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尽管展览已成为图书馆、档案馆和方志馆等机构文献利用和创新服务的重要手段，但当前此类展览更多的是直接将文献作为展示对象，或类似博物馆通史展将文献嵌套其中，忽视了文献的真正价值和观众的识读能力、展览的功能优势，导致作为“物证”的文献实际利用效果不佳。究其根源是文献

一、问题的提出

人类间接学习的方式通常有两种：借助能被识别的符号来学习，以及能被感知的物证来学习。近年来，人文科学开始重视“过去的物质性存在”，兴起“回到物本身”的思潮，“借助物证来学习”的方式日趋受到重视。实物作为物质遗存虽然具备碎片化或残缺性等特点，但却是人类行为、日常生活及自然变迁的产物，它所蕴藏的物载信息与其他普通信息不同，因为其在原载体上，真实且唯一，由此成为重构古代自然、社会和文明的有力“物证”。很长时间以来，博物馆领域讨论的物证主要是指地层、标本、文化层、文物，甚至普通物件，但事实上我们还忽视了一种由过往人类留下的另类“物证”——文献，如图书、谱录、奏稿档案、经卷等。它们虽然部分地被收藏于博物馆，但主要被保存在图书馆、档案馆和方志馆等文献收藏机构。近年来由于网络传播媒体的蓬勃发展，文献收藏机构的传统借阅功能受到冲击。为实现机构公共文化价值的最大化，亟需拓展和深化其各项社会服务功能。这一形势下，展览因直观形象、内容丰富和形式生动等特点吸引了广大公众，成为文献收藏机构创新服务和文献利用的一大亮点，其不再是可有可无的“锦上添花”之举，而是它们谋求生存发展的必然选择，逐步成为文献收藏机构的核心业务。但当前文献展览更多的是直接将文献作为展示对象；或类似博物馆通史展，将文献嵌套其中，忽视了文献的真正价值、观众的识读能力和展览的功能优势，导致此类展览的收效甚微，文献的实际利用效果不佳。究其根源是处于职能变革中的文献收藏机构仍未完成从“以文献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的转向，文献拥有的独特价值难以得到最大发挥，而展览理论研究的失衡则成为影响这种转向的制约瓶颈。有鉴于此，我们主张借助博物馆学视角，引进其业已成熟的理论和方法尝试解决文献展览面临的同类问题，选择借鉴的理由至少有四点：

一是文献和博物馆的器物藏品具备类似的价值属性。与器物一样，文献的真正价值并非为外形、材质等本体信息，而是其内载信息，只不过文献与器物表达信息的方式存在差异。

二是文献展览与器物展览性质相似。两类展览本质上都致力于信息的阐释与传播，反映的是人与现实的特定关系，都需要将物载信息进行解读，并于此基础上完成视觉、其他感知觉和空间的转化，塑造舒适、有吸引力、获得提升并具有意义的体验，此同为两类展览策展成功的关键。

三是早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博物馆领域已开始了器物展览相关研究，因此在策展理念、内容、流程、方法、模式、合作等方面均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可提供文献展览以重要的理论资源与思维动力。

四是文献收藏机构自身存在策展专业化的困境。这些机构多数未设置展览部门，且缺少专业人才，导致策展经验匮乏，理论成果乏善可陈。如南京图书馆2019年策划的“家国书运——八千卷楼藏书特展”主要由身兼数职的历史文献部完成，四川图书馆“文库暨展览”的基本陈列，也是以特藏部为主，由多个部门借调人员共同策划。

综上，本文将尝试打破因不同类型机构之间的行政壁垒所带来的研究壁垒，以博物馆学为视角，在对文献特殊性、价值及其展览功能再认识的基础上，借助博物馆学相关学科理论和方法，深入探讨文献展览的理论构建、实践模式及其实现路径等关键问题。

