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台湾学者史作柽将人类文明分为“图形文明”和“文字文明”：前者是神话文明或原始文明，以自然为背景而有文明，它保持着一种“人”与“自然”之间的直接关系；后者则是人文文明或历史文明，以文字为背景而有文明，而文字的根本意义则是“自然”被解释后的形式化表达，如诗歌、法律

论古代世界的宇宙论秩序

枕戈

华夏文明是一种追求宇宙论秩序的文明，即以“天人合一”为最高精神追求。因华夏文明追求“宇宙论秩序”，也被称为“天道文明”。

台湾学者史作柽将人类文明分为“图形文明”和“文字文明”：前者是神话文明或原始文明，以自然为背景而有文明，它保持着一种“人”与“自然”之间的直接关系；后者则是人文文明或历史文明，以文字为背景而有文明，而文字的根本意义则是“自然”被解释后的形式化表达，如诗歌、法律等都是这样的“文字”，它相当于我们所说的符号，这一文明本质指向“人”与“自然”间关系的形式性和符号化表达。通常所谓的“轴心时代”及其精神突破，恰好位于从图形文明到文字文明转变的之间地带。（参考陈赟《精神突破视阈中的天人问题和古今问题》）

高庙白陶符号作为人类第一套可以系统解释的图像符号，可视为华夏史前典型的“图形文明”。高庙图形文明典型体现了古代世界广泛存在的太阳崇拜，换言之体现了“宇宙论秩序”，初步具有华夏天人合一的思想含义，堪称华夏文明的精神源头。

沃格林在其《天下时代——秩序与历史》中，即是从“宇宙论秩序”出发，展开他的历史起源和精神超越的论述，然后给出了他的“天下时代”的刻画。

他指出，原初经验所体验到的宇宙，既不是由对象、有待某个主体加以认知的外部世界，也不是已被某个超越于世界之外的神创造出来的那个世界。相反，它是由居下的地、位上的天构成的那个整体（topan）——天体及其运行；季节的变化；动植物的生长节律；人的生活、出生和死亡；尤其是，正如泰勒斯一直知晓的那样，它是一个充满众神的宇宙。

原初的“宇宙论秩序”与“循环论”联系到一起：“时代循环论的景象并非与体验到的实在完全无关。尽管并没有一个在无限的时间中，在一个外部观察者眼前上演着循环的宇宙，但作为‘星空’的宇宙还是有的，它使仰望它的人心中充满崇拜和敬畏；当这个人抬头仰望，他的确能观察到星座季节性往复意义上的循环。对天体意义上的宇宙之内的真正循环的经验，形成了宇宙论风格晚期阶段的实体化时代循环论的历史背景。”

沃格林的原初宇宙论秩序的描述，接近于中国的天体宇宙观，甚至就是中国循环宇宙观的沃格林式表达。在中国的周期性循环宇宙观中，四季的循环往复、人的生老病死乃至王朝的盛衰起伏，都与这循环的宇宙论秩序息息相关。但是，沃格林似乎把苏美尔、古埃及当作宇宙论王国的早期代表，中国是后起的宇宙论帝国。而实际上恰恰相反，我认为古华夏乃是世界文明的源头，而苏美尔和古埃及正是拥有同样的“宇宙论秩序观念”，与中国一脉相承，堪称西方的两个“小华夏”。

那么，这个原初的宇宙论秩序观念，最早起源于哪里？

八千年前的高庙八角（芒）星，可视为宇宙论秩序的典型符号，也是目前为止世界最早的该类符号。该图像符号有八个芒，很多学者解释这是中国八方（八个方位）观念的表现。而我认为这恰恰表达了不断循环的观念——天上的太阳在作循环运动，我们的宇宙是一个“循环”。在浙江上山遗址中，出土了一个十六芒星，芒的数量增加了一倍，但只是表达更加细分均等的观念。

更加显著的是华夏流传至今的60甲子循环历法。它由10天干、12地支搭配组合而成，每一个干支组合都表达一个特殊的天象，而不仅仅是一组空洞的符号，60个干支组合作永无止境地循环——还没有一种历法，能这样显著地表达循环的宇宙论秩序观念。

