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大后方 | 炮火硝烟中安顿的课桌 —— 抗战高校西迁保存教育国脉

摘要：抗战期间，中国高等学校大迁徙的过程持续到1945年，共有135所国立、省立、私立综合性大学和各类专门学校参与。

抗战期间，中国高等学校大迁徙的过程持续到1945年，共有135所国立、省立、私立综合性大学和各类专门学校参与。

大夏大学赤水迁校纪念碑。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供图

这场堪称“空前绝后”的高等学校大迁徙，在保护中华民族精神文化命脉的同时，客观上也造就了西南地区若干教科融合的人文重镇和学术高地，形成了壮美的文教抗战景观。

迁入贵州的高校多达20来所

中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场为时14年的抗日战争中，贵州作为战略大后方，为大批迁徙院校安顿了一张课桌。

历史学者范同寿在其著述里提到，早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的2所学校便率先迁到贵州，分别是1931年迁入遵义的辽宁大连国立医学院，1932年迁入平越（今福泉）的东北大学交通学院与法学院。全面抗战爆发后，诸多高校陆续迁入贵州，迁入贵州的高校多达20来所。

国立贵阳医学院建校劳动（1939年）。贵州省博物馆供图

浙江大学（遵义、湄潭）、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和北平铁道管理学院（福泉）、大夏大学（贵阳、赤水）、湘雅医学院（贵阳）、军政部南京军医学校（安顺）、江苏省医政学院（贵阳）、之江大学分校（贵阳）、江西南昌国立医学院（镇宁）、浙江杭州私立之江大学（花溪）、广西大学（榕江）、广西国立桂林师范学校（榕江）。此外，还有12所军事院校也曾先后迁入，在贵州放下了一张安静的课桌。

其中，由贵州兴义人王伯群出资创办的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是较早迁到贵州的学校，贵州人民以饱满的热情、博大的胸怀，给予大夏师生一个安定空间。教学活动井然有序，还曾于1939年6月1日举办建校15周年校庆活动。

大夏大学贵阳时期总办公处。贵州省博物馆供图

自1937年底入黔到1946年10月返回上海，大夏大学在贵州办学近9年，在贵州办学的时间最长。迁来时300师生，离开时有1800师生，在贵州毕业学生共计1576人。

不仅大夏大学，西迁高校在贵州均得到了长足发展。

在炮火硝烟中没有停止讲课

2008年9月，中央电视台播出了名为《文军西征》的电视纪录片，一共10集。该片讲述了全面抗战爆发后，浙江大学师生在校长竺可桢的带领下，离开杭州，行程2600多公里，历时两年半，最终将校址迁到贵州省遵义、湄潭，并在当地办学7年，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一桩影响深远、震撼人心的壮举。

湄潭县永兴镇江西会馆（万寿宫），浙大永兴分部各系办公室与教室设于此。贵州省博物馆供图

辗转6省后，浙江大学师生最终择定山明水秀、民风朴实、文化氛围浓郁的遵、湄地区为战时教学与科研的归宿地。刊载于1941年7月《浙江大学毕业同学会会刊》上的朱希侃撰文《八千里路云和月从杭州到黔北》记叙：“我们不得不‘行行重行行’，一搬搬到遵义……由邮局旧址到何家巷，足足有一里多路。一下课，这条路上全是挟着笔记的同学来往流。”

李政道回忆，在湄潭就读时，学习条件非常艰苦，物理实验是在破庙里做的，教室和宿舍设在两个会馆里。李政道白天会到茶馆泡上一杯茶，目的是买个座位，周围再喧闹都是看书刷题一坐一天。

浙江大学湄潭分部大门。贵州省博物馆供图

西迁贵州7年的浙江大学，涌现出如李政道、程开甲、谷超豪、施雅风、叶笃正等大批科学名士，获得了一批重要科研成果，在国内外发表的论文超过当时所有的中国大学，中国的物理学年会连续4次在湄潭召开。

浙大学者的风雅也留在了湄潭。被誉为东方第一几何数学家的苏步青与其他几位学者共同创办湄江吟社，品茗赋诗笑谈浮沉，湄江吟社共创作200多首诗作。苏步青晚年时，家中书房挂满他自己的诗词，其中2幅就是他在湄潭写的《试新茶》，小城始终是他的牵挂。

