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5年，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将迎来四十周年院庆。四十载春秋光华，北大光华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浪潮中应运而生，也在这一进程中不断成长与蜕变，书写着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创造管理知识、培养商界领袖、推动社会进步，这四十年，是北大光华不断精进的四十年。以厉以宁先生为代

2025年，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将迎来四十周年院庆。四十载春秋光华，北大光华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浪潮中应运而生，也在这一进程中不断成长与蜕变，书写着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创造管理知识、培养商界领袖、推动社会进步，这四十年，是北大光华不断精进的四十年。以厉以宁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光华人留下的教育理念，历经岁月的沉淀，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光华人。

为庆祝这一重要时刻，学院将围绕“我与光华40年”推出系列回顾文章。在这些文章中，每一位讲述者都将带领我们回溯光华的过往岁月，重温那些重要的历史时刻、关键的发展节点，以及他们在光华的亲身经历与深刻感悟。他们将分享在学术研究道路上的探索与突破，讲述如何以智慧和汗水为光华的学术大厦添砖加瓦；他们也会畅谈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的点滴故事，展现光华如何为社会培育出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学术人才及商界领袖……

让我们跟随他们的笔触，走进光华的四十年，感受学院深厚的底蕴、蓬勃的活力与不变的初心。在这个特殊的时刻，回顾往昔，展望未来，共同见证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迈向新征程的坚定步伐。

王立彦：会计与国民经济核算学科

在北京大学的发展

—— 写在光华管理学院40周年庆之际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荣休教授

荣获北京市2018年师德先锋称号，北大党委副书记安钰峰代表校工会看望王立彦教授（左）

1985年3月起我在北京大学经济系任教。两个月后北大组建经济学院，分设经济、国际经济、经济管理三系。其中，组建经济管理系是以原经济系的国民经济管理教研室为主体，厉以宁教授为首任系主任。八年后1993年以经济管理系为主体组建工商管理学院，接着1994年转型为光华管理学院。

北京大学从1990年代开始创办工商管理学科，一路走来良性持续发展，为社会培养人才，为经济发展贡献良策，成为中国工商管理学科教育和学术研究重镇。

我在北大教书四十年，教龄恰与光华同龄 [1]。教学与研究领域有过改变，先统计学而后转为会计学。

时光进入2025年，值此光华管理学院40周年庆之际，回顾会计与国民经济核算学科在北京大学的发展，可以追溯至1902年京师大学堂的学制学科设置。

一、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早期-西南联大时期

京师大学堂创办于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二十九年（公元1902年）借鉴日本的大学制度模式，订立《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大学分设七科，商科列居七科之一，含银行学、保险学两个学门。主干课程设置有“簿记学、理财学”等六目。旋即1903年京师大学堂的《奏定学堂章程》中，商科设置银行及保险学、贸易及贩运学、关税学三个学门。[2]

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校，成为中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其时商科课程设置职目六：一曰簿记学，二曰产业制造学，三曰商业语言学，四曰商法学，五曰商业史学，六曰商业地理学。[3]

伴随着经济和社会变迁，北京大学的商科学门逐渐充实。“商科大学课程表”中，所有课程分为必修、随意两类。一年级必修课程含会计学、保险统计算学等七门；随意课程含商业算术等两门。二年级必修课程含统计学等八门，随意课程为公司理财论等三门。[4]

北大经济系1930年代的课程表中，会计类课程逐渐增多，先后设置薄记学、会计学、高等会计学、成本会计学、审计学。专任和兼任授课教师，有胡立猷（留美密西根大学）、卓宜来（留美哥伦比亚大学）、余肇池（留美纽约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宋作楠（留美哥伦比亚大学）等教授。[5]

1937年7月北平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奉命南迁，9月初至湖南合并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半年后继续西迁至昆明。1938年4月经政府核准，改校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之前一年长沙临时大学的正式开课日11月1号，被确定为西南联大校庆日。[6]

由于昆明校舍不足，西南联大法商学院校址先期在云南蒙自分校，半年后迁至昆明。法商学院设商学系，开设会计类课程包括初级会计学、高级会计学等。[7]

光华管理学院老教授闵庆全先生于1939年从江苏省考入西南联合大学，先入土木系学习工程技术与设计，一年后转入法商学院经济系，学习经济和商业理论，至1944年毕业。抗战胜利后，1946年5月西南联合大学结束使命。北大、清华、南开三校陆续北上平津，分别复校。闵庆全先生于1946年10月受聘回归母校任教，主要担任会计类课程教学，同时兼任北大四院（现新华社地址）学生管理员。[8]

