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系列用了三周的时间学习了美国激进制度经济学派主要代表人物的主要观点，并阅读了原著、和。（注：“新制度经济学”的名号被以科斯（Ronald Coase）为首的另一学派占用，因此本系列使用“激进制度经济学派”，请参阅《激进制度经济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加尔布雷思（

题记

本系列用了三周的时间学习了美国激进制度经济学派主要代表人物的主要观点，并阅读了原著、和。（注：“新制度经济学”的名号被以科斯（Ronald Coase）为首的另一学派占用，因此本系列使用“激进制度经济学派”，请参阅《激进制度经济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加尔布雷思（上）》。）

在查找资料的过程中，偶然间获知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被称为“厉股份”的厉以宁1979年曾出版《论加尔布雷思的制度经济学说》。该书“名论实批”，其前言中毫不讳言：“本书准备专门针对加尔布雷思的制度经济学进行分析和评论，注重批判它的错误的、庸俗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

（评注：该书出版于刚刚改革开放之际，书中的行文明显带有过去那个时代的文风。在本文的大量摘录中，网友们马上就能感受到这一点。透过现象看本质吧。）

厉以宁的《论加尔布雷思的制度经济学说》

本书系统介绍加尔布雷思的主要理论和观点，西方学者的评论，以及还有作者本人的批判。此外，本书还简要介绍了美国制度经济学派的一些情况。

本系列原计划到创新篇时才对加尔布雷思的各主要观点进行讨论和深入分析，并引出新的观点。但在泛读了《论加尔布雷思的制度经济学说》之后，决定修改一下计划，以泛读的方式，初步讨论加尔布雷思的各主要观点。

鉴于加尔布雷思的主要观点，此前文章已详细介绍，本文重点摘录对其主要观点的评论和批判，而且补充摘录了此前凡勃仑和加尔布雷思文章遗漏的重要观点，摘录了制度经济学派其他代表人物的一些重要观点。

本文仍以读书笔记方式呈现。特别申明，文中的评注仅代表我的个人观点，而且仅限于准学术范围的讨论。

（注：因需要大量摘录原文，本文的篇幅较长，将分三个部分推出，本部分是《论加尔布雷思的制度经济学说》的序、前言、第一章，以及第一章的读书笔记。本部分因摘录了制度经济学派代表人物的重要观点，内容很多，全文1.2万余字。）

陈岱孙先生序

厉以宁的导师，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为本书撰写了序。

陈岱孙在序中提到了制度经济学的先驱理查德·琼斯（Richard Jones）：

“制度经济学在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史上一开始就是作为一种‘异端’或‘外道’而产生的。如果追溯到十九世纪前半期，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理查·琼斯可以被看成是制度经济学思想的早期代表人物。……。琼斯不被重视，因为他是‘异端’或‘外道’。

在十九世纪后半段，唯有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等著作中给予琼斯的经济学说以科学的评价。马克思写道：‘同李嘉图相比，琼斯不论在历史地解释现象方面，还是在经济学的细节问题上，都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同时，马克思也指出了琼斯在理论上的某些错误，例如他在‘劳动基金’问题上存在着‘经济学上的偏见’，他对利润率问题的论述‘软弱无力’以及在资本问题上仍然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固有的偏见’所束缚。”

（注：琼斯的简要介绍，请参阅《制度经济学的先驱：理查德·琼斯》。）

接着简评了美国制度经济学派的鼻祖凡勃仑（Thorstein Veblen）：

“美国制度学派的奠基人凡勃仑同样被看成是‘离经叛道’的经济学家。在美国制度经济学产生和开始传播的时期，资产阶级的‘经济学正宗’是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 在这种环境中，制度经济学的出现被视为耸人听闻的邪说的冒头。在这样的气氛下，制度经济学家是被资产阶级经济界瞧不起的，他们的作品被认为难以登大雅之堂。

