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这个被短视频切割成15秒的时代，问出这个问题多少显得不合时宜。诗歌，曾经被视为精神高地的语言艺术，如今成了最“无用”的东西——它不能涨粉，不能变现，甚至无法在社交平台上赢得几个点赞。
在这个被短视频切割成15秒的时代，问出这个问题多少显得不合时宜。诗歌，曾经被视为精神高地的语言艺术，如今成了最“无用”的东西——它不能涨粉，不能变现，甚至无法在社交平台上赢得几个点赞。
但奇怪的是，依然有人在写诗。
他们是谁？是纯粹的理想主义者？精明的功利主义者？抑或是怯懦的虚无主义者？都不是。他们可能是隔壁工位的同事，在冗长会议的间隙把突然涌上来的情绪用手机偷偷记下；可能是你通勤路上遇到的陌生人，在拥挤的地铁中默默推敲一个词的重量；也可能是深夜加完班后，独自在书房台灯下，用诗行整理一天思绪的那个人……他们不是职业诗人，却拒绝让生活完全被效率和算法定义——因为诗歌不是遥不可及的艺术，它藏在超市塑料袋里碰撞的果蔬之间，藏在遛狗时路灯下突然拉长的影子里，藏在公司茶水间等待咖啡打磨的沉默中。
我们采访了五位职场诗人。他们和你我一样，在职场中奔波，在生活里忙碌。但他们用诗句证明：写诗可以成为生活的“缓冲键”，让心灵不至于在高速运转中脱轨。他们的存在也提醒我们：在这个连放松方式都变成算法推荐的快节奏、强感官时代，人们依然可以自己为保留一片缓慢的、诗意的自留地。
真正的诗意从不要求我们逃离庸常的生活，而是教会我们更深刻地进入生活——用凝视对抗麻木，用重组唤醒感知。
一边是体制内工作，一边是诗歌创作，张斌凯过的是双轨并行的别样人生。当手指轻按遥控器，空调的“咔哒”声响起时，他知道，一天的工作告一段落，“昼夜界碑”开关也已切换——公务员小张退去，诗人张斌凯上线。
张斌凯
河南平顶山人，2002年生，现供职于家乡人社系统，从事就业促进工作。他是一个正在试图健身的白日梦想家，闲时抽烟、看书、搞诗歌。诗歌习作散见于《诗刊》等，曾入选中国诗歌网《每日好诗》栏目及些许选本。
不是白日梦想家
参加工作快两年了，空调开关的“咔哒”声是我的一个小小隐秘，一个别样的仪式感。仿佛那一声响是我的“昼夜界碑”的开关，调拨着我的两种状态——上班时打开一个理性、严谨工作的我；下班后切换到一个感性到为流浪者书写诗歌的我。
朝九晚五的生活，是八年前的我非常抗拒的一种状态。我是一个平凡青年，出生在河南平顶山这座小城市。父母都在国家编制内工作，提供给了我一个虽不富庶却很是稳定的生活。从小看着父母每日按部就班，一点儿都不喜欢，那种生活一眼看得到头。
在一座军事化管理的高中，我还是遵照主流的价值观，选择了理科班，“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但很快，我就发现了自己的不适，学成了理科班的学渣，越是渣越是学不进、学不好，改到文科班，为时已晚。
高考是必经的人生大关，我得为自己寻找出路，便在作文上下功夫，去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北大培文杯”等，以获得高校自主招生的资格。就这样，带着小小的谋划和功利性，开始了我与文学的“亲密接触”。加缪、萨特、卡尔维诺、博尔赫斯的著作陆续出现在我的书桌上，这些巨匠是我的文学之路的领路人。而在网络世界里，我亦找到了一群持有同样爱好的文友，与他们的交流拓宽了我这个小城少年对文学的认知，触碰到了诗歌，从而领略到诗歌之美。
大学我学的是高铁相关专业，很不幸，学业一般，故而有了更多的无聊时间，也把这些时间放在了文学爱好上。从写小说到写诗，既是一脉相承，又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创作体验：比起小说的全景展现、人物刻画以及叙事魔力，诗歌则凝练浓缩、直击灵魂，又兼具音乐性和韵律之美，彼时，很能俘获有强烈表达欲的我。