闵庆全先生让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和会计系保持着西南联大荣耀的历史传承。

闵庆全：西南联大毕业照-毕业戒指

二、院系调整、三校建设到改革开放前的北大经济系

1950年代初期大学院系调整中，北京大学分散在市区中心的多处校园，搬迁汇合到西北郊外燕园，燕京大学并入北京大学。

迁校全过程中，闵庆全先生任教于北京大学的同时，兼任三校建设委员会（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财务机构职责，工作地点在清华大学校园。他同时兼任清华大学经济系讲师。[9]

闵庆全老师参加“三校调整建筑计划委员会”的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工作，教学和研究进一步集中聚焦于财务和会计。但在这段时期，北京大学停办商科，经济系学生培养和理论研究，都集中于经济学领域。

（厉以宁回忆）[10]：1951年我考进北京大学经济系，大学期间闵庆全先生教过我们班两门专业必修课：一年级时讲“会计学”；三年级时讲“工业成本核算”。文革动乱中我们都下放到江西鲤鱼洲农场，回京后我们都有了教学任务。闵庆全先生为新入校的工农兵学员讲授“会计学”。

（王永治回忆）：1955年我进北京大学经济系学习，闵庆全老师讲授“会计学”。在哲学楼一层西侧南边教室，闵老师为便于我们听懂看懂，亲手制作会计报表挂图，挂在黑板上，详尽地解释借方贷方、资产平衡表等；还挂上大算盘，教我们学珠算。形象化的教学不仅使我们很快掌握了许多业务知识，也增加了我们学习的兴趣。

（曹凤岐回忆）：我1965年考入北大经济系，第一学期闵庆全先生给我们开“会计学”课程。在课堂上，闵庆全先生教学一丝不苟、精益求精、认真负责，对学生十分关心。

追溯回望北京大学前八十年的商科和经济学科体系，会计审计类课程在本科教育中属于基础性配套专业课。

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经济系领导陈岱孙、胡代光教授主持，组建“国民经济管理教研室”。1980年起招收国民经济管理专业本科生，并招收培养“审计与可行性分析方向”硕士研究生。

1985年5月北大经济系改制为经济学院，以“国民经济管理教研室”为主体组建“经济管理系”，办学领域由宏观经济管理拓展向微观企业管理。1987年起招收培养“国民经济核算方向”博士研究生。1989年设立财务学本科专业，1990年起招生。

1985年5月25日经济管理系成立当天，厉以宁教授作为首任系主任，向全系教师阐释经济管理专业和管理系科的建设、发展思路，提出发展计划，描绘未来蓝图。全系二十多位教师分属国民经济经济管理、数量经济、经济核算三个教研室，其中经济核算教研室承担会计类、统计类课程。教研室主任分别为朱善利、王家卓、王立彦。

厉以宁主任强调，经济管理系要讲效率，要讲新学科建设，要让年轻人多担当责任。经济管理系这么多杰出中青年教师，中年教师要辅佐和支持年轻人。当时担任教研室主任的三位青年教师，都刚刚开始教学生涯、教学经验很少。三个教研室各自做什么、怎样做，心里都不很清楚。厉老师鼓励大家别胆怯，要有信心，在工作中学习，老教师会支持和帮助你们。我记得曾经向厉老师表达畏难情绪，厉老师鼓励说：怕什么？年轻人要大胆闯，其他老师都会支持你们。

（曹凤岐回忆）：闵庆全先生是经济管理系乃至光华管理学院的创始人之一。1978年原经济系中设立国民经济管理教研室，闵庆全先生是教研室负责人之一。闵先生为国民经济管理教研室的建立、招收国民经济管理专业本科生作出了努力和贡献，为后来的经济管理系的建立奠定了良好基础。

（张国有回忆）：在国民经济计划与管理专业的建设工作中，闵庆全先生在会计学教学工作同时，开始关注西方宏观会计（Macro-accounting）英文文献，研究重点开始朝宏观会计学方向转移。[11] 当时国内有关资料非常缺乏，经济系老主任陈岱孙先生很关心，还有罗志如、胡代光、厉以宁等老师支持，闵庆全先生以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统计处的三部英文版书为基础，对西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进行系统研究。以花甲之年致力于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建设，从翻译到专著，从理论到政策，从大学到政府，从教学到研究。[12]