这不单纯是门户之见，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凡勃仑等制度学派经济学家说出了‘经济学正宗’没有看出的或不愿承认的问题，原来资本主义经济和自由市场体制不是像‘新古典经济学’所设想的或描绘的那样完美无缺的，它们有弊病，有缺陷，需要调整，需要补救。”

“尽管制度经济学本质上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却被说成是旨在侵犯资产阶级利益的蛊惑人心的言论。尽管制度经济学家们内心是想挽救资本主义制度，使之免于在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风暴中分崩离析，但他们却被说成是妄图变更现存秩序的居心不良之辈。他们对资本主义的名为‘批判’、实为辩解的著述和讲演，得不到‘经济学正宗’的同情和谅解，更不必说支持和响应了。他们煞费苦心提出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主张，只不过引起了当时大学讲坛上的讥笑。”

（评注：陈岱孙的评论很到位。我完全赞同。）

陈岱孙是这样介绍加尔布雷思的：

“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初期，凯恩斯主义的全盛时期结束了。严格地说，美国制度学派的进一步发展即所谓现代制度学派体系的形成也是在这段时期内。加尔布雷思教授的名著《新工业国》（1967）与《经济学和公共目标》（1973）的出版，可以作为美国制度经济学最新阶段的路标。

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经济学正宗’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中受到了来自多方面的挑战。足以与‘正宗’相抗衡的、有较大影响的‘异端’学说终于出现了：以加尔布雷思教授的新制度经济学为一端，以弗里德曼教授的现代货币主义为另一端，在这两端之间，还存在一些影响较小的非正统学说。就某种意义而论，三十年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论战的历史正在重演。”

“正如三十年代美国制度经济学家曾参加了反对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大合唱’一样，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美国的制度学派经济学家也参加了对居于‘正宗’地位的凯恩斯经济学的挑战。时过境迁，见怪不怪，当年凡勃仑一发表制度经济学见解就被斥为‘奇谈怪论’，而今天的情况已非当年可比了。加尔布雷思教授的言论不但引起了不少共鸣，而且和声越来越大，以致有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制度经济学今后是否也会由‘异端’或‘外道’变为‘经济学正宗’？”

（评注：我现在大致知道了，为何《经济学与公共目标》的最后一部分要专门批判凯恩斯。请参阅《：加尔布雷思的政治经济学（7）》。）

陈岱孙解释了为何制度经济学不可能成为西方经济学的“正宗”：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指出，一个统治阶级的思想家就是‘这一阶级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思想代表家，他们把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作谋生的主要源泉’。……。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只有那种在‘思想的概括’方面和‘编造本阶级自身的幻想’方面最符合统治阶级整体利益的经济学说才成为‘经济学正宗’，否则，即使它已经成了‘正宗’，迟早也会失去这一‘既定的’地位。四十年前，凯恩斯的理论之所以能代替马歇尔的理论成为‘经济学正宗’，凡勃仑的理论之所以不能，关键就在这里。”

“凡勃仑一生的‘苦恼’是：他是拥护资本主义的，却被资产阶级说成是‘离经叛道’；他为资本主义辩解，却落得个‘异端邪说’的名声；他竭尽全力为陷入困境的资本主义寻找出路，仍招致资本家们的非议和不满；他在一切场合都表白自己与无产阶级革命无缘，但仍被视为旨在破坏‘自由企业制度’的基础的‘激进派’。现代制度学派经济学家们今日的处境亦复类似。

近来，加尔布雷思教授似乎也觉察到这一点，他深有感慨地说：从历史上说，美国的企业家从来不是根据自身的经济利益来投票，而是根据‘爱’来投票；这种‘爱’并非来自对经济利益的考虑，而是凭印象、靠感情用事，所以它是悬空的。

加尔布雷思教授举例道：企业家‘爱’胡佛，但在胡佛执政时，企业家的经济利益受到了空前的严重损失；罗斯福‘挽救’了资本主义，但企业家不‘爱’罗斯福，他们宁肯投票支持兰顿、威尔基和杜威；杜鲁门时代工商业空前兴旺，企业利润大增，但企业界对杜鲁门的报酬是在1948年大选时投杜威的票。……。”