二、“文献”及其与“器物”之间的差异

文献收藏机构的展览通常可划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以文献作为展示对象。如江苏省方志馆基本陈列“方志之乡”展，展示的是江苏地方志的历史源流、种类、不同名家及其存世佳作；成都方志馆综合展示中的第一部分“志鉴成果”，也陈列了从西汉相如、子云等所修之志，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成都志鉴编撰的累累硕果。第二种是以文献作为展示材料。如南京档案馆（南京方志馆）基本陈列“方志南京”，通过解读南京方志记载的内容，构建南京建城后的历史脉络，展示这块土地上的重大事件和文化成就；成都档案馆的大型档案情景展览“成都故事”，则是从馆藏档案中遴选出成都近现代城市文明进程中的部分记录，通过不同的情景再现成都自秦筑城以来两千年的城市故事。而本文探讨的文献收藏机构展览问题主要指向的是以文献作为展示材料的第二种类型。我们知道文献展览和器物展览的最大差异在于两者的展示材料分别为文献和器物，那么究竟什么是文献？其与器物存在哪些不同？厘清这些问题不仅有助于在借鉴博物馆相关理论和方法时有的放矢，还有助于促成文献展览与器物展览因取材不同，实现内容各异和优势互补。

（一）“文献”的定义

文献收藏机构展览的对象主要是文献，文献是展览的物质基础和内容材料，所以明确“文献”概念及其特殊性是探讨此类展览的逻辑起点。那究竟什么是文献？文献是一个既古老又新颖的概念。所谓古老，是因为这一概念是始于2000多年前的孔子时代，最早见于《论语·八佾》，但孔子并未对“文献”内涵做过界定。我们对该词的理解实际是源自东汉郑玄和宋代朱熹的注。前者将“文”释为“文章”，“献”释为“贤才”。后者则将“文”“献”分别释为“典籍”“贤”。可见后者对“献”的解释变化不大，但却将“文”用“典籍”取代“文章”，使其包含的对象更为准确。综上，早期“文献”主要包括两项内容：一是文字记载的资料，二是熟悉掌故的人。到宋元之际，文献内涵有所缩减，此时“贤”或“贤才”，即“熟悉典故的人”之意引退，文献开始专指文字记载的资料。这种转变实际应归功于宋末元初马端临编撰的《文献通考》一书。书中将“文”释为“经一类的典籍和正史、会要、传记一类的书籍”；“献”释为“档案性资料（奏疏）和其他文字性记载及口传议论”。可见，“文献”一词不再意指贤达之士，而是指有据可依的两类史料，此种界定一直影响至今，与目前文献的定义已相去不远。虽说“文献”一词由来已久，但它同时又是一个“新颖”的概念。因为无论是其物质载体，还是记录形式，均处于不断嬗变之中。同时，现代“文献”概念，还存在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看，学界认为最权威的定义源自1983年全国文献工作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制定的《文献著录总则》，即“文献：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后来的学者虽然赋予“文献”诸多新的定义，但基本都是以此定义为基础补正而成。其中，笔者较为认同朱建亮、高家望和杨晓骏三位学者之观点。他们分别认为文献是指“以字符、声象等为信号的、以便于长期保存和广泛传播的物体为信道或载体的人类精神信息的固态品”；“记录知识的物质载体与物质载体记录的知识的融合体，即知识与物质载体的融合体”；“以一定的方式记录有人类观念信息并作为人类观念信息间接交流中介的人工固态载体”。上述三位学者都强调了文献中的三大要素，并主张三者彼此相融，而此三大要素分别为知识信息（最本质的和最核心的内容）、记录形式（文字、符号、图像、音频和视频等）和物质载体（记录知识信息的有形物质）。据此，笔者认为文献指的是以文字、符号、图像、音频和视频等为形式记录知识信息的物质载体。而从狭义上看，文献是指具有历史保存价值或现实使用价值的书刊文物资料，如医学文献、历史文献等。本研究中的文献主要指的是广义文献，即“记录有知识信息的物质载体”。