（朱善利回忆）：77级本科生入学后，会计学是基础之基础课程。闵庆全先生给我们讲授增减记账法，同时为我们介绍国际通行的借贷记账法，使我们理解了“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所反映的资金平衡关系，为我们掌握微观经济学理论、公司融资与治理理论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当时没有公开出版的合适教科书，使用的油印讲义都是闵庆全先生自己编写，深受学生喜爱，在老师中也有好口碑。记得讲授中国经济史的熊正文老师曾经向我借阅这本讲义，他说那本讲义写得很好。我从闵庆全先生处学到的另外一门基础知识是国民经济核算理论。国民经济核算理论是现代宏观经济理论的基础。闵庆全先生最先将国民核算理论介绍给我们，了解到国民生产总值（GNP）和国内生产总值（GDP）概念。正是因为闵庆全先生讲授国民经济核算理论基础，我们才能深刻理解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统计处的三部文献译本

（厉以宁回忆）：1979年改革开放开始以后，我与闵庆全老师交流较多的是有关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建立问题。当时我在讲授现代西方经济学一课，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理论和方法是宏观经济学的基础。闵庆全先生根据他多年的研究，在这方面处于全国研究这一课题的领先地位。

（王立彦回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管理系时期，增设了财务学本科专业、硕士研究生“审计与可行性分析方向”、博士研究生“国民经济核算方向”，都是在国民经济管理专业体系中设置，还谈不上会计学专业的整体建设。课程设置方面，先后开设微观会计财务类专业课程，包括会计原理、工业会计、企业经济活动分析、工业经济、西方财务报表分析、中级会计、高级会计、会计制度设计、中外合营企业财务与会计、审计与可行性分析；宏观会计类课程国民经济核算（国民账户体系）。教师队伍在这个时期迅速扩大，增加了陈颖源老教授，以及多位青年教师。

闵先生著作和译著

四、管理学院时期：会计系及专业设置

1993年经济管理系与管理科学中心合并扩展为工商管理学院，1994年9月转型为光华管理学院。

由系转院的变化和发展过程中，经济核算教研室的统计学科调整到其他系科，会计和财务学科部分组建为会计系。作为经济管理系时期经济核算教研室和管理学院初期会计系负责人，我先后主持财务学本科专业、会计学本科专业申报，并得到核准（后来本科财务学专业改称财务管理）。

1994年秋季光华管理学院甫一挂牌，确立建院和发展模式是基本主题。当年冬季，厉老师带队一行十余人赴美国考察，先后访问旧金山、洛杉矶、圣迭戈、波士顿、赫特福德、纽约等城市十余所大学，参观考察美国著名大学里商管学院的教学与运行。次年夏季各系多位教师赴台湾参加“1995年海峡两岸暨香港地区管理教育研讨会、第二届会计学术研讨会暨中华会计教育学会成立大会”，收获良多。[13]

1994年12月，厉以宁老师带队赴美考察，王立彦（右四）

光华管理学院建院初期，光华教育基金会在师资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台湾大学、台湾政治大学的会计专业教师大多留学美国名校，他们按计划分期分批来北大授课，短则二、三星期，长则一个月甚至整个学期。教学对象既对研究生，也对本科生；教材既使用英文原版，也加印专门准备的讲义。所以，改组为光华管理学院的前几届学生，在课程体系、内容体系方面，比较早地与国际化接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台大、政大教授的鼎力支持。[14]

回顾1990代初期经济社会特殊时期，国际上前苏联解体，国内邓小平南巡讲话，改革开放加速，市场经济观念大普及。中国会计体系和会计制度在1992-1993年间扬弃已经施行几十年的苏联模式，设计出台“两则（会计准则-财务通则）”，转型为更加趋于国际化的模式。宏观经济核算领域，扬弃苏联和经互会模式MPS，全面引入联合国SNA。

这样的大背景下，国际化是办学与发展的基本理念。在教学内容和学术研究两方面，会计专业领域的教学和研究，紧密联系蓬勃发展的证券和资本市场，在学院各系科领域中的国际化速度最快，最早启动适应中国经济的变化和国际会计模式的改变，会计学本科课程最早用英文教材上课。当时的国际环境和经济条件，缺乏英文原版教材。光华教育基金会投入专项资金给北京大学图书馆，用于从欧美图书市场购进二手教材。那时我常去北大图书馆，与采购组老师一起选书。图书馆多次大规模统一采购，批量整体借给光华管理学院图书资料部。英文原版教材学期中借给学生阅读使用，期末收回。在学院发展初期，为学生学习内容提高国际化程度，发挥了积极作用。