“其实，加尔布雷思教授应该知道，资产资级是从本阶级的整体利益出发来进行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选择的。‘爱’并非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爱’不会悬于半空中。阶级的‘爱’总是与阶级的整体利益结合在一起。……。在任一次大选中，美国资产阶级中总有一些人投这个资产阶级政党的票，又有另一些人投那个资产阶级政党的票，从资产阶级的阶级整体利益来考察，在当时条件下被认为能更好地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资产阶级代理人；总能得到资产阶级中多数人的信任。这就是罗斯福和杜鲁门比兰顿、威尔基和杜威获得较多的选票的主要原因。‘爱’和阶级利益仍是统一的。”

（评注：以上基本上是依据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来分析的。）

前言

厉以宁以西方制度经济学派反对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开篇。

“早在1917年发表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一伟大著作中，列宁科学地分析了所谓‘最新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的五个基本经济特征。”

“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中以‘分析’制度相标榜的现代制度经济学，竭力反对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虽然他们也承认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这种或那种‘弊病’,‘制度’本身有着这种或那种‘缺陷’，但它们是可以在不改变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前提下被‘克服’和被‘纠正’的。因此，现代制度经济学在反对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的同时，也竭力反对列宁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

厉以宁列出了加尔布雷思的六个基本论点：

1. “‘权力转移论’—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权力是‘资本的属性’的原理，宣扬‘权力’已经转移到科学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手中的谬论。”

2. “‘公司新目标论’—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剩余价值规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始终起支配作用的原理，宣扬现代资本主义企业不再追求最大限度利润的谬论。”

3. “‘生产者主权论’—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垄断不排除竞争，而且加剧竞争的原理，宣扬现代资本主义企业能互相‘谅解’，共同控制价格水平和需求量，从而实现‘计划’生产和销售的谬论。”

4. “‘二元体系论’—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阶级矛盾的原理，宣扬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的对立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阶级对抗关系，工会已经成为垄断势力，以及大企业对小企业和小生产者的剥削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弊病’的根源的谬论。”

5. “‘结构改革论’—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原理，宣扬在不触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条件下，通过资产阶级议会立法和资产阶级政府的调节措施，实现‘权力均等化’和‘收入均等化’的谬论。”

6. “‘信念解放论’—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在阶级社会中只有阶级的伦理观念，没有超阶级的善恶标准的原理，宣扬现代制度经济学的经济行为‘规范’，鼓吹重订‘价值判断’的标准，以摆脱‘传统教义’束缚的谬论。”

（评注：上述对加尔布雷思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总结得还是比较全面的。当然，可以明显感觉到过去那个时代典型的文风。而且，给人以几乎全盘否定加尔布雷思理论的印象。

两个问题：其一，如果真是全盘否定，那么撰写本书的意义在哪里？其二，按照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没有绝对的对，也没有绝对的错。那么加尔布雷思理论的价值仅仅只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吗？本系列有一个基本的观点，没有资本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或者说，全盘否定资本主义，那社会主义就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我认为，这才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关于上述理论的具体讨论，将在后续摘录中在展开。）

第一章 加尔布雷思的生平和主要著作

（注：这里主要摘录了此前的凡勃仑和加尔布雷文章中没有的重要观点，以及其他制度经济学派的重点。）

厉以宁介绍说，垄断竞争理论的提出促使加尔布雷思将研究重点由农业经济学转向理论经济学。

“1933年张伯仑的《垄断竞争理论》和琼·罗宾逊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二书分别出版，并立即流行于资本主义世界，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垄断经济学的‘经典著作’。加尔布雷思正是在这种经济形势和理论背景之下，从农业经济学领域逐渐转到理论经济学方面来的。

1935年5月，他与哈佛大学教授白拉克（J. D. Black）合写了《美国市场销售的数量问题》一文，指出美国商业从业人数的增加比工业从业人数的增加快得多，商品销售费用也迅速增长，在商品总成本中所占比重已接近一半，即大致上与生产费用相等，其结果是商业获利，工农业吃亏。