于是，我的创作中出现了诗歌的“身影”。尽管回头翻看这些诗作，常常觉得太过直白、节奏不好、缺乏哲思，但仍然庆幸，我试着迈出了这一步，后来工作中又不间断地创作，这才有了娴熟的表达，越来越多的思考融入其中。
我们这一代，早就明白了一个朴素的道理：没有物质作为基础，不论是诗歌抑或是其他文学创作，都是海市蜃楼。“不能成为白日梦想家”，这是大一时期我对自己的警醒，也直接影响了我毕业时找工作的心态。在“大厂难进，小厂没趣”之余，我选择了最为稳妥的一条路——考公，成了编制内的一员，走了一条父辈的来时路。只是我早已对“待在象牙塔里写诗”的生活祛了魅，反而更觉应效仿先贤，大隐当隐于市。
游走在报表与诗行之间
工作以后，在时间分配上，天平一定是偏向工作的，毕竟它是我“安全感”的最大支撑。靠写诗歌养活自己的诗人，全国范围内都屈指可数。我大学至今累计的稿费，还不足以覆盖购买香烟的花销。我把白天留给了工作，夜晚则给了诗歌——将在“心灵的暗房中未被显影的底片”冲洗出来。
我的“底片”有的是对体制语言实验性的戏仿，就连探寻“幸福本质”都要以公文形式呈现，如《年度报告》中：“今年以来，本人深入贯彻活着的第一要义/全面落实自由意志的相关主旨/紧紧围绕高质量充分幸福目标要求，开展工作/稳中有进，多措并举/现将有关情况汇报如下……”；有些底片则记载了我对加班的情绪宣泄，如《谢顶之山》的诗句：“显示屏里躺着多篇材料/需熬到夜色深处/方可暂时逃避”；还有些记录了吃夜宵时流浪者带给我的冲击，化作了《流浪者之殇》里的参照物，“火光跳动，映亮那张脸/时间刻在脸上的沟壑，很深/他眼神空，盯着火堆，风推着乱发，也推着火舌……”
无论是工作于诗歌，还是诗歌对工作，都成了彼此的养料。工作要求我表达精准，逻辑清晰，在诗歌里则是富有想象，语言凝练。中国古诗的“入世”关怀，更让我在工作中拒绝麻木。一次，我拨通就业困难的毕业生电话，因为对方有听力障碍，她的父亲代为接听。原本几分钟可以结束的一个电话，足足用了一个小时，我耐心倾听对面讲述着生活的重负以及期待，温和地为之答疑解惑，最终为她精准匹配了一个公益性岗位。这是诗歌赋予我的体察力，让我甘愿做他们的摆渡人。
体制的框架对我而言并非牢笼，而是我丈量自由与责任的标尺；深夜的诗行也非逃离，而是对白日经验进行淬炼与深度显影的暗房。我接受这样的双轨并行，就像接受不同面相的自己。依旧要过按部就班的日子，努力成为适应系统齿轮的“零件”，会有偶尔的“走神”，落成为工作笔记上的几行诗句，让大脑获得片刻的深呼吸。工作上的克制是生存技艺，是理解世界的框架；时间转到夜的界碑后，放任写诗是存在着的呐喊。在“报表精确”与“诗行混沌”的张力间，完整的“我”得以喘息成形。
从七岁起，倪云逸的人生都在与重症肌无力抗争。这导致他在二十来岁的年纪，却背负着七十多岁的体质。每当“行万里路”的渴望被孱弱的身体禁锢，诗歌与音乐则成为他的翅膀，载着灵魂挣脱桎梏，抵达远方。
倪云逸
音乐制作人、诗人，深圳市作家协会会员，作品见于《对联》《诗词之友》《青年文学家》等。曾获2024年《青年诗人》杂志十大新锐诗人奖，连获三届北京大学主办的“滕王阁金秋诗会”奖项。
以诗歌“直寓六骸”
与其他诗人相比，我没有物质上的困扰。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深二代”，我的父母很早就来到深圳打拼，为我提供优渥生活同时，也让我喜提“包租公”的头衔。而真正束缚我的，是自七岁就查出的重症肌无力。
这病像埋藏的地雷，劳累、休息不足，或气候变化都可能引爆，如影随形，极其消磨人的意志。它导致我的生活处处受限，身体像是被封印了一般——我无法和同龄人一样随意外出玩耍；药不离手，其种类比蔬菜还多；被迫放弃书法，只因疾病导致手震颤。我逐渐变得多愁善感，许多情绪需要宣泄，却无处可说，无人可说。