还要特别提到夏威夷大学杨济华教授，他在光华管理学院半年访问教学研究期间，指导会计专业学生社团，成立“Accounting Club 会计俱乐部”，创办会刊《Accounting Horizon 会计地平线》。对此，厉以宁院长鼎力支持，欣然挥毫题写刊名，闵庆全教授热情撰写“开场白”。[15]

（《北大会计地平线》创刊号，1996年6月）

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后，光华管理学院会计系联合台湾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复旦大学四校会计系，组建会计专业联盟，1999年发起举办“四校会计辩论赛、会计案例分析大赛”等一系列活动。第二届会计辩论赛扩容到八所大学，引领人才培养模式多元化。

进入2000年代以来，会计系陆续增设会计学专业学术硕士点、博士点，以及专业会计硕士 MPAcc、专业审计硕士Maud，成为光华管理学院学生种类最完整的专业。[16]

五、推动会计学术研究、牵头创办会计学术期刊

放眼世界著名研究型大学，教学与研究并重，相辅相成。

1994年我与来自美国夏威夷大学的杨济华教授一同发起成立“北京大学国际会计与财务研究中心”，向厉以宁院长和院务会提交申办报告，并邀请厉老师出任创办主任（当时我的职称是副教授）。厉老师很快答复，不但支持中心成立，并且考虑到为了顺利得到学校批准，他可以兼任主任。[17] 1995年我升职为正教授，厉老师说“中心主任不必我担任了，你自己承担，放手工作，继续发展”。

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庆典期间，光华管理学院举办两大活动，一是“股份制和资本市场论坛”；二是“转型经济中的会计与财务国际学术研讨会 Symposium on Accounting and Finance in Transitional Economy”。“转型经济中的中国会计与财务”这个表达，经过多人商讨，最后由厉老师确定。该次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120余人，其中40多位来自北美、西欧、东欧、日本、东南亚、台港澳，是当时国内会计学领域最大的一次国际性学术研讨会。会议邀请到美国会计学会两任会长、英国会计学会会长、香港会计学会会长，并且都发表主题致辞或专题演讲。先后到光华管理学院会计系教课的台大、政大教授，以及那个年代在美国会计领域的多位华人会计学者、香港几所大学的会计学者，也都到会支持。厉以宁院长全力支持，出席开幕式演讲，出席闭幕式致感谢词。采访报道本次会议的新闻媒体包括香港凤凰卫视、中国财经报、中国教育电视台等。

2000年“第12届亚太地区国际会计专题研讨会 12th Asian-Pacific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Issues”，由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和美国加州州立大学Sid Craig 管理学院联合主办，两岸三地“龙腾会计学术联盟”（由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四校会计院系组成）鼎力协办。会议邀请到多位杰出专家学者担当主题演讲。海外演讲者有：世界银行副行长 Gary Perlin、国际会计师联合会（IFAC）教育委员会主席Warren Allen、公共部门委员会专家Ron Points、英国ACCA和加拿大CGA三位高级主管、美国会计学会三位前任会长Micheal Diamond、Katherine Schipper和Gary Sundam、香港会计学会会长何顺文等。光华管理学院厉以宁、张维迎两任院长给以大力支持。

本次会议的240多位海外参加者来自35个国家和地区的大学、研究机构和专业机构，国内50多位参加者来自20多所高校、国家机关和专业机构。会议的专业界资助者包括ACCA (香港)、Arthur Andersen(北京)、Deloitte Touche Tohmatsu (北京)、Anhtony Chan & Co. CPA (香港)。采访报道本次会议的新闻媒体包括中国财经报、香港文汇报、香港大公报、中国教育电视台、《中国注册会计师》杂志、《财务与会计》杂志等。

新世纪初期会计学术领域的另一件大事，是北京大学与国内多所综合大学发起创办学术期刊《中国会计评论 China Accounting Review》。我向厉老师提交办刊报告，他坚决支持，并担任名誉顾问，同时建议邀请会计界权威、财政部杨纪琬先生给以学术支持，还亲自打电话帮助联系。这份学术期刊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重庆大学、吉林大学等校联合发起，邀请数十所大学合作。2002年开始年度学术会议，2003年12月出版创刊号。初期为每年两期，2008年起发展到位为季刊。二十多年来，《中国会计评论》的“一刊一会”模式运行顺利，在国内会计学术界产生和发挥着重要影响。