（二）“文献”与“器物”之间的差异

当以“记录有知识信息的物质载体”之文献作为创建展览的材料时，需明确这类展品相较于文物、标本等器物有何特殊性？笔者认为两者差异主要表现为两方面。

第一，文献与器物不同，通常观赏性不强，本体信息趋同，所以难以持续吸引观众注意。具体而言，文献内容多以语词符号表达，载体主要为纸张，无论表达方式、材质，还是外观、功能等信息都较为相近。而器物则本体信息丰富，材质、形制、纹饰和功能等信息通常千差万别，其中不少正是由于其观赏性和稀缺性而被收藏，因而拥有较高的审美品质。比如同时将文献《国朝汉学师承续记》与青铜铙、座头鲸标本等器物直接用来展示，后两者通常会因本体信息独特、丰富而吸引更多观众，观众愿意驻足观察和学习的时间也会更长。

第二，文献所载的信息通常为隐性信息，而器物则多为显性信息，因此相较于器物，文献信息传播较为困难。首先文献信息的记录形式有文字、符号、图像、音频和视频等，但仍然以文字为主，这些隐形信息相较于器物的显性信息，在短时间内识读较为困难。其次，博物馆的学习体验主要是在站立和行走中完成，若要观众集中注意阅读大量语词符号，则极易引起疲劳，而博物馆又是自由选择的非强制性学习媒介，一旦观众感到疲劳则更多会选择直接跳过或匆匆离开。再者，谱录、奏稿档案、手稿等古籍善本与我们当前的阅读材料在字体、用法、标号、阅读方向等方面迥异，因此除古文字专家、历史学家等专业人员外，普通受众在阅读时通常会遇到习惯、技术和能力等方面的障碍，难以轻松地实现阅读并获得理解。而器物因多为显性信息，展览可通过为观众搭建一个观察平台，使他们易于通过可视化等感官学习首先获得表层的具象信息，而这些信息将有助于关联展品的深层信息，实现从具象到抽象的认知成功。综上，由于文献观赏性不强，本体信息较为趋同，且物载信息多为隐性信息，所以相较于器物，文献与观众通过展览构建交流体系时，对文献信息的解读、转化和阐释的需求就显得更为迫切，如果器物展览还允许创建单纯审美意义上的器物定位型展览，那么文献若直接用符号化世界进行展览则几乎毫无意义可言。由此进一步获悉：文献展览亟需借鉴博物馆策展中的信息定位型展览的理念和做法，避免直接展示文献或以物件形式出现在通史展中，而应深入探究通过挖掘文献所载信息，提炼主题并以故事线来进行可视化阐释的理论和方法。

三、博物馆学视角下对文献价值及文献展览功能的再认识

在厘清文献定义及其特殊性这些基础性问题后，为寻绎针对性强的文献策展举措，我们还需要解决一个观念意识方面的问题。首先，文献收藏机构应当实现由“以文献为中心”向“以人为中心”的观念转变。文献是储存信息的重要载体，长期以来文献收藏机构“重藏轻用”，但随着其功能由“被动”地服务机关或研究人员等少数群体转变为“主动”地服务广大受众，收藏和利用的矛盾突显，展览已成为机构向公众传播信息的有效手段。然而其在利用过程中仍然受到“重藏”观念影响，展览通常直接展示重要文献，不少策展人仍未认识到文献所载信息才是其价值所在和受众的真正需求。因此，文献收藏机构展览存在问题的根源在于未实现由“以文献为中心”向“以人为中心”的观念转向，而这种转向目前还缺乏科学的展览理论的指导。其次，我们需要明白所谓“以人为中心”，并非只是强调“以受众为中心”，还应强调“文献”中的“以人为中心”，即文献这一“物”揭示出文献描绘的特定时空背景下的“人”“事”及其关联。“文献”不仅是由“人”书写的，代表着写作人的观点和视角；而且通常是“人”做“事”过程或结果的记录，是构建“人”“事”关联的信息载体；研究和展示“物”事实上就是为了揭示有关“人”与“事”。这才是收藏、研究和展示文献的价值所在，也是文献作为独特“物证”的意义所在。展览需要将文献中的符号信息进行反过程的重构，因为文献都是由“人”撰写，记录着某个时空下发生的“事”以及撰写者对“事”的认识以及由“事”反映的“人”的精神，展览应当根据对这些信息的解读、转化和重组，在三维空间中借助传播技术进行阐释以再现这些“人”与“事”。综上，以文献作为展示材料进行策展时，一方面要认识到由于文献的特殊性所带来的信息阐释的迫切性，另一方面还要洞悉文献的更大展示价值为重构那个远去的世界及其对时下生活的关联和启示，所以我们应明白不能仅仅展示作为“物”的文献，只有文献所载信息才是独特、生动且富有生命力的，同时还需要利用观众认知系统的“隐喻”和“转喻”机制，即“相似性”与“相关性”来捕获观众的注意，藉由这些信息激发观众情感，唤起记忆，促动想象，并鼓励观众从事探索。