好在我遇到了诗歌。因着爷爷的缘故，我自小接触古诗，五岁时便开始创作旧体诗。于是，自我童年时期，诗歌和养病便相伴成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件事。
读诗写诗，让我不再陷入疾病带给我种种限制中。疼痛袭来时，诗歌将我的声音传递，如《火种》那般，“我要把锁骨拆成引信/点燃血里养着的火……我的肋骨作柴/烧出噼啪的春天/喉咙滚着雷声……你听，灰烬深处/仍有心跳在搬运滚烫的石头”；当我感情受挫，内心悲伤流露时，“我的肋骨弯成船，载满哑默的盐/或是未命名的雪/它在我们的脉搏里推迟春天”。
我的诗，可以为自己而痛，也可以为逝去的友人而哀。与我最为交好的病友，是一位公职人员，因为劳累病发，倒在疫情前线。我能做的，是每年写一首诗来哀悼他，“病蚕我作丝中茧，枯蝶君成梦里容”。感怀于他快被人间遗忘，“数年莫问归鸿信，江上芦花掩旧踪”。
我的诗，可以在我无法远行时，效仿范仲淹以灵魂之态神游，如《题滕王阁》，“西山晴后见，南浦望中深”，在笔墨间仿若已览尽风光；我的诗《武侯吟》，只为明代无名氏《武侯庙》而作：“谋成鼎足天心外，志复中原劫火中。五丈秋星沉帝祚，空余渭水叹青骢。”
《庄子德充符》中“观天地，俯万物，直寓六骸，象耳目”，我向往这般生命的状态，而借由诗歌，或终得以突破束缚，不困于形骸。
诗人才是内核
诗歌滋养了我的灵魂，让它得以强大、乐观。随着诗作不断被刊登在各种刊物上，在圈内积累起“诗名”时，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叩响了门扉。一位乐队朋友知道我诗写得不错，便发出作词邀约。在此之前，我判断自己是“音痴”，因为“宫商角徵羽”在我听来，基本上就是一个调。但写词，我不惧。于是凭着诗词积累，我闯入音乐圈，同时开始学习吉他，再从学乐器到学乐理，一切水到渠成。如今终于以“音乐人”的身份立足。这背后，是我的诗歌功底在托举。
2017年至今，八年时光，我为三十多首歌曲创作了歌词。和写现代诗一样，作词需要流畅的表达和意境的营造，又有更多要求，如同戴着镣铐写诗——它需要同时契合旋律的起伏、节奏的快慢，以及语言的声调变化，甚至还要考量社会传播的语境。
《故乡的日子》以白描般的诗句，将对故乡的怀念凝练成对外婆的眷恋：“林间透出的霞光，记忆里温柔的眼/那间破旧的小屋，很像我外婆的住处……回不去的是，故乡的日子/捡不起的是，岁月的影子”；《酒馆》的歌词则是一首记录我孤身在外的诗“背上行囊，逃脱日复一日 ,的囚笼监仓……穿越模糊月色入眠的小巷摊档/放下过往，流浪远方”。
“音乐诗人”这碗饭并不好吃，收入要依赖接商业订单。行情好时，一年能接几单；遇冷时，比如今年，至今颗粒无收。能否“吃饱饭”，不仅看市场环境和人脉，更常被甲方的需求“拿捏”。有的追求极致的“魔性洗脑”，成品往往只剩一句口号在脑中盘旋（如“打开XXAPP，吃喝玩乐都一体”）；有的则流程拖沓，一首歌反复修改，交付时竟已跨越两个年头。
比起音乐，我更热爱写诗，“诗人”是我灵魂的底色。但在一个大家都忙着“找钱”的时代，尤其是在深圳这座以效率与务实著称的城市，“诗人”身份常常被人与“潦倒”“不务正业”关联。有一次我以“诗人”自我介绍后，还被人反问“你是Rapper吗？”让人哭笑不得。更现实的问题是，只靠写诗的确清贫。即便我有父母给我的底气，也还是需要一个安身立命的“本职工作”。于是，“音乐人”成了我的门面，而“诗人”才是我的本质和内核。
