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扣押了蒋介石及其部分军政要员，这就是著名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的关键转折点，其中国共两党高层谈判是促成和平解决的核心环节。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扣押了蒋介石及其部分军政要员，这就是著名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的关键转折点，其中国共两党高层谈判是促成和平解决的核心环节。

面对怎么“处置”蒋介石，毛泽东和周恩来分别有不同的方案，毛泽东主张“审蒋并公审”，这也代表了广大红军将士的意见，周恩来则主张“释放”蒋介石、“逼其抗日”，历史的发展最终选择了周恩来的方案，从12月12日到12月25日，周恩来身为中共全权代表，开始了与国民政府斡旋、谈判，发挥了自己独特的谈判艺术。

谈判双方主要人物：

中共代表：周恩来（全权代表）、博古、叶剑英等。

南京政府代表：宋子文（蒋介石妻弟，实际谈判负责人）、宋美龄（蒋介石夫人，斡旋者）、端纳（蒋介石顾问，澳大利亚籍记者）等。

以及西安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杨虎城。

蒋介石被扣押期间拒绝直接谈判，但通过宋氏兄妹传递意见。

17日，周恩来初抵西安即声明了中共立场：

1. 释放蒋介石的前提是接受“停止内战，联合抗日”。

2. 改组南京政府，吸纳抗日分子。

3. 保障张学良、杨虎城安全。

蒋介石起初态度强硬，“不签字、不妥协、不谈判”（日记），宋子文则私下向周恩来承诺：“蒋先生同意抗日，但须保全领袖尊严。”

23日，双方于张学良公馆正式会谈，主要围绕几大焦点议题：

1. 红军改编问题：南京政府承认红军为国民革命军，但编制问题存争议（中共要4个军，蒋只允3个师）。

2. 政权合法性：国民党承认陕甘宁边区政府。

3. 抗日承诺：蒋介石需公开承诺停止“剿共”、三个月内召开救国会议。

4. 释放政治犯：分批解除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关押。

周恩来从民族大义出发，向宋美龄强调：“当前中国之敌非共产党，而为日本帝国主义”（《周恩来年谱》），宋子文承诺“蒋先生将允许红军保留独立指挥权”（美国档案《西安事变报告》）。

25日，蒋介石做出“妥协”，口头承诺：

1. 停止剿共，联红抗日。

2. 改组国民党，容纳抗日党派。

3. 释放上海爱国领袖（指“七君子”）。

承诺的同时并要求“以领袖人格担保”不签署书面协议（避免被视作城下之盟），周恩来为顾全大局，接受口头承诺，但要求宋子文、宋美龄作为见证人。

此次谈判中，周恩来衡量各方利益，采用了从内而外的策略：

对蒋：以民族大义施压，但保留其颜面（同意不公开书面签字）。

对张、杨：说服他们“不可杀蒋，否则内战必起”（《西安事变新探》）。

对南京内部各势力：联合宋子文、宋美龄牵制何应钦等主战派，利用端纳的国际背景争取舆论支持。

巧妙避开主要矛盾：淡化国共意识形态分歧，聚焦“抗日救亡”共识，以红军实际控制区为基础，换取政治合法性。

在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下，蒋介石获释（12月25日），国共十年内战结束，并于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通过“容共抗日”决议。

红军做出让步，按国民政府给出的编制，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1937年8月）。

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了基础，始料不及的是，之后张学良被长期软禁，数年后杨虎城后被杀害，蒋介石并未完全履行承诺（如限制边区政权、拖延军饷发放）。

不过，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好多后续问题确实难以避免，总的来说，还是达成了统一抗日的战略方针，周恩来以灵活务实的外交手腕，成为中共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关键推手。

西安事变谈判是政治智慧与民族大义的结合表现，周恩来以“不争一党私利，但求民族生存”的胸怀，将国共博弈导向抗日大局，其策略至今仍是危机处理的经典案例，正如宋美龄晚年回忆：“周恩来是唯一让我觉得共产党里有人情味的对手。”

来源：喝酱油耍酒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