隔了一年，他又写了《垄断力量和价格刚性》一文。他的基本论点是：垄断组织有力量能在总需求不足时维持高价，其主要手段是削减生产量，这样，工业和农业中形成了不同的应付萧条的方式，工业是用减少生产量来适应降低了的需求，农业是用削减价格来适应降低了的需求，所以工业受损失小，农业受损失大。

三十年代中期加尔布雷思关于商业、工业、农业的成本和价格的变动趋势的论证，被认为是加尔布雷思经济学的最早的表述；七十年代的加尔布雷思与三十年代的加尔布雷思，理论上是基本一致的。”

（评注：《激进制度经济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加尔布雷思》没有介绍这两部早期著作。从这里介绍的基本观点来看，确实与加尔布雷思在中后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是一脉相承的。）

厉以宁介绍说，加尔布雷思在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影响下出版过两部著作。

“1938年，加尔布雷思和一个热衷于凯恩斯理论的著名企业家亨利·丹尼逊合写了《现代竞争和实业政策》一书。加尔布雷思感觉到，自己的看法与凯恩斯的看法有一点是十分接近的，即市场经济不可能通过自行调整而恢复均衡，必须依靠资产阶级政府的干预和刺激。这本书表述了这种观点。

即使如此，这本书仍然反映了加尔布雷思个人特有的见解：现代工业组织不再与个别资本家的行为画等号，尽管个别资本家仍受最大利润动机的支配，但公司不一定把个别资本家追求最大利润的目标当作公司的利益所在。”

“加尔布雷思在1940年研究罗斯福的公共工程设施时，却明显地运用了凯恩斯理论来分析这些公共工程的意义和后果，他执笔的研究报告《1933-1938年联邦公共工程支出的经济效果》于1940年年底完成。他的结论是：有必要制定长期公共工程政策，它有双重目的，一是在萧条时期提供就业机会，二是在任何时候从事有利于公共目标的建设，这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当时凯恩斯理论对加尔布雷思的影响。”

（评注：对于已看过本系列此前文章的网友来说，这些观点毫不陌生。）

厉以宁指出，1952年是激进制度经济学派的正式创立。“1952年，是加尔布雷思的现代制度经济学正式奠基的一年。他的第一部重要代表作《美国资本主义：抗衡力量的概念》就是在这一年出版的。”

该书的主要观点此前已介绍。这里仅补充摘录一个重要观点：

“他指出，‘抗衡力量’自身可能转变为反对公共利益的一种强大力量，可能成为不平等的原因。他举例说，大公司为一方，工会为另一方，双方势均力敌，在谈判桌上可能有争吵不休，相持不下。但它们也可能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消费者，特别是在繁荣时期。这样，‘抗衡力量’就应当受到限制。如果不加以限制，消费者以及那些力量微小、组织薄弱的小业主、农业工人等，就会变成牺牲品了。”

（评注：《经济学与公共目标》中多次强调，大公司的专家组合接受工资上涨，然后通过涨价转嫁给消费者。这就是基于上述观点的延展。）

厉以宁介绍说，加尔布雷思在美国驻印度大使经历的基础上出版了一部发展经济学著作。

“1961-1963年，加尔布雷思在驻印大使任内，开始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感兴趣。1965年，他写了《经济发展论》。他认为殖民压迫并不是发展中国家贫困的原因，国内少数富人对穷人的压迫也不是这些国家贫困的原因。

他写道：‘世界上许多地方，立刻可以想起的是拉丁美洲，殖民主义是遥远的过去的事，但贫困继续存在。而在另一些地方，例如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殖民统治并未排斥现代高度繁荣。英属印度是英国统治最广泛和持续最久的那部分印度的土地，如今多多少少是次大陆上最先进的地区。’