《中国会计评论》创刊号，2003

六、未来发展可期

（一）北京大学会计学科继续前沿性发展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会计学科是国内最具前沿性的会计学科之一。会计系依托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雄厚的经济学、金融学和管理学基础，旨在培养具有一流水准的会计与财务管理专业人才和研究人才，推动中国会计与财务领域的分析性研究和实证性研究，与此同时，会计系注重加强与政府部门、企业之间的合作，为中国会计与财务制度的制定提供建议，协助企业探讨和解决会计和财务管理方面的专门问题。

（二）宏观会计：学术与实务并重

闵庆全先生曾经先后担任全国国民经济核算协调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国民经济核算标准领导小组下的综合组副组长、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研究会常务理事。

闵庆全先生在1987年回顾联合国三部书的背景和过程时写道：“1953年，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统计处组织了一批专家，在英国著名的国民经济核算专家R.斯通的领导下，制订并出版了供各国参考采用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英文简称SNA）。1964年进行过一次修订，但变动不大。其后又全面总结了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在国民经济核算方面的实践经验，并考虑到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制订了一个新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于1968年公开发表。新的SNA比旧的SNA要充实完善得多。这个文件是供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参考采用的。1971年，联合国统计处又出版了名为《国民经济平衡表体系的基本原理》。由于在这个体系中，社会总产品和国民收入只限于物质产品，故又简称MPS。该体系包括五大平衡表（即物资平衡表、财政平衡表、人力平衡表，国民财富及固定资产平衡表）和十三个补充表式。这是供实行中央计划经济各国参考采用的。由于这两个体系在概念、分类、指标体系及计算方法上的巨大差异，联合国统计处为了便于进行国际比较，为了指出两体系各项指标之间的异同，以及它们相互调整和换算的原则及方法，于1977年出版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与国民经济平衡体系比较》，为进行比较研究提供了一个基础。这三个文献，不仅吸收了各国在国民经济核算方面的丰富经验，而且在解决某些问题的理论和方法上有所发展。它们各有自己的体系，但同时又相互联系，对于研究国民经济核算都是不可缺少的”。

在开展宏观会计学-国民经济核算教学的同时，闵庆全先生研究、写作和发表了“国民经济核算—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工具”“国民资产负债表和国民财富表的编制与分析”“宏观会计学与微观会计学”“资金流量与金融体制改革”等论文；出版《简明》《国民经济核算综论》等著作；主持翻译《宏观经济分析》《联合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等多部重要著作和经典文献，在会计学界和统计学界的教学和研究，都产生过重要影响。

（三）闵庆全会计研究基金

2021年闵庆全先生逝世十周年之际，在学院发展部协助下，光华管理学院会计学系发起设立“闵庆全会计研究基金”。基金将主要用于支持北京大学师生进行宏观会计、微观会计课题的学术研究，以及相关调研和讲座论坛等专业活动。

闵庆全会计研究基金第一次研讨会期间，刘俏院长为王立彦教授（左）颁发奖牌“北京大学教育贡献奖”

七、王立彦与闵庆全、厉以宁老师

我生于1950年代后期，中学毕业后当知青上山下乡，铁路机车工厂当铸造翻砂工人。幸逢1976年“文革十年”结束，1977年拨乱反正恢复高考，才有机会进入大学校门。

记得是在1987年秋季，厉以宁老师鼓励和推荐我报考博士研究生。1988-1992年间我在北大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间，专业属于“国民经济计划与管理”，研究方向“国民经济核算”，学位论文《宏观核算整体化构架研究》，属于宏观经济统计学领域。

闵庆全先生在北京大学指导过的所有学生中，我与他最为专业贴近。闵先生先会计学而后统计学。我的顺序相反，先统计学而后会计学。

跟随闵庆全先生学习、研究和攻读学位的四年，是我转入会计学专业领域的起点。在完成国民经济核算专业课题研究和博士论文的同时，自学会计知识，从担任专科生会计课程教学开始转型，逐步实现了从统计学领域到会计学领域的跨界。

在博士生学习期间，我也有机会随同厉以宁老师到多个省份进行农业经济改革和农村乡镇企业股份合作制调研，带队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完成重要研究报告。[18]

（王立彦博士论文封面、配合厉以宁院长的专题研究报告）

在北大学习和工作四十年，闵庆全先生给我的教诲之一是，在校园里致力于教学和研究，同时应当热心于专业界事务和社会服务。我也特别记得厉以宁老师有一首词的最后两句“一番求索志难移，此身甘愿作人梯”。

