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钱学森实验室里的马克思画像遇见季羡林书案前的胡适照片，泛黄的影像里藏着半部中国近代史。知识分子的书斋供奉着怎样的信仰？笔杆子撑起的是民族脊梁还是软骨头？

当钱学森实验室里的马克思画像遇见季羡林书案前的胡适照片，泛黄的影像里藏着半部中国近代史。知识分子的书斋供奉着怎样的信仰？笔杆子撑起的是民族脊梁还是软骨头？

二十世纪初的华夏大地风雨如晦，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如同普罗米修斯盗取的火种。李大钊在北大红楼疾呼"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写下"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正是这簇火光照亮了南湖红船，熔铸出井冈山的梭镖，淬炼出延安窑洞的星火——没有革命的理论，何来改天换地的实践？

反观那位被奉上香案的胡适先生，南京总统府档案里记录着"低调俱乐部"的密谈。当山河破碎之际，鼓吹"日本切腹中国介错"的奇谈怪论，与汪精卫"曲线救国"的遮羞布倒是异曲同工。可笑蒋氏父子退守台湾后编纂《胡适日记》，字里行间尽是文人风骨，却抹不去历史档案里"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斑斑墨迹。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钱学森冲破重重封锁归来时，行李箱里装着空气动力学手稿，更装着"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有祖国"的赤子之心。与之形成讽刺对照的，是某些文人墨客案头供奉的"自由主义导师"，当年北平沦陷时尚在庐山避暑，笔下写的尽是"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糊涂账。

今日重读《实践论》《矛盾论》，字字句句都在叩问：知识分子的笔墨究竟该书写民族复兴的华章，还是沦为买办文化的注脚？当五星红旗插上科学高峰时，那些跪拜在历史尘埃里的香炉，终究会在时代洪流中化作一缕青烟。

来源：英俊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