加尔布雷思认为，造成发展中国家贫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要用历史、文化、社会、经济等多种‘制度因素’来解释，而要使这些国家得到发展，首要的任务是发展教育，提高人民的知识水平。他写道：‘处于文盲海洋中的经济建树是不会有很大成效的。首先必须扫除文盲。’”

（评注：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这些观点是较为初步的。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与其他国家相比，一个重要区别是，前三个国家并没有一个非常庞大的原住民群体。）

厉以宁提到加尔布雷思曾于1972年访问过中国。“1972 年夏天，加尔布雷思偕同詹姆斯·托宾和沃西里·里昂惕夫作为美国经济学协会会长代表团的成员来我国进行访问，并应邀在北京大学经济系做了题为《不平衡发展问题》的学术讲演。

在讲演中，加尔布雷思对《新工业国》一书提出的论点进一步加以发挥，着重谈了‘工业组织’（大企业）和‘市场经济’（小企业和个体生产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二者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

（评注：两位诺贝尔奖得主都是加尔布雷思作为团长的访华团成员。这次访问后，加尔布雷思写成了《中国纪行（A China Passage）》。有资料显示，1979年，他以私人身份再次访华，与中国社科院等机构进行学术交流。）

在本章最后一段，厉以宁评价说，“从1967年《新工业国》一书出版后，尤其是1973年《经济学和公共目标》一书出版之后，是加尔布雷思的制度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和体系完成的阶段。……。也正是在这段时间内，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的现代制度学派大大发展起来，成为足以与凯恩斯主义（尽管它仍是主流派）现代货币主义并列的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重要流派之一。”

（评注：然而80年代以后，随着货币主义取代凯恩斯主义称为西方主导经济学，激进制度学派逐渐没落。）

第二章 加尔布雷思经济学说的渊源

厉以宁将美国制度经济学派的发展分为两支：“二十世纪初期美国制度学派有三个主要代表人物，他们是凡勃仑、康蒙斯和密契尔。……。从学说的源流来看，美国制度经济学大体上分成了两支：从密契尔到库兹涅茨和伯恩斯是一支，从凡勃仑到加尔布雷思、包尔丁和海尔布罗纳是另一支。关于前一支，……，但一般并不称为“新”制度学派，而且，它有时又被称为经济统计学派。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的现代制度学派即新制度学派，往往专指后一支而言，即只把加尔布雷思、包尔丁和海尔布罗纳以及与他们的观点相近的人包括在内。”

（评注：康蒙斯即康芒斯，请参阅《康芒斯及其制度经济学理论》；密契尔即米切尔，请参阅《美国最早研究经济周期的人：制度学派的韦斯利·米切尔》。

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和伯恩斯（Arthur Burns）均是米切尔的学生，但一般不认为二人属于制度经济学派。伯恩斯对经济周期理论做出重要贡献，曾任美联储主席，是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的导师。

包尔丁（Kenneth Boulding）和海尔布隆纳（Robert Heibroner）均深受制度经济学思想的影响，但严格来说不属于制度经济学派，本系列后续将简要介绍。）

厉以宁总结了凡勃仑的基本思想。（注：这些观点在此前的凡勃仑文章中没有系统介绍，因此全文摘录。）

“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中有两种主要制度，即满足人类社会物质生活的生产技术制度和私有财产制度。这两种制度都以人类的本能为基础。前者建立在‘改进技艺’本能的基础上，后者建立在‘追求利益’本能的基础上。

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两种制度各有具体的表现形式。在现代社会中，两种制度的表现形式是‘机器操作’和‘企业经营’，也就是运用技术进行机器生产和以盈利为目的的私营企业。前者的特点是大规模生产，提供充裕的产品；后者的特点是不关心有用的产品的最大限度生产，而只关心价格，关心利润。于是‘机器操作’和‘企业经营’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正是来自二者之间的上述矛盾，而‘弊病’的根源在于后者对前者的统治，也就是‘企业经营’对‘机器操作’的统治。由于这种统治，企业力图把价格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限制生产的发展和技术的采用，并导致经济萧条。