物理学家靳九成通过精准的天文计算得出结论，10天干的天文学背景是水星周10年视运动，华夏古人用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表达水星的10种运动状态；12地支的天文学背景与木星的运动相关，华夏古人用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表示木星的12种运动状态。而太阳周日视运动及五曜视运动的精确共同会合周期为60年，故有60甲子循环。可见，华夏的干支历法经得起现代天文科学的考验，而没有万年以上观象授时的历法实践，是造不出如此精妙细致的历法的。

苏美尔人拥有和华夏一致的60进制观念，其苏美尔王表中用了3600、600相关的数字来计算漫长的历史年代。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苏美人大概在6000年前移民两河流域，突然创造出近乎神奇的高度文明。他们的成熟历法、漫长的历史记忆源自于何处？

希罗多德在《历史》中记载，几何学产生于埃及人的土地测量中，然后从埃及传入到希腊；波洛斯（日钟）、格诺蒙（日晷）以及把一日分十二个时辰，希腊人又是从巴比伦人那里学来的。作为文明人中的后起之秀，希腊人既向华夏埃及人学习几何学，又从巴比伦人那里学习天文学（巴比伦人传承自华夏苏美尔人），这些知识都建立在农耕基础上。

希罗多德还记载，埃及人把每个月都分配给一位神，把每一天都视为神圣的；他们可以根据一个人的生日而说出这个人的命运如何，一生的结果如何，性情癖好如何——这些发明给作诗的希腊人提供了素材。只有拥有宇宙论秩序观念，才能从一个人的生日里看出其一生的命运轨迹，这也是华夏传承至今的观念。

只有把宇宙视作有秩序的，才可能诞生有秩序的人间社会——人间社会既是宇宙的一部分，也是天上宇宙秩序的投射。天上宇宙论秩序对应了地上宇宙论王国，天上太阳对应人间天子，这既是太阳崇拜和敬天信仰的宇宙论渊源，也是华夏政治学的理论根基。

陈赟先生在《文明论的历史哲学》中指出：“对宇宙论秩序来说最为核心的重要事件则是伴随着‘天地之中’或‘宇宙的脐点’等观念而来的王者的双重代表权的确立：在人类社会的小宇宙，王者是大宇宙的代表，是天神的沟通者；而在大宇宙中，王者则是人类社会的代表。因而王者以中介的方式垄断了通天权，作为‘世界君主’，王者乃是‘统治宇宙的唯一神在人间的类比’，由此而有‘天上一神’与‘地上一王’的紧凑对应关系。”帝王创建的礼法秩序，被视为宇宙秩序的类比物或相似物。

高庙的白陶礼器，作为神话时代神权和王权合一的象征，它上面的图像符号，典型体现了宇宙论秩序包含的政治学内涵：在太阳纹（八角星纹）的天空背景下，一个獠牙神面占据中间显著的位置，八面威风而庄严神圣，正是“天上一神”对应的“地上一王”。这种獠牙神面符号反复出现在后来的玉器、青铜器上，说明在王者垄断通天权的神话时代，华夏大一统的政治学思想一脉相承。

只有在中国，这种政治学符号延续了近5000年；后来这个獠牙神面又转化成龙的形象——獠牙神面也被学者解读为飞龙，即龙的雏形——龙成了后世天子或皇帝的代表符号，作为大一统的象征，一直到近代皇权陨落，足足延续了近3000年。也只有在稳定的农耕文明社会，以宇宙论秩序为最高追求，才会有如此传承有序的政治学符号。

沃格林说：“在各个宇宙论帝国中，这种对宇宙的原初经验主导了对历史的理解。各种历史事件之所以值得铭记，是因为采取行动的人意识到他在神之下的生存。宇宙论帝国的统治者依据某种神授命令而行动；社会的生存，它的失败与胜利、繁荣与衰落，均归因于神的安排。”

“在孟菲斯神学中，帝国秩序是由一出关于众神的戏剧建立起来的。由于所有存在者的同质性，这出戏剧在人的层面上体现为有关埃及的征服与统一的戏剧。在苏美尔列王表中，王权统治是在天上创造出来的，随后降到地上的；两千年后，在犹太人的启示录中，仍然有一座位于天上的耶路撒冷，将会在神之王国的时代到来时降到地上。耶和华在西奈山上从燃烧的云中讲话；荷马笔下的奥林匹斯众神住在地上，住在一座直达云霄的山上，他们的争吵和约定都会影响到亚欧各民族的历史命运。”

