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红军有一次很大的失利。苏区中央，战争。第五次反围剿没赢，红军不得不出发长征。这是最直接的原因。后来有很多种说法，有的人说李德，博古的问题最大。可真要问，全是他们的错吗？这里还是要讲事实。

红军有一次很大的失利。苏区中央，战争。第五次反围剿没赢，红军不得不出发长征。这是最直接的原因。后来有很多种说法，有的人说李德，博古的问题最大。可真要问，全是他们的错吗？这里还是要讲事实。

李德有个想法，按他的话说，就是一个阵地对阵地——“堡垒打堡垒”。他希望大家都站在原地打一场，正面碰撞。他还搞了“短促突击”，大家一起往前冲，可红军装备本就不如人，硬着头皮冲，那损失就大了。

毛泽东，包括一些别的人，他们有别的意见。他们说可以骗敌人走进来，自己再反过来打。可是谁听呢？李德说不行。广昌那个地方，打了一场，红军损失很大。有数据说，广昌死伤很多，光是一个战役，红军就减员五千五百多。

博古，其实是当时中央的头。他做决策，喜欢听李德的建议。再加周恩来，他们三个人在一块做主，叫“三人团”，重大事情多数自己定。还有朱德，彭德怀，他们的意见经常被压住。谁也进不了决策圈子，这就成了问题。

“三人团”主导重大决策，朱德和彭德怀被排除在外。

不仅是上面的事。再看外面。国民党集中了好多兵。他们这次专门调重兵来打苏区。国民党约动员100万人，直接进攻苏区的有50万人。他们建了很多碉堡，三千多座，把地盘都圈起来。

而红军这边，人数不到十万，打得久了，没东西吃，生活压力很大。苏区经济又不好，支撑不住。

战斗中，还有更大的难处。那时党的主要领导，提出一个主张，他们说要将敌人挡住，挡到国门外面，不想后撤。他们不管红军是不是应该保存力量，这样一来，很强求。

还有肃反——“肃清AB团”。一些人受怀疑，都被处理掉。这样红军指挥的人变少，还有人内部害怕，不敢说话。

再往上看，来自距离很远的共产国际，他们那边派人说要“保住每一寸土地”。好像丢一点地都不行。他们讲的话全都要听。本地人说什么不管。这样大家自己做不了决定。

而对面的装备也更好了。他们有德国和意大利来的军事顾问。部队更精良，打仗更有准备。

在后来的历史会上，过去的领导都检讨了这次事。遵义会议批评了李德和博古当时指挥问题，但对他们的政治态度还留有余地，没有一概否定。

再过十年多。另一个大会，党的六届七中全会，把整个第三次“左”的路线全面总结，说王明、博古搞的那一套，理论脱离实际，是问题的根本。他们写进决议，对之前经验教训都讲透了。

现在的一些学者都承认，李德、博古那时负主要责任。可也不是只怪他们。很多历史环境造成的，比如大家受共产国际影响大，有的人没见过多少大场面，缺少经验，有的也是群众本身就很弱。

教训在这里。死搬书上的道理，不看实际情况，革命就搞不下去。就是这次吃大亏，红军后来才慢慢变得会看局面，开始打运动战，丢掉不行的战术。后来有了很多新做法。比如毛泽东重新带兵，四渡赤水就打得很快活。

有人说，失败完全是李德和博古搞坏的，也不对。错没那么简单。可是，如果他们当时能听听别人的主意，说不定会少走点弯路。关键一步，是那一阵把毛泽东排除在外，好的主张用不上。

毛泽东军事主张被压制，战局恶化是重要后果。

总的就是那么几条。外部压力太大。内部决策方式不对。高层做决策太封闭，不听好意见。“左”的教条老想打死仗，不放弃一寸地，不准南移。红军实力耗光，崩溃也就快了。

过后再看，这段历史换来了不一样的走法。党的领导层知道，光从书上学，挺不过去。后来军事思想和路线都变了，讲究实际情况。毛泽东后来掌了指挥，红军打仗就灵活了。党史书上也写明白：“红军长征，本来就是‘左’的主张继续发展的后果。”

吃亏换来经验，血的教训让党成长。之后，路也找到了，打仗和决策不再这么死板。

大家都记住了这段历史。

来源：渝鲜生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