同时，正是由于‘机器操作’和‘企业经营’的对立，现代社会也就被相应地划分为两个阶级—企业家和技术人员。企业家占有企业，经营企业，追求商业利益。技术人员管理‘机器操作’，管理生产过程，但受制于企业家。因此，应当对现代社会的‘弊病’负责的，不是技术人员，而是支配技术人员的企业家。”

（评注：“生产技术制度”和“机器操作”更偏向于微观层面的生产力，而“私有财产制度”和“企业经营”更偏向于微观层面的生产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凡勃仑抓住了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或者说，凡勃仑所说的“机器操作”与“企业经营”之间的矛盾，与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二者没有本质的区别。）

“按照凡勃仑的看法，‘机器操作’和‘企业经营’之间的矛盾在现代社会中是普遍存在的，但这个矛盾将会在社会进化过程中得到解决。他认为，随着社会的进化，随着工业生产的发展，技术上的需要将把技术人员的作用和地位大大提高。

他写道：‘如今那些拥有必要的技术情报和经验的、有天才的、受过训练的和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是国内生产性行业日常工作中首要的和必不可少的要素。事实上，他们如今形成了工业体系的总参谋部，而不管法律和惯例在形式上可能提出什么样的异议。’

由于技术人员的重要性日益增加，他们似乎就可以同企业家和企业家所代表的‘不在所有者’相抗衡了，社会的变革似乎就会来到了。凡勃仑写道：‘只要工程师们联合起来，共同商量，制订行动计划，并决定把不在所有者一脚踢开，那种变动就会实现。这样行动的清楚的和简单的方式，就是有意识地把效率大大降低，也就是实行总罢工。’”

“……。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前景’做了如下的分析：‘在美国或在其他任何先进工业国，革命转变的任何问题实际上本身都归结为技术人员团体将会采取何种行动的问题。事实上，它是这样一个间题，即国内工业管理的处置权和责任将从金融家（他们维护既得利益集团）那里过渡到技术人员（他们维护处于不断发展之中的工业体系）那里。’技术人员掌权后，追求商业利益的‘企业经营’将被抛弃，生产和企业经营之间的矛盾也将消除。‘前景’将是出现一个所谓“技术人员苏维埃’。”

（评注：“不在所有者（absentee owners）”是凡勃仑原创的术语，也描述了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状态，请参阅《凡勃仑的》。凡勃仑的三段原文均来自《工程师和价格体系》，关于该书的介绍请参阅《美国技治主义运动与凡勃仑的技治主义思想》。

这里有两点要提请注意。这两点将是本系列创新篇提出新观点的立论基础。

一是凡勃仑所谓的“技术人员”是真正掌握先进技术是研究开发和技术实施人员。也就是说，距离先进生产力最近的人员是这些掌握核心技术的人员，而不是普通的工人。

二是，凡勃仑所说的“机器操作”与“企业经营”的矛盾体现为这些核心技术人员与企业所有者的矛盾。而且凡勃仑预期这些核心技术人员最终将“战胜”企业所有者，掌握企业的主导权。

而加尔布雷思认为，技术专家阶层将替代企业家掌握大公司的权力，请参阅《读加尔布雷思的（4）》。由此也可以看出凡勃仑对加尔布雷思的重要影响。）

厉以宁对凡勃仑基本论点的批判，这里仅摘录较为重要的几句话。

“虽然凡勃仑承认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价格上涨\利润增大、生产能力利用不足以及直接主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受到损害等现象，但他不是把这些现象产生的根源看成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而是把它归结为生产和企业经营的矛盾，即生产中的‘机器操作’和以盈利为宗旨的‘企业经营’的矛盾。……。

资本主义生产和经营之间的矛盾，无非是经营企业的资本家和食利的资本家之间为瓜分剩余价值而形成的矛盾的一种反映，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和经营管理的矛盾的一种反映。……。

凡勃仑不仅抹煞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资本家集团根本利益的一致性，而且在把一切罪恶归因于资本主义企业经营的幌子下，否认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存在，掩盖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剥削的真相。……。