基于上述对文献收藏机构文献价值的再认识，我们提出文献展览在此类机构的功能也需要获得重新认识。其功能主要表现为三方面：

第一，有助于提升传统文化的认知。难以识读的符号化信息实现了空间形态下视觉形象的转化和表达，且不受时间、地域、经济等所限，有助于公众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中增加对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本区域自然和社会历史文化的认知，激发对本土的认同感和荣誉感。

第二，有助于彰显各馆特色。展览通过挖掘馆藏文献所载信息，提炼主题并以故事线来进行可视化阐释，而这些文献的内容本身千差万别、鲜活生动，这样的展览不仅不会使各机构变成博物馆，也不会失去一座图书馆、档案馆或方志馆。

第三，有助于树立公共服务形象。文献收藏机构通过展览揭示馆藏，推动信息社会化，使公众对其公共服务产生新的认知，重塑良好形象。

第四，有助于盘活传统文化。民族遗产中鲜为人知的记忆部分以轻松易读的方式公诸于众，有助于真正“盘活”优秀传统文化，在文化传承和强国战略中发挥根脉作用。

四、文献收藏机构展览中的两个关键问题

从全球学术发展趋势来看，文献收藏机构的文献展览涉及的相关学科，如博物馆学、图书馆学和档案学等在研究的对象、范式、理论与方法上均已获得初步进展。尤其是博物馆学这门学科，继“博物馆实务”和“博物馆学”两个术语在德国被提出后，“博物馆实务”逐渐被纳入应用博物馆学。该学科经历了由单一的“传统博物馆学”到“新博物馆学、科学博物馆、博物馆新现象下的博物馆研究”三者并存的范式蜕变。在展览领域，早期博物馆不具备独立的展览空间，当时展厅就在库房，观众在库房中完成参观。1810－1870年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动物陈列出现类型学的策展模式，至大英博物馆的自然历史部转移到新馆，1881年自然历史博物馆正式开放，出现进化论的策展模式。20世纪中后期，博物馆与社会大众关系发生根本性转变，博物馆由“主人”变身为“仆人”，出现由“物”到“人”的趋势转变。自70年代起“叙事”概念被引入博物馆策展，关注观众情感和体验的“沉浸式展览”“参与式展览”等概念被提出，展览日渐重视阐释内容的组织和构建，信息的关联和分层，空间的规划和分割，技术的适切和多样等。与此同时，收藏机构自身也发生重大转变，更加强调资源的开发利用和文化价值的最大化。为此，我们需要从更广阔的视野来重新审视博物馆学与文献收藏机构展览之间的关系。把文献展览这一专业命题置于博物馆学等学科背景中进行系统思考和研究。从中可以发现，文献收藏机构展览至少涉及两个核心问题：如何构建策展理论、如何设计实践模式，其中理论构建又成为问题中的关键。

（一）策展理论的构建1. 从结构层面探究文献收藏机构策展理论的构成要素

从文献收藏机构展览存在问题的表象和深层原因出发，综合多种理论，我们可以抽象出此类展览策划中的构成要素，如“受众”“文献”“媒介”要素，通过梳理不同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坚持受众要素导向，有助于推动“以文献为中心”向“以人为中心”的彻底转向。

（1）吸收新博物馆学理论中的“受众”要素。该理论强调藏品为受众服务，展览无墙壁地、立体地实现受众由被动参与到主动参与、再到共同生产的互动和体验。因此面对“受众”要素，首先要完成将其纳入策展要素的观念更新。其次应系统地开展受众研究。主要包含受众参观中的行为或心理及其变化研究、参观后的认知、情感和体验效果研究，以及参观前的社会文化背景研究。尤其要重视受众的社会文化背景研究，如不同类型受众的动机研究，需要对异质群体的需求结构进行分析，即对特定群体需求作出规律性描述。文献、媒介要素都是为了服务受众，所以受众在三大要素中发挥核心作用。