在两河地区，一个神人坐着鹰翼太阳轮从天而降，与高庙凤鸟（日乌）载着獠牙兽面飞翔的图像有相似之处。浙江良渚玉器上也有一个兽面神人从天而降，无疑是上古巫王合一的代表。“王权从天而降，落在埃利都，阿鲁利姆为王。”“大洪水之后，王权再次从天而降，王权在基什。”这是典型的宇宙论王权秩序的表述。苏美尔文明三千年，既是苏美尔王权兴衰转移的历史，也是她与北方的戎狄分分合合斗争又融合的历史。

三千年古埃及文明兴衰起伏，太阳神崇拜贯穿其中，古埃及是典型的宇宙论王国。她的各种太阳和八角星符号，尤其是屹立数千年而不倒的金字塔，皆是宇宙论秩序的象征。黑格尔在《历史哲学》说：“因为它的制度良好，埃及被古人看作是一个道德秩序的典型——毕达哥拉斯把它当作一个小规模的善良社会的理想，而柏拉图更加以大规模的想象。”

黑格尔惊叹，在其他民族中，历史是一部盛衰、兴亡、胜负、成败的事实——例如罗马人，他们世世代代只以战胜他族和征服世界为目的——埃及人建立了一个用艺术品的种种成就来构成的同样闳大的帝国，它们的遗迹常存，证明它们不可磨灭的性质，而且它们实在比较古往今来的其他一切工程都更伟大，更值得人惊骇。

一个以追求宇宙论秩序为目标的王国，和以征服世界为目的的暴力游牧帝国如古希腊罗马，其旨趣大相径庭，不可同日而语一一这也是华夏与戎狄的区别。

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从东往西，中国作为绝对精神的起点而成为世界历史之始。绝对精神的本质是自由，世界历史无非是自由意识的进展。世界历史始于中国，借由波斯帝国的中介，过渡到古希腊罗马的“自由世界”，最后登峰造极于欧洲，实现了“全体人的自由”。黑格尔贬中国而褒希腊，两者正包含宇宙论秩序观念和自由观念的区别。

黑格尔强调世界历史从东往西，即文明传播从东往西，但这并非是从中国到波斯到古希腊罗马再到欧洲的单线传播。人类第一波文明首先兴起于中国南方，然后传播到两河有苏美尔文明，再到尼罗河有古埃及文明。但是，黄种华夏族西去并非为了追求“自由”，而是追逐“太阳”，把农耕技术、象形文字、天文历法和宇宙论秩序带到了西方。

先有伏羲神农，再有黄帝。神农炎帝掀起了人类的农业革命而为文明奠基，然后是黄帝为代表的游牧战争族群崛起。黄帝四处征伐，打败神农炎帝，继承华夏文明而入主中国，登上世界历史舞台。黑格尔之谓“世界历史从东往西”，更确切说是炎黄大战后，黄帝后裔的游牧白人族群驰骋于欧亚大草原，为生存而战，最后在欧洲获得“自由”的真谛，并主导了近代世界历史进程。

是故，“世界历史从东往西”，至少有两条文明传播路线。一条路线是中国南方的华夏农耕文明传播到两河流域再到古埃及，另一条路线是中国北方的游牧文明穿过中亚的印度伊朗传播到地中海世界的希腊罗马世界最后到达欧洲。此过程中，起源自中国的“华夏-戎狄”的斗争互动模式，被复制到两河流域，再到地中海世界。

一开始，世界的南方（北纬30度一带）是黄人的天下，北方高纬度地带是白人的天下。在经历了较为长久的斗争与融合后，东方白人消失而成为黄人的天下，西方黄人消融而成了白人的天下。苏美尔、古埃及黄种华夏族在西方消耗殆尽，连同它的宇宙论文明也消失于历史长河中。

面对纷纭复杂的世界历史，沃格林认为有多个平行的天下时代。他提出疑问：是否有两个人类，各自独立地走过相同的过程？如何描述各种平行时代发生于其中的这个意义单元的特征，假如真能找到这样的一个单元的话？

我以为，古代世界至少有三个以“华夏-戎狄”斗争而融合的模式展开的天下，依次为中国天下、两河天下、地中海天下。（古印度地区应当也有类似的历史发生，但相对不够清晰）。在中国，发展出“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的话语模式。在八代炎帝时代，以6300年前湖南城头山的兴起为标志，中国已有天下的雏形。后炎黄蚩大战，中国大地的各大族群卷入这场战争，最后黄帝胜出而入主中国，中国最早迈入天下时代。