虽然依旧被疾病困扰，但我的人生是滚烫的，因为有了诗歌，也因此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天空也是另一种大海。”熊云聪在诗中这样写飞鱼的宿命，这几乎是他自身的隐喻。白天，他在公文与数据的“大海”里沉浮；夜晚，他则化身“飞鱼”，奋力跃向诗歌的天空。在滇南小城的办公楼里，这位沉默的年轻人，正以诗为鳍，在两种“深海”之间，完成一次次微小而壮丽的腾跃。
熊云聪
笔名殊郁，云南文山人，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荣获《青年诗人》2024年年度十佳新锐诗人，有作品散见于《星星·诗歌理论》《奔流》《岁月》《海燕》《含笑花》等期刊，代表作《系统囚码》《仿生机械群落》。
熊云聪关掉电脑，手指却滑向手机备忘录——几行未完成的诗正躺在那里：“大地不安地流淌河水/影子，我，一支微弱的烛火”。窗外，垃圾清运车的轰鸣碾过街道，像他笔下那根“咀嚼路面骨头”的“城市吸管”。
公文包里的枯笔
初入职场的那半年，繁琐的基层工作吞噬了熊云聪的所有诗意，他很少再有时间停下来观察生活。日复一日让人疲惫的工作，周复一周单程一个半小时的通勤时间，生存像一条鞭子，挥在他麻木的身上催促他运转。他明明记得学生时代最憧憬成为一名作家或者诗人，最终却只能翻开《公务员行政能力测验》。工作上的转正考核、刚走出象牙塔生活中涌来的琐碎……写诗成了奢侈品。
最疲惫时，他连续几天加班，直到喘息之后打开电脑找到最爱的《动物世界》——一只飞鱼正起伏在水面和天空之间。“那一秒，《飞鱼》的句子撞进来：‘踩着海浪飞翔/逃出鬼头刀鱼夺命的魔口/完美飞跃出一道波光’。”他打开手机备忘录，潦草地写下几行。这种不甘让他重新拿起纸笔。
回想与诗的结缘，是在高中语文诗歌课上，熊云聪交的一首诗歌作业《咏五柳先生》被写在黑板上，老师领着全班进行诗歌鉴赏。作为文科生的他“第一次感受到文字是活的，是流动的”。从来不被关注的自己被老师大肆赞美后，身体的血液沸腾了，仿佛被文字打通了身体的经络。
那堂课成为他打开诗歌大门的钥匙，尽管其后文字带给他的光芒被繁重的课业冲淡，会写诗这件事也逐渐被同学遗忘。但自此，熊云聪知道自己的不同了——他把所思所想随时记录下来，文字不再是应试的工具，它们化身为“主动的、活泼的”精灵，化为一粒粒有了合适土壤就会再次萌发的种子。
白天编码，夜晚发射
成为职场人的熊云聪与诗歌失联半年后，幸运地重新联结上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以诗人殊郁的身份在工作之余保持着低频率的输出和创作。转机出现在2024年——这一年，他的诗作被专业诗刊《星星》选登，“虽然只占杂志的几行，对我已是极大的鼓励。”他更坚定地进行诗歌创作。
他的诗兴更活跃了，灵感像忽明忽暗的信号灯：早间的晨雾，秋风翻卷树叶的涛声，以及路面汽车发动机的轰鸣。“像捡碎钻，攒够了再串成链。”他用手机备忘录随时随地记录，这个习惯始于中学，始于无数次读到一本好书就恨不得把整本书抄录下来的疯狂。
夜晚被开辟出来作为他的创作空间，相比于其他不良嗜好，写诗只是需要一个不被打扰的环境，家人自然充分支持。贯通的思绪才能流淌出完整的诗篇，他写完十天八天再拿出来反复揣摩，力图更好。
只是，无数次在生活和工作中游走的撕裂感仍会灼痛他：“写诗并没有带来收益，能带来收益的工作要先做好。”为了生存不得不舍弃一部分诗歌创作。
当工作逐渐站住脚之后，他开始对当下和未来怀揣着思考和隐忧：我们人类是不是正变成网络系统的囚徒，成为一行行代码，被支配被安排呢？
“系统拥挤地计算数据/我是一行待命的囚码”——《系统囚码》里的隐喻，恰是他生活的复调。白天处理文件时，他是缜密的符号归类者；深夜写诗时，却成了“等待发射的叛逆编码”。
从抒情到生存的拓印
熊云聪说：“写诗是精神上的奢侈，反抗了生活的空虚无聊和低迷溃败；写诗是自我解剖，把困惑、愤怒、希望钉进文字，才算真正消化了现实。”