（2）从叙事心理学理论中的“历史故事化”概念，提炼出“文献”要素。其认为尽管故事带有平民特色和田野操作的特点，但是叙事却能搭建心理学和历史沟通的桥梁。因此面对“文献”要素，观念上应当明确文献本身虽有原始性、稀缺性等特点，但是其真正价值在于文献所载信息，特别其中的“人”“事”及其关联，这些是促成文献与受众之间形成隐喻与转喻的基础。需要将文献中难以识读的符号化信息通过多层次解读，凝练出与传播目的一致的多元主题，以构成独具特色的故事框架，促使展览由文献定位走向信息定位。文献要素是策展的必备资料，所以在三大要素中发挥基础作用。

（3）汲取具身认知理论中的“生理体验”，提炼出“媒介”要素。其主张生理体验与心理状态有着强烈的关联，能够激活认知。因此面对“媒介”要素，从理念上要明确展览是以空间形态的视觉形象作为传播载体，符号化信息要借助实物展品“语境化、组合化”方式和辅助展品“情景再现、视频影像、互动装置”等手段才能实现视觉空间内的转化和表达，促成受众轻松愉悦的生理体验。媒介要素主要用于信息在文献、受众间的双向传播，所以在三大要素中起到桥梁作用。

2. 从理论层面构建文献收藏机构策展理论的阐释模型

关联策展理论的构成要素，运用传播学编码解码理论，建立文献收藏机构策展理论的阐释模型，该模型中受众并非信息被动接受者而成为生产者，通过信息双向传播促成其与展览的有效对话。

（1）策展阐释材料界定。改变以往策展资料仅包含“文献”研究成果，现将“受众”要素也纳入其中。围绕这两大要素，探讨策展材料的研究内容、主题和方法。针对“文献”要素，至少要揭示其本体、衍生和流转三层信息，研究由历史文献中心或编研部等承担，策展团队需要给予他们方法论的指导。针对“受众”要素，需要规定展览目标观众，观众特征及其需求结构，研究由展览部或展览负责部门承担，并根据问题选择恰当的研究方法。

（2）策展阐释步骤和方法。研究如何将阐释材料，即“文献”“受众”的研究成果进行编码合成和实施，在“符号到视觉、理性到感性”原则指导下，实现展览空间的成功经营。编码合成和实施由四个互相独立又关联的环节构成：内容策划、展览设计、展览施工、布展和补救。其中，内容策划是整个阐释加工的核心环节，同时也是一个多元合作的动态过程。针对四个环节，分别探究各环节内涵、参与主体、实施步骤、方法和注意事项。传统的依靠文献图文材料进行较低层次的编码，不仅忽视了展览过程中的受众和其他部门主体，还忽视了阐释资料所载信息层次的丰富性和生动性。

（3）策展阐释评估。在展览阐释实施步骤和方法探究的基础上，提出在策展前期内容策划环节、中期展览设计环节和后期展览开放环节分别进行前置性评估、形成性评估、补救性评估和总结性评估，并指出评估的主体、方法和指标。其中，由于目前我们不少文献展览仍未达到总结性评估的水平，因此现阶段可先采取收集观众兴趣、动机、疑问等数据的前置性评估和检测展品传播潜能的形成性评估。

