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昨天（9 月 1 日）起，一个月前由中国最高法院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施行，意味着任何雇主与员工签署的“放弃社保”的协议无效，所有用人单位和劳动者都必须缴纳社会保险费。

电影《我是布莱克》

昨天（9 月 1 日）起，一个月前由中国最高法院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施行，意味着任何雇主与员工签署的“放弃社保”的协议无效， 所有用人单位和劳动者都必须缴纳社会保险费 。

其实，这一司法解释仅重申了《劳动法》中强制缴社保的规定。中国的社会保险体系是全球参保人数最多的体系，其中基本养老保险截止 2023 年年底已覆盖超过 10.6 亿人。但在养老金缺口扩大、审计署披露养老金挪用现象的当口，这份文件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为什么社会保险是全民强制的？交社保是在交税吗？养老金不平等问题从何而来？各个国家如何解决养老金问题？可以想象非货币的养老模式吗？

带着这些问题， 单读 与写作者 小五 准备了8 个关于社保与养老的 “不关键词” ，作为了解急迫又多面的养老问题的入口。

“ 铁血宰相 ” 奥托· 冯· 俾 斯麦 不仅以统一德国、奠定德意志帝国的霸权地位而闻名于世，还因其在 19 世纪末率先推动建立现代社会保险制度，被称为 “ 现代社会保险之父 ”。 [1] 然而，俾斯麦在全国范围内强制推行社保制度，并不是出于对工人阶级的善心，而是对当时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作出的回应。

19 世纪中后期的德国，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大量工人涌入城市，工伤、疾病和失业风险加剧。恶劣的劳动条件和贫困的生活，让社会主义思潮快速传播。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后改称社会民主党）在 1875 年成立后，迅速成为政府的心腹大患。除去限制工时、保护女工与童工、提高最低工资、团体合法化等诉求，建立风险共担的工伤、疾病和养老保险制度也是社会民主党的核心纲领。 [2]

俾斯麦后来透露他之所以推行社会保险，是为了 “ 争取工人阶级…… 贿赂他们 …… 将国家视为一个为他们而存在并希望为他们提供福利的社会机构 ” 。 因此，在他的主持下，政府一方面推行《反社会党人法》（ 1878 ），严厉打压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政党；另一方面，分别于 1883 年、 1884 年和 1889 年推出疾病保险、工伤保险、养老与伤残保险。 [3] 镇压与社会立法并行的“糖与鞭”策略，在短期内维持了帝国的政治稳定。

反社会党人法与俾斯麦，图源：wikipedia

02 贝弗里奇报告

1942 年，英国正处于二战的关键阶段，伦敦还在遭受德军轰炸。就在这样艰难的背景下，自由党人经济学家威廉 · 贝弗里奇爵士 （ William Beveridge ） 受英国战时联合政府委托，发表了 一份面向战后社会重建的蓝图 —— 《社会保险及相关服务报告》 （ Social Insurance and Allied Services ） ，近乎成为 “ 大众畅销书 ” 。

贝弗里奇在报告开篇指出，战后英 国必须战胜 “ 五大社会顽疾 ” ：匮乏 、疾病 、无知 、肮脏 和丧志 。 [4][5][6]

为此， 报告提出社会重建的三大支柱：统一管理、缴费平等的社会保险体系，最低生活保障和儿童津贴，以及全民免费医疗体系。 工党正是凭借着回应贝弗里奇报告的选纲，赢得了战后第一次选举。 1948 年，由卫生大臣安奈林 · 贝文 （ Ane urin Bevan ） 建立的国民保健服务 （ NHS ） 也是基于报告的设想。 [8]

贝弗里奇模式最显著的特点在于 普遍性 。俾斯麦时期的保险仍然属于 “ 工人保险 ” ，对城市男性产业工人覆盖性强，但不保障农民、服务业工人、零工和失业者。贝弗里奇则主张建立全民保险。 NHS 基本不依赖保费收入，支出主要源自税收。这已经脱离了 “ 社会保险 ” 的设计。

贝弗利期报告，图源：英国国家档案

关于 “ 社保 ” 是不是 “ 税 ” 的争论，反映了不同人群对它的不同理解和期待：是个人与国家之间的 契约性保险 ，强调权利与义务的对等；是一种与所得税、增值税类似的 普遍再分配工具 ，为社会成员提供基本生活保障；还是一种更为市场化的 商业保险，或是个人储蓄 ？

现实社会中，直接通过征 “ 社保税 ” 来为社会筹资的国家有瑞典。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其养老金、医疗和失业保险体系主要依赖雇主和雇员缴纳的工资税 （ payroll tax ） 。到 1970 年代，社保缴费占工资的比例已接近 30% ，其中雇主负担约三分之二。 [9] 这种高税率若放在其他国家，很可能引发强烈反弹，但在瑞典，却得到工会和社会民主党的支持。经济学家鲁道夫 · 迈德纳 （ Rudolf Meidner ） 甚至提出通过 “ 工资税 + 工人基金 ” 逐步将资本收益社会化，以实现更高水平的平等。 [10][11] 社保税不被视为单纯的负担，而是团结社会、保障尊严的象征。