《飞鱼》是他对自身的映射，而他的时飞时落并非是一种华丽的展示，而是在解决生存、温饱、发展的间隙让文字扎根。“我们都在两种大海间迁徙：一个用报表淹没你，一个用空虚啃噬你。而诗，是第三种空间——在此处，完整的人始终完整。”
自熊云聪加入省作协，偶尔会参加作协举行的采风。在文山当地的特色乡村——腊科，那里保留着两三百年的建筑物，感受到当地的风土人情后，地域文化新作《腊科屋语》扫描一栋百年老屋：“斑驳的屋檐还要遮挡多少风雨/我们在此相遇/彼此陌生地注视”。题材从青春感怀转向更沉实的生命印迹。
他思考的更多了，记录生活，也记录时代，“只要生活着，每天都在感受着，想要表达的东西就不会消失。”
他的突围不在宣言里，而在每个将水泥丛林点亮的瞬间——当旁人看见数据洪流，他看见“泥土中洋溢的芬芳”；当系统要求匀速运转，他偏要“伸展出羽翼”，做那道劈开暗夜的波光。
科研人员于一榛眼里的“诗和远方”即是“指月”，诗歌为“指”，通过它的指引，我们得以抬头望月。
于一榛
职业科研工作者，中科院副研究员,业余爱好诗歌写作。学生时期在纸媒上发表过诗歌，曾获华东师范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的诗歌奖项，目前处在“抽屉诗人”阶段，为出版诗集做筹备。
于一榛很喜欢的一位诗人朋友停笔很久了，但他一直不相信朋友放弃了诗歌，“真正对诗歌有所了解、有所体会的人，其实很难会放弃不写。”他更愿意相信，朋友只是暂时停笔，“可能读书十几年的素材都消化完了，正在补充新的素材。”
之所以这么想，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于一榛自己的状态，他始终在慢慢地写、默默地累积，不以情绪为驱动，而是触发、思考、动笔、静置，然后放在“抽屉”（电脑）里。
“抽屉诗人”
于一榛在中科院上海技物所工作，从事红外图像传感器研究。他的另外一重身份是诗人。因为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发表诗作，他说自己是“抽屉诗人”，他的电脑里“躺着”30多首已完成的诗作。
比起其他诗人，于一榛的诗歌产量不算高，2025年已经过去的日子里每周平均不到一首，只因工作占据了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早上8：15分之前打卡到岗，常常加班，隔周出差是常态。工作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研究、开发、做PPT、写报告、算经费，对接客户。而他的写作需要一个相对完整的时间段，以便于集中注意力。不过，于一榛坦言还有个更重要的原因：“现在传统诗刊影响力衰退了，质量也不行。”他失去了投稿的兴趣。
在成为“抽屉诗人”之前，于一榛对诗作投稿很是积极了一段时间，而大部分诗作都投给了“玄子七秘”——这是华东师大“夏雨诗社”的前公众号。对于外校举办的诗歌赛事，他也积极参与，如武汉大学举办的“全国大学生樱花诗歌邀请赛”、复旦大学举办的“光华是个赛”。诗作刊发了，于一榛还会将刊物带到实验室，恨不得让所有人都知晓。他享受被人称为“诗人”时，内心涌现的隐秘快感。刚工作那几年，他还有不少作品发表在几个有名的公众号上。现在，他只想好好地写作、沉淀，直至有一天积累成一本诗集。
理工男世界里的“意外”
在一个信奉“理工即真理”的世界里，诗歌大概率是不会出现的。写诗，一开始也不在于一榛的计划里，直到他直升入华东师范大学读博。“华读博东师大人文氛围比较好，不像本科那么卷，科研替代考试成为主业。”整个环境宽松了，于一榛有了更多的时间进行广泛的阅读和对世界的探索。在校期间，他涉猎了大量的社科类书籍，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哲学家、社会学家们热衷于研究诗人。尤其在德国，本雅明用了一本书研究诗人波德莱尔这位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海德格尔研究德国古典浪漫派诗歌的先驱诗人荷尔德林，他的诗充满了辩证的、复杂的张力。
