至包括收编的土匪，都要从中获利。

特别是“编制外”数百上千书吏、衙役，工资分文也没有，基本靠征收时的浮收、勒索为生。于是，百姓实际承担的钱粮数额，早已远逾朝廷正额。

因此，当地粮户往往会在宗族势力的庇护下逃税，甚至许多士绅也会参与其中。

杜凤治没办法，只能频繁下乡，带 “催粮队” 驻在村里。在罗镜镇，他一蹲就是十天，天天在村口喊：“再不交粮，烧屋抓人”。

这不光是威胁，日记里记过一次极端情况：素龙乡有人躲进深山，他下令 “烧厢房两间，押四十岁以上妇女回衙”。事后他又在日记里补了句：“非愿如此，实乃钱粮不济，无可奈何”。

就算这样，士绅还是联名告他 “浮收”（多收钱），这事闹得很大，差点没让杜凤治免官。好不容易平息此事后，他只能在账本上分着记 “正额”（规定的赋税）和 “耗羡”，私下还得给举人陈应星分三成附加税。

陈应星本来是穷秀才，就靠包庇粮户，三年就暴富了。杜凤治虽然不满，可也不敢得罪，日记里写：“士绅乃地方根基，硬撼则难治”。

伍

作为知县，杜凤治还得管司法。民事纠纷、刑事案件都要断。

有个寡妇争家产的案子，拖了三个月才判：“田产归嫡子，庶子分银百两”。他在日记里说：“如此判决，虽非尽善，可免宗族械斗”—— 既顾着宗法规矩，又怕闹大了出乱子。

刑事案件就更看人下菜碟了：有洋商担保的盗匪黎亚林，明明持械抢劫，最后只判了流放；没背景的小偷王二，就偷了半袋米，却被判 “杖八十”。

最让他憋屈的是涉外案子。在南海县时，有个法国传教士强占百姓房子，百姓来告状，他却被法国领事逼着判 “百姓自愿让房”。

事后他在日记里骂：“洋人一张嘴，胜我十张状纸”。

陆

在广宁的两年，从初任时的 “必除积弊”，渐成 “随波逐流”，杜凤治的日记里全是无奈和妥协。

他不算残暴，为人精明谨慎，还非常勤奋，可逃不开晚清官场的潜规则：

为了凑开销，他默许广宁 24 家造纸厂每年 “孝敬” 100 两，新开的当铺要交 50 两 “牙帖费”（办执照的钱），在士绅宴请时笑纳 “节敬”，加上各种“陋规”，捞了至少有几万两银子。

另一方面他自身生活俭朴 —— 日记里常写 “今日食青菜豆腐，省银五分”，和他后来当南海知县时的 “奢靡” 反差特别大。

可到1868 年离任时，两年间攒下的银子却不足万两。

广宁两年，从“立威剿匪”到“与绅分利”，初官时的激情渐灭，杜凤治方知基层治理，处处是不得不迈的独木桥。

这段经历，不只是个人蜕变，更照出晚清基层的制度困境：合法收入不足、匪患士绅交织、洋人势力渗透，让每个初怀壮志的官员，最终都被拖入 “陋规生存” 的泥潭。

来源：六得飞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