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年，有个名字叫陈布雷的文人，号称“蒋介石的笔杆子”，在民国政坛混得风生水起。

当年，有个名字叫陈布雷的文人，号称“蒋介石的笔杆子”，在民国政坛混得风生水起。

他出身新闻界，早年在上海写社论，笔锋凌厉，稿子一发，舆论震动。

后来投身政治，成了蒋介石的核心幕僚，职位一路高升。

二十多年贴身辅佐，不但写文告、起檄文，连蒋的讲话稿都出自他手。

但很少人知道，这位“国府文胆”的掌上明珠——陈琏，却是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

她和丈夫袁永熙，都是红色阵营的秘密战士。

惊险的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这对年轻的红色夫妻身份暴露，被捕入狱，命悬一线。

1947年8月10日，北平六国饭店。

一场风光无限的婚礼正在这里上演。礼堂铺着厚重的红毯，弦乐奏起《花好月圆》，宾客云集，衣香鬓影。

一对新人在掌声与灯光中缓缓步入中央。

现场不乏国民党高官和社会名流，礼节周全，规格极高。

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场当时北平最体面的婚礼之一。

而这场婚礼的主角——陈琏与袁永熙，身份却远比表面复杂得多。

新娘陈琏，是蒋介石亲信、“御用文人”陈布雷的掌上明珠。

新郎袁永熙，则是国民党外交部次长叶公超的内弟，出身书香之家，背景颇为显赫。若只看门第，这桩婚姻堪称“政坛联姻”。

然而，礼堂中无人知晓的是，这对新人其实早已在另一条隐秘战线上并肩多年。

结婚那年，他们已是党龄超过七年的中共地下党员。

多年来隐姓埋名，暗中活动，游走在国民党高层眼皮底下。

袁永熙的故事始于1935年。

高中毕业后，他潜心阅读进步书刊，接受马克思主义熏陶，对国民党体制的腐败深感不满，被地下党组织列为重点发展对象。

1937年，日军大举进攻北平。

他带病南下，随朱自清一家辗转逃至昆明。

到了昆明，他一边备考西南联大，一边组织抗日夜校，参与“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云南总队，被任命为干事。

同年，他如愿考入联大经济系，随后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不久后，云南省工委决定在校内设立党支部，袁永熙被任命为首任书记。

在这座自由与理想并存的校园里，他迎来了人生的另一半。

陈琏，同样考入西南联大，主修地质学。

她与袁永熙在校相识，志趣相投、理念契合。

两人很快确立恋爱关系，并肩在地下党工作中互为掩护，共同成长。

这场看似风光的婚礼，其实是组织精心安排的伪装。

婚礼热闹，目的是掩护身份，更是保护任务。

在西南联大，袁永熙依托群社组织，团结大批进步青年，深入宣传中共政策，传播《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核心思想。

他从群众中发展党员，将联大变成战时大后方最具政治活力的民主阵地之一。

周恩来亲自领导的南方局，对他的组织能力和影响力给予高度评价。

抗战胜利后，袁永熙没有停下脚步。

他接连三次主导规模宏大的学生运动，声势浩大，波及全国，成为当时最具号召力的学生领袖之一。

在昆明，他组织了覆盖31所大中学校的大罢课行动，公开反对内战，呼吁和平谈判。国民党出动军警血腥镇压，引发全国高校强烈反弹。

各地迅速发声支援，舆论哗然。

蒋介石被迫出面平息，云南省主席李宗英因此被调职问责。

1946年底，袁永熙被调往北平，出任中共北平学委书记。

身份依旧隐秘，表面不过是金城银行的一名普通职员，是“蒋介石文胆”陈布雷的女婿，谁也不会想到，他就是这座城市地下党组织的核心人物。

当年12月，北平爆出美兵强暴女大学生案，国民党当局第一反应不是查处，而是封锁。

袁永熙迅速行动，在北大发布事件真相，组织游行，掀起全城怒潮。

数日之内，抗议迅速蔓延，五十余万群众参与示威。这一仗，让国民党极为被动。

然而，长时间高强度的秘密活动，终究难以完全避开特务机关的追踪。

1947年9月24日夜，袁永熙与陈琏、邢福津正在开会，计划听取清华地下党支部的工作汇报。

敲门声突然响起，没等他们反应过来，特务早已破门而入。

突袭中，他们来不及销毁资料，油印版的《民主青年同盟章程》和延安广播记录稿暴露了身份。

袁永熙试图掩护同伴，谎称邢是北大学生，陈是来求职的旧识，仍未能脱身。

三人被押走。

更恶劣的是，特务守在他家外，继续抓捕上门联络的北大学生力易周、燕大学生龚理康。

消息传出，北大、清华学生立即行动，发起大罢课，强烈抗议无理逮捕。学界怒火迅速升温，事态失控在即。

陈琏与袁永熙的被捕，引发高层关注。

中共中央当晚便获悉情况。

周恩来立刻拍发电报，指示杨尚昆、李克农、罗迈等人全力处理，防止局势扩散，同时设法营救这对坚定的革命伴侣。

进监狱那一刻，袁永熙心里清楚：这一关，非挺不可。

他若倒下，不仅北平地下党网络将彻底暴露，甚至远在上海的同志也将遭殃。因此，从踏进牢房的第一步起，他就在心里反复告诫自己：宁死不屈，绝不吐实。

国民党特务很快展开审讯。软的不行，就来硬的。

最初是诱供，话说得冠冕堂皇，态度还算“客气”。可他一言不发。

随后手段升级。竹签扎指缝，辣椒水灌鼻腔，接着是烧红的烙铁烫皮肉，皮鞭雨点般落下，最后把“老虎凳”也请上场。他几度昏厥，醒来全靠凉水泼。

整个过程袁永熙始终咬紧牙关，连一句有价值的信息都没吐。

敌人拿他没办法，转头将目标对准陈琏。

考虑到她是陈布雷的女儿，特务不敢用刑，便把她带到刑讯室，试图用“感情战术”攻破防线。

陈琏亲眼目睹丈夫遍体鳞伤，血迹斑斑，泪水瞬间夺眶而出。她哭着痛骂特务为畜生，警告他们：“冤枉好人，终将自食其果。”