尤其应当指出的是，凡勃仑歪曲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以及把所谓技术人员与企业家的‘对立’视为资本主义社会基本阶级对抗的论点，在他的整个学说中占着十分突出的地位。按照这种观点，不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对抗不见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不存在了，而且技术人员被抬高到‘救世主’的位置上，作为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果的社会主义制度也被偷换为所谓技术人员掌握权力和管理社会经济的‘技术人员苏维埃’了。这纯粹是一种不切实际而且极其有害的空想。这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谬论。

在加尔布雷思的《新工业国》、《经济学和公共目标》、《没有把握的时代》等著作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凡勃仑这一庸俗经济学思想的再现。”

（评注：我看到的《论加尔布雷思的制度经济学说》是2022年重印版。“重印”表明这一版与1979年版的内容是完全一样的。在2022年的时点，中国改革开放已走过40多个年头，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已经让中国的社会经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相信，此时厉以宁先生不会依然坚持其在1979年做出的所有论断都是正确的。既然如此，为何只是重印版而不是修订版或第二版呢？

我在这里仅说三点：

1. 这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教条所做出的，很僵化的论断。

2. 这些论断完全否定了凡勃仑基本论点的积极意义，不具有建设性。

3. 本系列创新篇在深入讨论凡勃仑的基本论点时，也将对这些论断进行讨论。）

厉以宁介绍了凡勃仑过世后制度经济学派的四位代表人物及其重要著作。

“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在凡勃仑‘论证’的基础上有过不少重要著作，特别是贝利和米音斯的《现代公司和私有财产》（1932）、白恩汉的《经理革命》（1941）、艾尔斯的《经济进步理论》（1944）这三本书，被认为是美国制度经济学中承先启后的重要代表作。

如果把凡勃仑的经济理论称为‘旧’制度经济学，把加尔布雷思（以及包尔丁、海尔布罗纳等人）的经济理论称为‘新’制度经济学，那么这三本书可以看成是‘新’与‘旧’之间的‘过渡’或‘联系纽带’。罗尔在《经济思想史》中认为艾尔斯的《经济进步理论》‘构成凡勃仑和加尔布雷思之间的桥梁’，这种看法是正确的。”

（评注：贝利即阿道夫·伯利（Adolf Berle），米音斯即加德纳·米恩斯（Gardiner Means）。《现代公司和私有财产（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被认为是制度经济学的典范之作。

白恩汉即詹姆斯·伯纳姆（James Burnham），艾尔斯即克莱伦斯·艾尔斯（Clarence Ayres），本系列后续将简要介绍。）

厉以宁摘录了《现代公司和私有财产》中的重要论断：

“贝利和米音斯写道：‘随着最大的美国公司中股权的日益扩散，它们的管理方面显然发生了新的情况。其中大多数公司的管理者不再是主要的所有者。说得更确切些，没有主要的所有者，管理在很大程度上是脱离所有权而存在的。’

他们认为，由于管理和所有权的分离，形成了两个‘对立的集团’，‘一方面是所有权，另一方面是管理—这种管理有越来越脱离所有权，并最终处于经理人员本身手中的趋势，而经理人员能够使自己的地位永存’。于是只有少数管理者有个人的积极性，而企业中的几万甚至几十万工人和所有者则不再有个人的积极性。”

“他们写道：‘现代公司的兴起带来了经济权力的集中，后者能与现代国家相匹敌—经济权力对政治权力，各自在自己的领域内是强有力的。国家力求在某些方面来调节公司，而日益强大起来的公司则尽一切努力来逃避这种调节。在涉及公司切身利益的场合，它甚至打算支配国家。’”