“这些社会学家为什么频频研究诗人？触发研究的因素是什么？为什么诗人的地位如此重要？诗歌在当时到底产生了怎样影响力？”为了解惑，于一榛一头扎进了诗歌的世界。
尤其当波德莱尔、阿波利奈尔、兰波等法国诗人将浪漫和富有想象力诗歌展现在他的面前，其奔放的风格一扫他对于经典文学古板的印象。爱上诗歌便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在理工男于一榛的心里，“诗歌比其他的文学形式多了那么一点儿。”这“一点儿”究竟是语言更考究，密度更紧凑，或承载的内涵更丰富？他难以言表。
在法国诗人的隔空启蒙下，于一榛心里有了诗，按捺不住时，它们便喷涌而出。在他初期的诗作中，充斥着波德莱尔、兰波、勒韦尔迪、阿波利奈尔等诗人的“影子”。“因为他们的诗作传递着自由、想象力和叛逆的信号，叫人着迷。”模仿是于一榛跨向诗人的第一步：“悄然掩护夜海的退潮/树叶撬动晨光与花轿/风把新月收进它的鞘/划散屋顶上长明的猫/我的车夫开走了他的渔船”。
校园的时光终归要结束，毕业后进入到中科院上海技物所后，于一榛渐渐失去了对时间的支配权。
追寻诗歌本质
工作的前两年，于一榛还在坚持写作，他的诗歌带着鲜明的“青春期”印记——热衷于解构世界。当对学术界一些乱象的不满累积到阈值，他便以笔为刃；当深入了解诗歌圈后，又发现此精英圈同样存在类似现象，导致写作雷同，好坏标准也常常陷入谬误。他更清楚地意识到：这股“有毒之风”横亘在各个圈子。于是，讽刺的欲望催生了《把它放进岩石》：“依然在外墙角闲逛……他这时想你快点下来压迫他吧，想象出离开想象的天价美妙/这样接着穿越，打断水的箭头，拔春天里的插头/有一个志在要高潮的魔头突然飞过了车床”，字里行间洋溢着一股初生牛犊般的锐气，满是对乱象的抨击与解构。
随着工作时间越来越长，于一榛的创作时间被严重挤压，许久未有作品发布，看上去像是中断了写作，实际上，这与他的写作节奏、思考相关，“诗歌的本质是什么？”他已不再执着于冲击感官和解构世界，而是将注意力投向对内探索。在《忍者传奇》中，当重复的工作状态让忍耐达到极限，挫败感油然而生，他开始探寻这种负面情绪的流向脉络与最终归宿，“有没有忍术，说天知道的得问天了/宗师说，天下能见的最小的东西里，有尘埃，有忍者，有虫的大开眼界/进到那里的人，抵达即是回归，回归就是失踪，所以也再看不见了”。不仅如此，对于正向情绪，他也借由诗歌进行内在“观照”。
不知道在哪一刻，他获得了顿悟的觉知，找到了他心中的诗歌：“诗歌的本质就是禅宗著名的公案‘指月’，诗歌如‘手指’一般，引领我们看向月亮的方向。核心不仅仅是看月亮，而是通过手指的引导看向月亮。”
对“诗歌本质”的觉悟，也让于一榛在繁杂的科研任务中理出一条新路，“说服别人给你机会发表成果，给你科研经费等等，用有限的词汇精准地表达，避免空洞，也能产生良好的表述效果。”而写诗的经历恰好训练了他，让他练就了这项能力。
工作依旧忙碌，于一榛写诗的目的和心态已经改变。他能否摆脱“抽屉诗人”的身份，成为“真正的诗人”，且看他在诗歌里的“观照”内在之路如何延续。
因为热爱诗歌，牛冲决意为它在风雨飘摇之际撑起一把“雨伞”—“元诗歌”公益基金诞生；而诗歌也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给予回馈：不仅成为他创业的基石，更滋养着他的事业持续成长。
牛冲