湄潭县双修寺，浙大理工学院实验室设于此，王淦昌教授在此写下了世界上最早的有关中微子的论文。贵州省博物馆供图

贵阳有个地名和抗战高校迁徙有关——湘雅村，得名源于湘雅医学院的迁驻。1938年10月，私立湘雅医学院由湖南长沙迁到贵阳，先租民房复课，后迁至省城以西新校舍上课，并以迁至贵阳的国民政府中央医院作为实习基地。该院校舍所在地，即因此以湘雅村得名，一直沿用至今。

贵阳湘雅村。贵州省博物馆供图

贵州师范大学教授、博导谢廷秋著有专著研究抗战高校西迁，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在炮火硝烟中没有停止招生、没有停止讲课，得益于地方和校方都在守护这些高等教育，地方和民众无条件接纳这些高校，保存了中国的文脉，是对日抗战的一部文教史诗。

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也是在战势告急后内迁，师生经广西桂林、柳州，徒步2000余里，战胜各种艰难险阻，终于1939年2月中旬到达贵州平越（今福泉市），师生加上职工家属全院近1000人，其中就有我国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教授。

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迁到平越（今福泉），当时的教师宿舍。贵州省博物馆供图

“从1939年春到1944年冬，唐山交大迁驻平越达6年之久。唐山交大迁到平越后，一无教室，二无宿舍，平越人民特地腾出平越初中所在地孔庙给学院作教室和办公室；让出城厢小学所在地考棚，给学院作学生宿舍，并命名为‘天佑斋’‘鸿哲斋’‘木兰斋’；同时动员群众挤出一些住房供教授、职工住宿。接着，又积极协助学院修建了一座简易图书馆，开辟了大小两个操场，千方百计地帮助学院解决办学中的困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的《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高等院校》，记录了这一历程。

共同演绎珠联璧合的办学史

西迁高校保存了教育国脉，培养了大批知识青年，还壮大了西南地区的抗日救亡和爱国民主运动。

抗战期间大批内地与沿海院校的迁黔办学，成为中国教育史与贵州近代史上有着极其重大意义的恢宏篇章。范同寿认为，战时院校内迁最大的历史功绩在于，这场为了远离战火，将“战时须作平时看”而形成的内迁潮，有效地粉碎了日本法西斯摧毁中华民族教育体系的企图，为国家保存了教育国脉，保护和培养了大批各学科、各领域的文化精英，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延续了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这些院校内迁后的教育科研成果，为战后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教育事业的发展储备了大量人才。在这方面，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批院士、科学家、文艺家都有着抗战内迁经历这一点，即可得到证明。

国立贵阳医学院，孟庭秀教授在讲授组织胚胎学。贵州省博物馆供图

湄潭是浙大西迁后农学院的所在地，1939年9月，由刘淦芝教授牵头，在湄潭县城南筹建民国中央实验茶场。刘淦芝与张天福、李联标等40多位国内知名专家汇聚于湄潭打鼓坡（今象山），联合对当地茶叶种植进行科研开发，成为湄潭茶叶名扬四方、跻身名茶之列的科研基础。

贵州地域文化的包容性为内迁院校提供了稳定、宽松、和谐的办学环境；世代居住在相对封闭环境中的山区人民，获得了世代企望的优质教育。

贵阳民众教育馆，其址在今省府西路口。

抗战时期大批院校迁入贵州，在崇山峻岭中坚持教学与科研。传承文明、寓教于民、佑启乡邦，迁黔院校大学在贵州群山间熠熠生辉，并推动抗战期间的贵州新设了贵州医科大学前身国立贵阳医学院、贵州师范大学前身国立贵阳师范学院等高校。

私立大夏大学在贵阳时期的图书馆。贵州省博物馆供图

历经烽火岁月，贵州守护西迁高校文教根脉，与西迁高校一起抗日，缔结的深厚情谊至今不渝。2024年，大夏大学创校100周年，华东师范大学的校友们从世界各地赶赴贵州，华东师范大学与贵州省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经历过浙大西迁的人始终将湄潭视为第二故乡，每年都有浙大人和他们的后代到湄潭寻脉；广西大学多次组织师生赴榕江寻访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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