不存在不同的“两个人类”，而是人类共有一个源头。从时间序列上来看，两河地区、地中海周围的人类和文明，都是中国炎黄大战后“溢出”来的。某种程度上，6000年前后的炎黄大战就是世界历史之始。司马迁的《史记》从炎黄大战开始叙述包含了深刻的历史智慧。

沃格林认为有多个平行的天下时代，无疑比黑格尔更客观真实描述古代世界历史的本真面貌。而他用“宇宙论观念”界定古华夏、苏美尔、古埃及文明的特征，无疑切中肯綮，体现了他极富洞见的睿智。

按此模式，我们无妨把古埃及比作华夏，犹太民族比作戎狄，两者之间的恩恩怨怨，好比是华夏与戎狄的分分合合。古希腊哲学家认为埃及是“道德秩序的典型”“善良社会的理想”，埃及即是持有宇宙论秩序观念的华夏。而犹太人是闪米特人，源于牧羊的羌人，其祖先亚伯拉罕即是一个牧羊人，后成“多国之父”。

公元前18世纪，亚伯拉罕带着族人离开两河流域，来到迦南即耶路撒冷。后迦南大旱，犹太人逃难到埃及，受到埃及法老优待，定居成为农耕民族。约公元前1720年，希克索斯人入侵埃及，成为埃及的“外来统治者”，其出身也是游牧族，为戎狄之属。希克索斯人与犹太人乃至古希腊人都有远古的亲缘关系，杜钢建教授认为他们源于中国夏朝的塞种部落，即羌戎。

正因这层亲缘关系，希克索斯人与犹太人联手，共同打压埃及华夏族，仇恨由此结生。约公元前1567年，雅赫摩斯一世创立埃及第十八王朝，驱逐戎狄希克索斯人，恢复埃及华夏秩序。后图特摩斯一世、三世继续开疆拓土，埃及版图和功业达致鼎盛。而犹太人被贬为奴隶。因其坚持唯一神“上帝”信仰，且不与当地华夏族通婚，终究未能“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

因得了上帝的启示，犹太人的先知摩西带领犹太人“出埃及”。沃格林认为这是“以色列人集体摆脱在一个宇宙论帝国中受到的束缚，走向神之下、历史之中的自由”。毋宁是，这是犹太人由农耕定居重返游牧生活，由华夏重回戎狄之俗。

伏尔泰对犹太人的“出埃及”有不一样的解释：“我们只要顺着犹太这个小民族的历史发展线索，就可以看到它不可能有别的结局。他们自吹出埃及时像一群盗贼，带走了从埃及人借来的所有的东西；在他们占领的所有村镇中杀尽男女老幼，一个不留，并以此为荣。他们甚至公然宣称对一切民族怀有不可调和的仇恨。他们反叛所有的主人。”

在强敌环伺的沙漠里，犹太人与异族反复拼杀，终究杀出一条血路，回到上帝应许的流着蜜与奶的土地。公元前1000年左右，犹太英雄大卫王通过武力征伐，建立起统一的以色列联合王国。但是好景不长，该联合王国仅存在78年（被称为“80年诅咒”），就分裂为以色列和犹大两个小国，最终以色列被亚述灭国，犹大被新巴比伦灭国，犹太人沦为“巴比伦之囚”。

按理，犹太人要么是融入埃及华夏秩序，要么是建立像亚述、罗马一样雄霸一方的游牧暴力帝国。但是，最终都没有，犹太人是整个世界都极为罕见的独特民族乃至异类，最后不是流离失所就是沦为奴隶，但又坚韧地生存下来了。与其说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不如说是上帝的“受难的选民”。最受上帝眷顾的民族，却无法建立自己的国家供其人民栖身。

伏尔泰一针见血地指出：“犹太人从来都没有像在叙利亚的几个国王治下那样俯首帖耳地服从国王；他们不再膜拜异族的神。正是此时，他们的宗教最后固定下来了；但是他们比任何时候都更为不幸，他们始终期待着解放，指望先知的许诺得以实现，指望得到上帝的拯救，但是上帝却抛弃了他们，上帝的旨意不是人类所能了解的。”“在犹太民族中，凡属有关人性的事件几乎都极其丑恶不堪，而一切涉及神明之事又非我们贫乏的知识所能理解，所以不论在哪种情况下，我们都只好一言不发。”