闵先生和厉老师的从教精神，启示我在完成教学科研工作的同时，积极投身社会公益事业。尤其在学术性公益方面，致力于所在学科领域的知识创造和发展，与学界同仁们一起创办学术期刊和专业期刊，先后担任《经济科学》副主编、学术期刊《中国会计评论》创刊主编、专业期刊《中国管理会计》创刊主编，为学术界和专业界搭建知识平台，贡献个人的微薄之力。

时代在前进，教研在发展。学术无止境，我将继续与光华同行。

王立彦，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会计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学术和专业兼职：《中国会计评论》主编、《中国管理会计》主编、中国总会计师协会副会长、财政部管理会计咨询专家成员、中国成本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金融会计学会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上市公司协会第三届独立董事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职业道德委员会委员。

独立-合作学术和专业研究成果，发表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经济科学》《中国软科学》《经济学季刊》《会计研究》《审计研究》《统计研究》《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南开管理评论》《产业经济评论》《中国经济问题》《Managerial Auditing Journal》《International Tax Journal》《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Information System》《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sclosure and Governance》《Economics and Politics》等学术期刊。合著《Accounting and Auditing in China》一书在英国出版。

经历：生长于山西，心系吕梁山黄土塬坡、雁门关外风雪。国内北南西东辗转：知青（山西清徐县）；铁路铸造工人（大同机车工厂、太原机车车辆工厂）；大学读学位（太原、成都、北京） 海外访问学者-教学研究：（英国、香港、美国、台湾）。在燕园教书、研究和编辑学术期刊-专业期刊，是工作责任，也是人生乐趣。理念：勤勉-平常心-与世为善-为他人增值。

[1]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恢复中断十余年的高考。那年我在铁道部太原机车车辆厂当工人，十二月上旬参加高考，转年元月中旬收到考试通过初选通知书，二月上旬收到大学录取通知。所以，77级学生走进大学校门是在1978年3月春季学期。四年后，毕业时间1982年1月。我接着读硕士研究生三年，1985年1月毕业，入职任教始于3月。

[2] 郭道扬《中国会计通史》第33章“国民政府时期的财务与会计”第4节“会计师事业与会计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台湾民国史料丛刊《国立北京大学纪念刊 第一册》“沿革一览”之“二、学制及学科”。

[3] 《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第二章“功课”之第二节“大学分科门路目表”，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4] 台湾民国史料丛刊《国立北京大学纪念刊 第一册》，台湾，民国六十年十月初版。

[5] 《通往经世济民之路--北京大学经济学科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北平学人访问记》，商务印书馆2020年。在当时年代，兼任教师同时任教于若干所大学、同一所大学的多个院系，抑或同时任职于商界。

[6] 台湾民国史料丛刊《国立北京大学纪念刊 第三册》“国立北京大学建校五十周年大事年表”。

[7] 西南联合大学蒙自分校纪念馆。

[8]《师者风范：闵庆全先生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9] 北京大学档案馆查阅资料，当时机构名称为“三校调整建筑计划委员会”，主任是清华大学的梁思成，副主任是北京大学的张龙翔。该委员会的任务：制订经费概算及建筑计划方案，上报教育部的“三校调整组”。闵庆全负责财务处工作。北京大学的迁校，1952年9月16日正式开始，10月4日在燕园东操场举行当年的开学典礼，马寅初校长讲话。

[10] 厉以宁、王永治、曹凤岐、张国有、朱善利教授之回忆，引自《闵庆全先生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11] 后来这个领域统一译为“国民经济核算”。

[12]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统计处编制的有关国民经济核算的三部书：《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SNA, 1968）、《国民经济平衡表体系的基本原理》（MPS, 1971）、《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与国民经济平衡表体系的比较》（1977）。

[13] 《光华管理通讯》1995年创刊号

[14] 台湾老师来北大授课，厉以宁老师多次对我特别叮嘱：台湾老师来教课，系里要有计划，安排年轻老师跟着听课。一定要向台大、政大老师学习，听课并参加讨论，努力吸收，积累经验。

[15] 《光华管理通讯》1996年第一期。《北大会计地平线》1996年创刊号。

[16] 基于国内高校会计学专业新的设置，还将申办“会计专业博士、审计专业博士”。

[17] 厉老师特别告诉我，1951年他从湖南考入北大之前，曾经当过几年合作社会计。

[18] 多次去河北唐山迁西县、山东淄博市所辖各区县。

来源 | 光华40周年史册编写组

编辑 | 刘畅

排版 | 李珅

王其文：我与光华四十载丨光华40周年

张国有：北大商科的源流及发展丨光华40周年

来源：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