社会企业创业者，诗人，作家，创办的公益组织“元诗歌”基金持续运行。毕业十年，笔耕不辍，坚持诗歌、小说创作，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已出版诗集《坐在阴影下》《走失的梯子》，小说集《困兽》。
从打油诗开始
真正将牛冲推向诗歌的，是他那没有实现的抱负。怀揣着“逃离数学”的朴素愿望，牛冲选择了郑州大学的包装工程专业。然而命运弄人，微积分与线性代数这两座大山横亘眼前，最终双双挂科。迷茫中，牛冲试图在社团活动中寻找归属感，却始终难以融入其中，最终黯然离开。
无以安放的青春躁动与内心憋闷，意外地化作了笔下的诗句——牛冲的诗歌创作生涯就此仓促却炽热地开启了。他的第一次创作热情奉献给了爱情，与其说是一首诗，不如说更像一首打油诗，不过，他写诗的脚步自此停不下来了，且渐入佳境。
本来是自娱自乐，偶然间转折发生了。在昆山打寒假工时，他将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以及对年轻女工生存状态的所见所思，化作一组诗作，在《今日头条》上获得了百万的点击。
作为一名理工生，牛冲敢于提笔且能言之有物，得益于他在高中时期海量的阅读。那三大本密密麻麻的“金句”摘抄本，成了日后灵感奔涌的“暗河”。他的创作热情高涨，除了诗歌之外，还涉猎小说、评论等。
因同室友们具有的某种共同特质，牛冲所在的宿舍堪称“疯狂宿舍”：八人间里，六位室友终日鏖战游戏；一位学霸则日日埋头苦学考证；而牛冲，则俯首在自己的角落，疯狂地写诗、投稿、发表。疯狂并非徒劳，牛冲竞选成功，成为学校“九月诗社”的副社长。在郑州大学，“九月诗社”隶属于文学院。牛冲清晰记得，在竞选宣言的结尾，他引用了尼采的话，“假如我不是诗人，我还怎么能忍受做人”。那一刻，不止牛冲热血沸腾，台下诗社的同学们也仿若被打了兴奋剂。
这一年，无论是文学院还是工科学院，全校有70位热爱诗歌的同道中人聚集在了“九月诗社”。有意思的是，诗社成员文、理科各占一半；大家喜好不同，又分为了旧体诗和新体诗两派。但肉眼可见的是，写旧体诗的社员越来越少。尽管诗社成员不少，参与社内活动的人却不多。牛冲清楚地记得，有一次自己撰写了三篇诗歌理论文章，准备在活动中与同学分享，结果只来了7个人。“或许诗人都是孤独的。”他只能如此安慰自己。
作为副社长，牛冲的日常就是写诗、组织活动、外出交流，痛苦与快乐交织。痛的是现实的掣肘：满怀激情策划的中秋诗会，中秋已过，学校社团联合会还没有下拨活动经费。资金匮乏，许多构想夭折；乐的则是平台的馈赠：以诗社作为后盾，牛冲参与到河南高校文学社团联合会的活动中，一路从版主、主编做到了联合会第二任主席。诗歌如同他的双翼，让他飞向更广阔的天空——担任主席的一年间，联合会的论坛上，注册人数从2000人飙升至12000人，其中70%活跃在诗歌板块。
那个时期，牛冲仿佛看到了诗歌的光明前景。平台大了，牛冲的活动范围也随之拓展，论及对牛冲影响最大的，“河南NGO发展论坛”绝对有一席之地。它直接促成了牛冲从一位诗歌爱好者，成为推动诗歌发展的星星之火。
从笔尖到公益
在“河南NGO发展论坛”上，牛冲惊讶地发现，公益竟然是一个成熟的行业，而社会上的公益组织则多与“艾滋病防疫”“野生动物保护”“环境保护”相关。于是他萌生了一个念头：诗歌是否也可以成立一个公益基金？加之当年“壹基金”成立时打出“人人可公益”的理念，牛冲的热情被点燃，“元诗歌公益基金”的构想呼之欲出——“假如人人能为诗歌捐出一元钱，能否让年轻诗人们走得更远？”
牛冲付诸行动，立刻在QQ 空间发布策划书，阐述初衷：“文学社团维系艰难，何不尝试公益路径？汇聚每人一元的力量，支持诗歌活动，扶持年轻诗人成长。”就这样，“元诗歌”公益基金于2013年年底诞生了，虽未正式注册，却已是充满希望的星火。