（二）实践模式的设计

借助策展理论模型，尝试用“线上线下互融互驱”的方式来设计展览实践模式，进而根据未来趋势预判，提出分阶段渐进适应的实现路径及对策。

1.实践模式

2.实现路径及对策

根据文献收藏机构线上线下展览的国际流变，可以对我国的发展趋势作出一些预判，笔者主张采取分阶段推动的进阶策略。同时通过对文献收藏机构线上线下展览的个案研究，提出综合建设方案。并从硬件设施建设、办展经费划拨、展览队伍组织、专业人才培养、知识产权保护及效果评估等方面给予政策建议。文献收藏机构线上线下展览实现的可能路径是：以渐进式推进为基调，逐步推动东中西部文献收藏机构通过展览将文献所载信息实现传播与共享。首先，经费、文献和人力不足地区，推出小规模有特色的网上展览；其次，经费、文献、人力充足地区，举办“线上+线下”相互驱动的大规模多类型展览；再次，联合所有文献收藏展览共建智慧展览体系，该体系类似一个智能生态系统，以展览业务需求为核心，形成“物－人－数据”多元双向动态联系，即时获取受众、展品等要素及其变化信息，并进行自适性调整，真正实现线上线下拆“线”相容。

五、总结

本文尝试将不同文献收藏机构的文献展览作为整体研究对象，以“问题的提出—文献及其与器物的差异—文献价值及文献展览功能的再认识—理论层面探讨解决—实践层面探讨解决”的思路予以讨论。由于文献展览问题的根源在于未实现“文献至上”向“以人为中心”的转向，因此我们首先从理论层面上，根据展览实践并借鉴新博物馆学、叙事心理学和具身认知理论，提炼出策展理论的“受众”“文献”“媒介”等构成要素，在厘清各类要素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的基础上，依据传播学编码解码理论，坚持以受众作为核心要素，围绕阐释资料、步骤、方法等动态的策展过程，提出构建不同要素动态有机组合的策展理论阐释模型。其次从实践层面上，借助策展理论阐释模型，从现实困境和未来预判两个维度，探索文献收藏机构线上线下共融共驱的展览实践模式、分阶段实现的进阶策略，并制定综合方案及其对策建议。众所周知，文字记录和物质文化是在不同的社会活动和历史背景中产生的，代表着独立的证据和线索。它们虽然不是历史本身，但却是历史的产物。文献虽然兼具文字记录和物质文化的双重属性，但由于其通常难以为今人轻松阅读，所以更多时候它是作为一种物质遗存而获得保存、修复和研究。同时，有些学者还认为文献实际上是被重构的档案，它们本身需要被解释，而非单纯从字面来读懂，需要了解文献是在其原始背景中产生、使用和废弃的生命史。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也提出人类三个世界的划分，第一世界是物质和客体的世界，第二世界是意识和精神状态的世界，第三世界是科学思想、诗和艺术作品的世界，第三世界既不是客观的物质世界，也不是主观的精神世界，而是脱离了思想主体而存在的人类创造性思维活动的世界。文献基本被归属于第三世界。因此，从上述文献的自身属性、理解困境和创造特性来看，如果要成功地实现对文献所载信息的传播与关联，那么首先应当明确其记录的是特定时空下撰写者对当时世界的认知和感受，而受众需要对这种认识和感受进行再次的认知和感受。但由于当前普通大众知识水平整体不高且层次不齐，如果直接采用文献中的符号进行展示，那么观众在识读和理解这些信息时必然会面临困难，认知和感受撰写者的认识和感受往往无法达成。此时，借助“展览”这一传播媒介，即能重构文献所涉的时空背景，从材料本身提炼特色主题，根据所载内容安排故事线，选择典型内容作为阐释重点，并运用多种传播技术实现符号到视觉、抽象到具象的转换。由此，观众才能通过真实的感官体验，与过去深邃遥远的时空以及期间发生的人事建立关联，并通过认知机制中的隐喻和转喻，克服不同时空的隔阂、达成与撰写者认识和感受的相宜性，文献展览方可获得关联和传播的成功。因此，我们尝试引入博物馆学视角，以器物与文献两类不同物证的特征及其差异为突破口，构建文献展览以受众为中心的展览理论，并探讨其线上线下融合的实践模式及实现路径。希望这种跨学科视野下的讨论有助于将传统文化中不为人知的精华，由“死”文献变成“活”资源、由“符号世界”变成“人事世界”，使观众从人类这份幸存至今却缄默不语的记忆载体——“文献”之中，汲取养料、激发爱国爱乡的归属感与荣誉感，进而实现个人意义的积极构建、表达和超越。

来源：一品姑苏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