（评注：由此可见，加尔布雷思提出的“技术专家阶层”和“官僚主义的共生关系”，明显受到了《现代公司和私有财产》的启发。）

厉以宁介绍说，伯利和米恩斯认为公司会朝着社会化的方向发展。“在贝利和米音斯看来，社会应当朝着‘新的公司活动’和‘置公司于社会利益之下’的方向发展。所谓‘新的公司活动’，是指公司既不像过去那样单纯地为股票持有人的利益服务，也不像现在这样被公司管理者用来为自己谋利益，而是为社会利益服务，‘无论所有者的要求或管理者的要求都不能反对社会的持久利益’。

贝利和米音斯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可以理解的是，的确，如果公司制度要存在下去，看来几乎最主要的是，大公司的‘管理’应当发展为一种纯粹中性的技术统制，把各个社会集团的各种要求加以平衡，并且按照公共政策，而不是根据私人的贪欲，赋予每一个集团以一部分收入。’”

厉以宁评价说，“贝利和米音斯的《现代公司和私有财产》一书在美国制度经济学发展史上之所以占有重要地位，是因为它主要继承了凡勃仑的传统，并进而在企业结构的分析方面发展了凡勃仑的学说。这一点对加尔布雷思是有影响的。加尔布雷思在他与丹尼逊合写的《现代竞争和实业政策》一书中，除了吸收了凯恩斯关于就业和市场经济的观点而外，还明显地接受了贝利和米音斯关于所有权与管理权的看法。”

（注：本系列后续争取安排阅读《现代公司和私有财产》原著。）

厉以宁评价说，“加尔布雷思的经济理论源于凡勃仑这一支，而较少受到美国制度经济学中以密契尔为代表的另一支的影响。从凡勃仑（包括康蒙斯）经过贝利和米音斯、白恩汉、艾尔斯，到加尔布雷思，是一脉相承的。”

他提出一个问题：“如果把凡勃仑和康蒙斯的学说称作‘旧’制度经济学，把贝利和米音斯、白恩汉和艾尔斯的学说称作‘新’与‘旧’制度经济学之间的过渡，把加尔布雷思的学说称作‘新’制度经济学，那么我们必须回答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加尔布雷思的制度经济学究竟“新‘在何处？”

厉以宁接着说，加尔布雷思与凡勃仑“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因此所要‘探讨’或‘解决’的任务也有所区别。”

他归纳了加尔布雷思的制度经济学的三点“新意”：

1. “加尔布雷思的理论显得比较‘系统’一些，也更加‘结合’当前现实问题一些。……。加尔布雷思在理论上的‘分析’始终围绕着现存制度本身的‘不完善性’及其造成的后果。他的‘权力转移论’、‘公司新目标论’、‘生产者主权论’和‘二元体系论’都是‘结合’实际的对‘病情’的‘诊断’。”

2. “加尔布雷思在政策目标和政策措施方面要具体得多，广泛得多。更重要的是，加尔布雷思积极主张国家采取干预经济和改革社会结构的各种做法。”

3. “加尔布雷思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建议还受到凯恩斯主义的影响。……。关于市场机制不可能使经济恢复均衡的‘论证’、国家干预经济的必要性以及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效应的‘分析’、工资和物价螺旋式上升的趋势以及实行收入政策的主张、通过人力政策和社会福利措施使资源配置协调和提高经济效率的建议、在国际范围内调整现存金融和贸易制度的设想，等等，既是当前凯恩斯主义的观点，也是加尔布雷思的观点。”

厉以宁强调，“他更加紧密地‘结合’资本主义实际问题，提出更为明确的要求加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拯救’资本主义的主张。一般地说，这也是‘旧’制度经济学和现代制度经济学的重要区别。”

（评注：我认为上述归纳是很到位的。尤其是厉以宁提出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概念。此前关于加尔布雷思的文章中忽略了这一点。）

【后记：本部分补充摘录了此前凡勃仑和加尔布雷思文章遗漏的重要观点，摘录了制度经济学派其他代表人物的一些重要观点。因为篇幅太长，所以将厉以宁对伯纳姆《经理革命》和艾尔斯《经济进步理论》的介绍，纳入本系列后续专门的文章中。本文直接略过。】

探索篇 134

来源：市场经济学研究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