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战胜利纪念堂位于昆明市云瑞西路49号，其主体工程于1946年落成时，为缅怀抗战时牺牲的军民、纪念抗战胜利而正式定名为“抗战胜利堂”，由时任云南省主席卢汉亲笔题写《抗战胜利堂碑记》。1950年12月，经云南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抗战胜利堂”正式改名为

与南门外跨光华街的

云瑞公园、云瑞东西路两侧的

环形建筑相互呼应

形成金樽美酒与花环的造型

显示云南人民庆祝抗战胜利的喜悦心情

抗战胜利纪念堂位于昆明市云瑞西路49号，其主体工程于1946年落成时，为缅怀抗战时牺牲的军民、纪念抗战胜利而正式定名为“抗战胜利堂”，由时任云南省主席卢汉亲笔题写《抗战胜利堂碑记》。1950年12月，经云南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抗战胜利堂”正式改名为“人民胜利堂”，2006年5月被国务院批准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再次更名为“抗战胜利纪念堂”。

有奖征集设计图案

在《昆明市中山纪念堂应征图案影集》中，正中会堂平面设计图案是一架别致的飞机造型。当时供职于昆明市政府工务局的建筑师沈长泰，见证了这座意义重大的建筑从设计图纸到实体建筑的全过程。

1937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就读于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中国美术学院前身）建筑系的沈长泰随学校辗转迁徙到昆明，于1939年6月毕业后入职昆明市政府工务局，从事城市规划、建筑设计和城建管理工作。

2023年12月，沈长泰家人将其从事昆明城市建设工作期间形成和保存的照片、图纸、工作笔记、证书、印章等2356件珍贵档案资料，无偿捐赠给云南省档案馆。据沈长泰珍藏的档案资料显示，胜利堂修建的缘由是1943年7月7日云南省临时参议会第二届第二十一次会议发出的动议：为纪念时任云南省主席兼军管区司令龙云的功绩，建议在风景优美的云瑞公园内（原清代云贵总督府旧址）建一座志公堂（注：龙云字“志舟”）。

昆明中央公园（胜利堂）鸟瞰效果图（云南省档案馆馆藏）

为建设胜利堂，昆明市曾于1943年出台了征求办法。一份名为《昆明市政府兴建中央公园中山纪念堂征求工程图案办法》的文件中明确提出，昆明市政府作为甲方奉令兴建中央公园中山纪念堂及其他附属工程，公开征求工程设计图案。除了对建筑式样提出“以能发扬我国固有建筑艺术及表彰时代精神为原则”的要求外，还发布了奖励办法，其中“第一名奖励国币壹万元”。

建造过程一波三折

根据沈长泰的记录，最初动议的确是修建志公堂，但为便于社会筹资，公开的征求办法中改为兴建“中央公园中山纪念堂”，使募捐更有号召力。征求办法从公布到截止共35天，沈长泰在日记中回忆道：“在限期内共收到了近二十个应征方案，其中很多都是出自名家之手，多数质量较高。经过多次公开展览与评议，选定并批准了按李华（又名龄华）建筑师的方案。”

李华（又名龄华）的胜利堂设计图（云南省档案馆馆藏）

方案虽已选定，但受限于当时的条件，且按照招标要求“建筑材料必须以能在本市就地采购者为限”，而本地缺乏质量较高的钢材、水泥，资金也紧张，最终整个建筑以砖木建材为主，具体工作落实到昆明市政府工务局。

沈长泰负责监管该项工程，为便于到现场了解情况，施工期间他租住在离工地较近的正义路五华坊。然而，工程建设到一半时，建筑师李华离开昆明出国了。此后，沈长泰和李华再无联系。

据沈长泰的日记记录，当初为胜利堂选定的牌坊图样由招标中获得第二名的建筑师梁衍所设计，但最终落成的胜利堂并无牌坊。对此，沈长泰之子沈安波分析道，原因可能是1946年年底胜利堂主体工程暨主楼土建部分已基本完工，负责承建的上海驻滇建筑企业“陆根记营造厂”在抗战胜利后急于重返上海开展业务，再加上本地技术人员稀缺，因此工程尽快收尾是较为理想的结果。

建筑颇具时代特征

抗战胜利纪念堂

云南陆军讲武堂研究会秘书长陈秀峰曾深入研究过胜利堂的历史。他指出，云南曾是被日寇轰炸的重灾区，1941年，中国人民抗敌后援会在全国发起捐款购买飞机抗日活动，云南各族人民踊跃捐款，共购买了30架飞机。此外，云南是我国发展航空业较早的地区之一，因此，建筑师李华以“胜利之鹰”飞机为建筑造型外观的设计方案中选在情理之中。

据了解，胜利堂是中西合璧的宫殿式建筑，结构严谨，受规划红线控制，其周边能建商用楼房的土地有限，故南门外两侧楼房只能建成瘦高状，被人们称为“酒杯楼”。胜利堂正中会堂平面为战机造型，与南门外跨光华街的云瑞公园，以及云瑞东西路两侧的环形建筑平面，组合形成金樽美酒及花环的造型。这一构图艺术彰显了云南人民对抗战胜利的喜悦心情，具有浓郁的时代特征。2015年8月，胜利堂入选国务院公布的第二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

来源：云贵高原生活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