除了募捐，公益基金还可以做些什么获取资金？牛冲想到了自己在复旦诗社看到的小册子——那是复旦大学为奖励优秀的学生诗人而印刷的只对校内发行的诗册。“元诗歌”公益基金也可以效仿此法，“就叫《元诗集》”，牛冲快速决策。他凭借所学的包装工程的专业知识，搞定排版、设计、印刷全流程，并给《元诗集》做了定价：100元30本。将之在QQ空间公布，除去成本，所有盈余全部投入到基金里。
《元诗集》快速运行起来。说实话，哪个诗人不盼望自己出诗集；加上牛冲的人脉渐丰，诗人们也愿意以这样的形式为“元诗歌”公益基金添砖加瓦。
在为“元诗歌”积极募捐的路上，牛冲用尽心思，在博客、微博方兴未艾之时，他就是两个社交平台上的常客，正是因为他的积极宣传，“元诗歌”也通过微博成功得到了第一笔赞助——1万元。这笔宝贵的赞助，促成了基金的第一个奖项——首届“元诗歌奖”，面向全国征集诗歌作品，设置六个席位，奖金每人1500元。
“元诗歌奖”不仅为基金打响名号，更凝聚了近5000名文友。至今，QQ“元诗歌”基金账号里，仍珍藏着这5000份情谊。
回望创业初期，牛冲如同打了鸡血般从早忙到晚，乐在其中。如今，“元诗歌”公益基金已成功举办了五届“元诗歌奖”。2023年，基金更拓展了扶持维度：面向儿童诗人设立“偶然诗歌奖”，以及聚焦河南本土诗人设立“元象诗歌奖”——全方位扶持新生代优秀的诗人。
别看“元诗歌”基金至今风生水起，但在2014年，它差一点儿“夭折”。那年正值牛冲大学毕业，他作为管培生入职上海宝龙商业集团，与一群985毕业生在商业地产领域大展拳脚。职业赛道的切换，地处寸土寸金的魔都，周遭人的精致生活润物细无声地“腐蚀”着年轻的诗人。同事打扮精致，挺阔的西服搭配着高档领带，日常喝精品咖啡，爱吃法餐；而牛冲只穿着在淘宝网购来的几十元的裤子百来元的鞋子，住在几百元租来的蜗居里。一边是入不敷出的微薄工资，一边是贴钱苦苦支撑的公益基金。
在无形却庞大的社会压力面前，理想愈发脆弱。即便深信所坚持之事意义非凡，但对于一名23岁青年而言，独自抵御时代变革时期汹涌的意识形态的冲击何其艰难。在格子间里，那个怀揣着“个人英雄主义”的青年动摇了，他开始渴望成为一名成功的职业经理人。
商业与诗歌共生
十年后的今天，牛冲很感谢彼时的自己。当理性即将崩塌之际，感性将他扯回到理想的旗帜下。当时，“元诗歌”为一个高中女生做了一本诗集。女孩和妈妈的关系不太好，把对妈妈的爱通过诗歌表达了出来，并通过“元诗歌”基金制作成了一本小册子。她的妈妈得知后，非常感谢基金工作人员，拍了个小视频，一边拍，一边哭。牛冲再一次深刻感受到“元诗歌”的意义所在。
2015年牛冲回到郑州，恰逢国家提倡大学生创业：免费注册公司，且学校提供免费的办公场所。这些政策上的强力支持，在很大程度上给了他缓冲的机会。牛冲与女朋友共同创立了一家社会企业，初期的主业有点像广告公司，只不过公司集中为诗人群体服务，主打产品还是《元诗集》。至今，公司已经为600多名诗人出版了诗集。公司活了下来，“元诗歌”公益基金也得以存活。
作为一名创业者兼诗人，牛冲深知诗人的艰难处境。坚持下来的诗人，大多和牛冲一样，需要一个养活自己的手段。他们不懂流量或者没有出色的外形，难以借助社交平台成为“流量诗人”，也不像得到高校、作协、文联庇佑的诗人可以全身心投入。他们只能一边工作，一边挤出时间兼顾诗歌与远方。而牛冲的专长就是“做书买书”，又懂传播，更重要的是他愿意为“元诗歌”公益基金投入最大的心力。
公司在诗歌圈的位置难以撼动，而牛冲也依旧坚持以诗歌为立足之本，聚焦在“写书作书卖书搞诗歌”。他还发行了自己的两本诗集《坐在阴影下》和《走失的梯子》。
公司因诗歌而生，壮大后坚持对诗歌投入。诗歌早已不仅是理想，更是牛冲事业的基石与养分。
编辑-颜语
新媒体编辑-Monster C
文字-徐铼、晴川洲、源木
来源：风度mensuno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