她的眼泪，是悲痛，更是信号。用愤怒掩饰冷静，用哭声掩盖决心——她在告诉丈夫：我会像你一样，咬牙挺住。

敌人失算了。袁永熙没有交代，陈琏也未崩溃。

这场拷问战役，他们夫妇不但挺住了，而且干净利落地保住了整个地下党系统。

由于没有任何确凿证据，北京、上海的组织运转如常。与他们一同被捕的邢福津、陈彰远，以及后来被牵连的北大、燕大进步学生，在全城声援下，也被迫无罪释放。

国民党特务机关不得不承认，他们抓错了人，却又不愿轻易认输。

于是将此案列为“重大嫌疑”，将袁永熙夫妇秘密押送南京。

1947年12月1日，一架军用飞机从北平起飞，押送所谓“要犯”南下。抵达南京后，袁永熙与陈琏被分别关押进国防部保密局和军法处的看守所。

那边，审不出口供；这边，又查不到证据。

南京当局左右为难，索性退一步：提出让袁永熙“自动退出民青”，以此作为妥协方案，准备结案了事。

袁永熙权衡再三，表面应承。他心里清楚，留得青山在，比什么都强。他更担心敌人继续深挖，反而出事。

陈布雷得知女儿、女婿被捕，心急如焚，却始终不敢出面。

身为蒋介石的亲信，他必须向上“表忠”。

直到有一天，蒋主动开口安抚他：“你女婿不是共产党，不过是个民青分子。你女儿也只是思想左倾。”

陈布雷终于松了口气，趁势亲自出面活动，将女儿女婿从牢狱中保释出来。

出狱之后，陈布雷特意顶住他们不准离开南京、不准涉足政治、不准再与“民青”有任何瓜葛。

而后袁永熙被安排进中央信托局，任敌伪资产处置科科长；陈琏则去了国立编译馆，日复一日地做着翻译、编校的文字工作。

但表面的沉寂，掩不住内心的躁动。

他们的思想，从未真正脱离组织。他们一直在等待，等待可以重回战线的一刻。

不久后，机会悄然降临。

一天，陈琏的表妹郁文突来造访，而她也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

多年未见的亲人突然登门，陈琏立即意识到，这是信号。

她毫不犹豫地表达自己的意愿：请求党组织设法帮助他们脱离监视，回归党的队伍。郁文迅速将请求传达给全国学联党组书记钱李仁。

随即，一系列秘密协商开始启动。

钱李仁与上海市学委书记吴学谦沟通后，将请求上报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刘晓。批准很快下达：营救，必须立即展开。

这时，历史节奏也进入了关键节点。

1948年11月，辽沈战役全面胜利；淮海战场上，国民党节节败退，败局已成定局。

陈布雷看得明白。他深知，这一轮已无翻盘之可能。

12月12日，他在南京家中服药自尽。

陈布雷去世的消息传来，陈琏与袁永熙无比悲痛，但却无能为力。

人们或许难以想象，这位在国民党核心高层掌握文稿大权的“笔杆子”，其实一生清廉，自持节操。

他不贪财，不敛权，几十年官场沉浮，始终克己慎行，洁身自好。

但他没有产业，也无积蓄。

他自称“上无片瓦，下无寸土”，靠工资勉强度日。

八年抗战结束，他的积蓄只够维持三个月的生活。这对任何一位中枢高官而言，都是极不寻常的。

他并非没有机会中饱私囊。身处高位，手握信息与资源，稍作动作，便可衣食无忧。

但他没有。他天性淡泊，心底仍有文人自尊。

于是，在忠诚与痛苦之间，他不断拉扯，慢慢走向沉默。

他曾私下感叹：“政治实在是世界上最肮脏的东西。”

写了半生，他的思想早已不能自主，甚至连灵魂都觉得是别人的。

他不是不明白，只是无法逃脱。

他最后一次尝试，是劝蒋介石停止内战。但他的直言被斥为“书生误国”。

或许这也是他选择自尽的原因之一吧。

丧礼期间，郁文以“奔丧”之名再次出现。

在灵堂一角，她悄悄与袁永熙、陈琏碰头，商定出逃细节。

几日后，国民党按其遗愿批准灵柩运回杭州安葬。

袁永熙夫妇以“护送亲人骨灰”为由同行。列车缓缓驶出南京，他们终于脱离监控视线。

抵达杭州后，他们并未返回南京，而是借机滞留上海陈布雷旧居。

上海地下党组织动作迅速，避开监视，将两人秘密接出寓所，并安排郁文护送。

一路辗转，经秘密交通线，他们穿越敌占区，进入苏北解放区，再一路北上。

历经艰难，终于抵达刚刚解放的北平。

时隔一年，他们终于完成了这场看似不可能完成的回归。

此时，北平已经升起了红旗，城市焕然一新。他们终于重新站到了信仰所在的土地上。

新中国成立后，陈琏进入团中央工作，继续在青年领域发光发热；袁永熙则走上新的岗位，担任卫生部秘书主任、副部长。

1952年，他调任清华大学，出任党委书记。

来源：古道翰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