迈 德纳“回收所有权 ”计划，图源：Jacobin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智利在 1980 年代初推行的养老金个人账户改革。在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何塞 · 皮涅拉 （ Jos é Piñ era ） 的设计下，政府统筹、现收现付的社会保险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强制性的个人储蓄账户，完全由私人养老金公司管理。这样一来， 社保缴费被重新定义为个人储蓄。 改革短期内缓解了财政压力，也契合新自由主义者对 “ 去税化 ” 的期待。然而几十年后，智利大批退休者发现养老金不足以维持基本生活，这一导火索引发了街头抗议，最终促使智利在 2019 年启动新一轮养老制度改革。 [12][13]

04 多缴、少领、延后退

世界各地的社保资金都面临不同程度的缺口问题，其中尤以养老金缺口规模最大。 2019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报告预测，若不改革，到 2035 年，国内养老金累计结余可能耗尽。 [14] “ 多缴、少领、延后退 ” ，成为大多数政府遵循的改革思路。理解背后的逻辑，三个指标必不可少： 存缴比、替代率与延迟退休年龄。

所谓 存缴比 ，即养老金基金的缴费收入与支出之比，是衡量制度收支平衡的关键。理想状态下，这一比值应高于 1 ，即 “ 收大于支 ” 。然而现实中，随着抚养比下降，很多国家的存缴比长期处在危险区。例如，中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在部分省份已低于 1 ，靠财政补助 “ 输血 ” 维持 [15] ；而日本自 2000 年代以来就因人口老龄化导致存缴比快速下滑，被迫多次提高消费税以补贴养老金 [16] 。

替代率 即养老金对退休前工资的替代比例，它直接关系到退休者的生活水平。世界银行曾提出“ 70% 替代率 ” 可维持退休生活质量，而经合组织 （ OECD ） 数据显示，目前发达国家平均替代率在 50% 左右 [17] 。在中国，职工基本养老金的平均替代率已由 1990 年代的 70% 下降到约 40% [18] ，年轻一代担心 “ 缴了一辈子，却不够体面退休 ” 。

延迟退休年龄 也成为政客的“必选项”。欧洲多数国家已将法定退休年龄延至 65 岁以上， 2023 年在法国发生的大规模抗议，就与退休年龄延迟到 64 岁有关 [19] 。中国也在 2024 年公布 “ 渐进式延迟退休 ” 方案，预计用十五年时间将男女职工退休年龄提高 3-5 年 [20] 。

2023 年法国反延迟退休抗议，图源：Global News Youtube

年轻人要 “ 多缴 ” ，老年人要 “ 少领 ” ，所有人要 “ 延后退 ” ，意味着整整一个时代的工薪阶级利益正在被重估。 如果普通人想要在人口老龄化的情境下获得更好福利，只能求取 其他形式的社会改革。

05 “三大差距”

在讨论社保公平时，人们常提到当前体制内人员、城镇职工和农民的养老金待遇比例达到了 30:15:1 [21] 。这一说法反映了社保待遇存在的三大差距。 这些差距不仅源于社保制度设计的问题，也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不均衡的历史积弊。

目前讨论最多的是 体制内外的差距 ：机关事业单位的退休人员往往拥有更高的养老金替代率和稳定待遇；体制外劳动者，尤其是零工和农民工，则普遍缴费负担重、保障水平低。这一差异源于制度设计上的 “ 身份分割 ” ，长期以来，公务员、事业编制职工与企业职工实行不同的缴费基数和计发公式，尽管近年来推动并轨改革，但待遇差距依然顽固存在，体制内群体获得了更多的财政补贴。

城乡之间的差距 ，深层原因在于制度起点不同。城镇职工社保自上世纪 90 年代起步，一定程度上接续了单位体制福利。而农村长期没有国家兜底的养老保障，新农保直到 2009 年才开始实现铺开 [22] ，且缴费档次与待遇水平普遍偏低，主要依赖财政补贴而不是保费收入。与此同时，改开以来随着大量青壮年农民工流向城市，老龄化叠加空心化进一步加剧了城乡分化。老人缺乏本地收入，集体经济萎靡，乡村财政状况恶化，使得很多地方的农村缴费缺乏持续财源。

区域差距 则是另一层制度化产物。中国社保制度高度依赖地方财政和缴费池子，沿海发达省份享受改革政策，资本积累早，长期吸收内陆地区的劳动力，因而工资基数高、就业面广、财政能力强，能够维持较高水平的养老金支付。而中西部和东北一些地区因经济衰退或人口流出，出现养老金收不抵支的状况，需要依赖中央调剂。虽然 2022 年养老保险建立了全国统筹调剂机制 [23] ，但幅度有限，未能根本缩小东中西部之间的差距。

06 “熬社保”