于是犹太人放弃了建立地上王国的路线，犹太先知们从事创立普世宗教，“通过它在神之下自由订立的契约，以色列不仅摆脱了埃及的宇宙论秩序，而且也摆脱了关于宇宙本身的神话”。“这种信念认为，将历史构想为一个有意义的、沿着一条单向时间路线前进的过程，这是以色列人和基督教徒取得的伟大成就，他们在构创这种历史观时深蒙那些启示事件的眷顾，而异教徒则因未获启示，永远无法摆脱时代循环论。”

沃格林认为，通过精神突破，以色列人和基督教徒“摆脱了宇宙本身的神话”“将历史构想为一条单向时间路线前进的过程”“摆脱了时代循环论”。这些思想确非秉承宇宙论秩序的我辈华夏族人所能理解。

但是，“尽管各种启示事件（例如约翰的启示），都梦想将宇宙转化为神之下的非物质实在，但是当那些精神突进发生时，宇宙事实上并未消失。……我不得不得出如下结论：关于宇宙起源的神话将如同宇宙一样永不消失。任何试图战胜或抛弃这种神话的努力均犹如魔法，由某种旨在摧毁宇宙本身的启示式欲望所推动。”

虽然以色列人通过“精神的飞跃”，摆脱了“宇宙论秩序”。但是，在数千年的历史中，以色列人摆脱了在悲惨世界中被屠杀、被奴役的命运吗？摆脱了在世界中四处流浪的生存处境吗？

华夏范围之外的戎狄世界，成则为王，建立暴力帝国固然可以雄霸一时；但更多的弱小族群则不免沦为暴力之下的奴隶，成为这个世界的不幸者。所以，尼采认为基督教是一种“奴隶道德”的代表，希腊罗马人则体现了“主人道德”。他崇尚的那些“高贵种族”，其本性好比野兽，甚至是威严的、贪婪地渴求战利品和胜利的金发猛兽。勿用讲，尼采推崇的即是勇猛嗜杀、以征服世界为目的的“高贵雅利安人”。

在戎狄世界，一个代表是源于羌人的犹太人（羌人有的源于炎帝有的源于黄帝，如大禹是西羌之代表），其祖先亚伯拉罕和其英雄大卫王皆是牧羊人出身，其人民也温驯如羊，信靠永恒的上帝；另一个代表是源于狄人或犬戎的希腊罗马人（《山海经》载犬戎和北狄皆源于黄帝），他们崇尚的是狼犬，其祖先本身就是被狼养大的，他们信奉武力而以征服世界为目的。这两个代表在戎狄世界既相互斗争（排犹事件屡次在历史上发生），也是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他们的思想观念，至今影响了西方世界乃至整个现代世界。

而在更早的古代，西方其实也有华夏族群，他们可说是正宗的黄种人，信奉的是宇宙论秩序。他们就是埃及华夏族和苏美尔华夏族。西方人在叙述其早期历史时，都承认这两个文明是古文明的杰出代表，甚至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而后来的希伯来文明和希腊文明，都受到了这两者不可磨灭的影响（如《圣经》叙事借鉴了苏美尔人的大洪水叙事）。这就是我反复强调的“华夏—戎狄”互动模式。

整个世界史就是华夏与戎狄分分合合斗争又融合的夷夏互变的历史。一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关于大同思想网： 大同思想网是由青年学者枕戈、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邹红艳律师等发起创办，于2012年9月1日在湖南长沙成立。网站以推动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实践法治中国为当下目标，弘扬王道文化、中道思想、大同理想，并希冀中华文化的全面复兴。在中华文化复兴的大潮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势中，大同思想网主要关注儒释道为主的传统文化复兴及与西方文化比较和融合的大文化观，比如大陆新儒家和儒家宪政的议题等；关注重新书写世界历史和反思西方中心论背景下西方历史话语霸权的大历史观，比如世界文明源头和”新古史辨“等议题。同时关注国内国外的时政局势，特设置“时政观察”栏目，体现国学人士不尚空谈重经世致用的特征；关注近世和当代的历史人物，因“道以人传”，人物列传是史家之传统，特设置“人物春秋”栏目；另有文艺诗歌类的好文，亦欢迎各方人士赐稿。

来源：大同思想网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