其实， 2025 年的“社保新规”并不新：企业不得与员工约定放弃缴纳社保，仅仅只是重申了劳动和社保法规已有的规定。 [24] 除去部分企业主对 “ 强制征缴 ” 感到恐慌外， “ 社保新规 ” 能引发舆论，也关乎当下部分劳动者的情绪。

在零工化浪潮下，依托互联网平台的外卖、快递、直播等职业人群，或是由于工厂环境差而 “ 提桶跑路 ” 改做日结工和短期工的青年工人，部分已经习惯了 “多拿现金少缴社保” ——这些工作模式原本就是企业为规避社保成本而设计的。工资低、个人缴费高等原因，也导致有的工人不愿意缴社保。关于社保危机的争论，也让更多青年劳动者认为回报遥遥无期且不确定，不如拿到手的工资实在。

但舆论中不常被提及的是，也有很多劳动者选择了 “ 熬社保 ” ：等待缴满年限、等待能顺利退休、等待能领到多少。县城里四五十岁的女工是 “ 熬社保 ” 的典型身影。她们往往在纺织、电子装配或食品加工厂打工，工资低、管理严苛、工作环境单调甚至恶劣，但不敢轻易辞职，因为一旦社保缴费中断，未来的养老金便没有保障。这类劳动者没有足够的个人储蓄，频繁流动导致的家庭分离使家庭照护无望，社保成为老年生活的最后一道防线。 [25][26]

在迥然不同的图景中，可以看到社保不仅是技术性的收支账目，更是关乎代际公平、经济平等、区域协调、城乡均衡和社会信任的制度实验。 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不能使社保成为让工人甘愿忍受低工作待遇的 “ 稳定器 ” 。提高工资收入，改善工作环境，提供更多普惠性质的社会福利，才能使劳动者摆脱当下生活质量与未来养老保障的二元对立。

07 长期照护保险

在老龄化浪潮的冲击下，老年人长期失能或慢性病照护需求增加，单靠家庭和基本养老保障难以满足需求。尽管一些地方，例如加拿大安大略省，试图通过为家庭中的主要照护者提供的护理津贴来应对这个问题，但传统家庭代际照护功能的衰退已经难以遏制。

在此情况下，建立 长期照护保险 （ Long-Term Care Insurance, LTCI ） 并纳入已有社保体系，是很多地方在尝试的方案。与传统养老金不同，长期照护保险的重点不是提供生活费用，而是覆盖日常生活无法自理的风险，包括洗漱、进食、如厕、行动等日常活动的辅助服务。

在德国和日本，长期照护保险是强制性社会保险的一部分。 德国长护险自 1995 年起实施， 每位职工都必须缴纳约 3.4% （2023） 的收入用于护理保险，覆盖包括居家护理、日间护理和机构护理在内的多种服务。 [27] 截至 2024 年底，约有 560 万人接受了德国长期照护保险的支持，其中约 70% 选择居家照护，反映出制度对社区照护的支持倾向。 [28]

日本则在 2000 年建立了全国性的介护保险 （ Kaigo Hoken ） ，为 65 岁以上老人及部分 40-64 岁慢性病患者提供长期照护，由政府、雇员和雇主共同缴纳保费。 2022 年约投入 11.19 万亿日元，用于支持居家护理、社区照护和护理机构服务。 [29]

中国目前尚未建立全国性的长期照护保险制度。虽然自 2016 年起， 49 个城市如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宁波等试点长期护理保险，但覆盖范围有限，多为城镇职工或特定群体，试点资金主要来自社会医疗保险划拨（约占 60-70% ）或地方财政。 [30]

08 非货币化养老

目前国内关于养老不平等的讨论往往集中在养老金资金发放差距上，但养老服务的可触及性和质量也很重要。

还有些问题是无法用钱解决的—— 即便给予充足养老金和高档养老服务，若缺乏家庭陪伴、社会参与和心理支持，老人的生活质量仍难以提升。 因而在城乡探索不同形式、因地制宜的非货币化养老模式很有必要。

以日本的 “Fureai Kippu” （互助券）为例：这是一种社区货币系统，居民通过为老年人提供服务（如购物、陪伴、做饭、沐浴、为盲人阅读等）赚取 “ 时间积分 ” ，这些积分可用于兑换他人的服务或未来的养老服务。 [31]

Fureai Kippu 互助券，图源：Atlas of Future

荷兰人道主义之家 （ Humanitas ） 则邀请大学生与老年人共同居住。学生提供陪伴和帮助，老年人则为学生提供住宿，通过代际共居来减少老年人的孤独感，同时为学生提供经济支持。 [32] 西班牙巴塞罗那的 Can 70 项目则是巴塞罗那首个老年人住房合作社项目，面向 50 岁以上人士，提供 26 套住房，旨在促进老年人之间的共同生活和互助。 [33]

需要强调的是，此类项目多为社区互助实验，并非国家养老制度的正式组成。社保、照护与非货币化养老模式的完善，不仅需要来自政府内部的改革，也需要来自民间的批评、实验与建设。

来源：涂涂的小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