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有观点认为，白鸟库吉提出的“以“对抗”与“冲突”视角来观察古代中国民族关系的“南北对立”论，是对两个“一体”的解构——先以“南北”两大民族势力的二元对抗解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进而解构历史中国以及各民族政权之间的政治一体。

有观点认为，白鸟库吉提出的“以“对抗”与“冲突”视角来观察古代中国民族关系的“南北对立”论，是对两个“一体”的解构——先以“南北”两大民族势力的二元对抗解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进而解构历史中国以及各民族政权之间的政治一体。

那么问题来了，“南北对立”论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一理论？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接下来和大家简单聊聊。

《白鸟库吉》全集

白鸟库吉（1865—1942），高中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史学科，毕业后担任学习院教授，1904年兼任东京帝大教授。1908年，他在满铁总裁后藤新平的举荐下，成立“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主持编撰了《白山黑水文库》系列丛书。

1912年9月，时任学习院院长乃木希典自杀身亡。因此，他曾短暂担任过学习院院长一职，在1914—1920年间担任东宫侍讲。

白鸟库吉

1919年，当选为日本帝国学士院会员。1921年从学习院退任，全职担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1922年，受东京帝大的任命，再度前往欧洲，获得了法国政府颁发的文化功劳勋章。

1923年，东洋文库成立。他不仅被任命为东洋文库理事与研究部长，还先后创办了《东洋文库论丛》《东洋文库研究部欧文纪要》等重要刊物，为东洋史学的研究工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总的来说，一生致力于“振兴我国之东洋学，使之达到甚至超过世界水准”的白鸟库吉，在突厥、乌孙、匈奴、粟特、康居以及东北、蒙古、朝鲜史地领域的探索与研究，赢得了欧美学界的高度评价。

白鸟库吉著《西域史研究》

但与前辈那珂通世一样，白鸟库吉的研究也蕴藏着很强的政治思考。比如他在发行于1915年的《满蒙研究汇报》第一号的“发刊辞”中，一度直言不讳地表示：

满蒙研究，绝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领域。满蒙对我而言，一为北门之锁匙，一为东洋和平之保障。满蒙今为日本通向欧亚联络之最捷径，处于未来东西文明接触圈内，我国国民岂可轻忽视之？况我于满洲投入战费二十亿，人员牺牲则在五、六万以上。

1925年，白鸟库吉正式退休。1942年3月，他因肺炎去世，时年七十七岁。

白鸟库吉主持的《东洋学报》32卷复刻版

白鸟库吉认为，“中国历史”的本质就是“北方游牧民族与以汉民族为首的南方农耕民族的斗争史”；而南北方的分界线，正是长城。

在白鸟库吉看来，“如果人类的性格用文武二字来概括的话”，那么“居无定所，食肉饮酒，骑马争斗，身体彪悍，擅长战争，不怕牺牲”的北方游牧民族，“是不懂人情世故，只有武力的生硬武士”。

不过，尽管他们以武力见长，却也是“没有文化的野蛮民族”。

细密画中的蒙古骑兵

作为对比，主要从事农业，拥有高度文明的南方汉族定居民，“从远古就开始拥有比较发达的文物，在周围都是野蛮人居住的情形下，他们的文明就如同沙漠里的绿洲，万绿丛中一点红”。

但值得玩味的是，他同时提到了“汉族文明”的“原创”问题，即“还没有确定中国的文明是汉民族发明的，还是从其他国家传来的。”

由此可见，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汉族西来说”的影响力还是比较深远的。

《清明上河图》局部

白鸟库吉进一步指出，中国历史上的“南北对抗”始于秦朝的建立。当然，南北民族的斗争历史远比秦朝的建立“早得多”。

对于 “南北大战”的胜败和进退等情况，白鸟库吉进行了颇为详尽的考证。

他在考证后认为，尧舜时代的“三苗之战”是最早的“南北大战”。周幽王被犬戎击败后，都城镐京失陷，西方的大片土地落入敌手；直到管仲的出现，“才使汉民族幸免于难（帮助邢、卫两国复国）”，压制住了北狄扩张的势头。

到了战国时期，北方的燕、赵、秦等国，先后以北筑长城的方式“抵御北狄”。“因为北狄一旦强盛，就会大举进攻南方，肆无忌惮地劫掠人口和财物；因此，一旦北狄挥师南下，南方诸国就会团结起来，共同抵御来犯之敌。”

春秋战国时期的长城遗址分布图

秦始皇统一中原后，令蒙恬率领大军北击匈奴。秦军收河套，屯兵上郡（今陕西榆林境内），“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

待局势日趋稳定后，蒙恬从榆中（今属甘肃）沿黄河至阴山构筑城塞，在连接了秦、赵、燕5000余里旧长城的基础上，修筑了北起九原、南至云阳的秦直道，构成了漫长的北方防御线。至此，南北民族以长城为界，开启了“漫长的斗争”。

秦长城示意图

楚汉相争时期，“汉民族放松了对匈奴的警惕”。于是，蓬勃发展的匈奴人，不仅夺取了河套地区，还先后击败了西北的大月氏和北方的丁零等部族，一时风光无限，直到“卫青、霍去病等英豪将军的出现，才使汉民族免受匈奴吞并”。

在积累了大量的财力、物力以及军力之后，汉武帝先后发动了漠南之战、河西之战和北之战，逼得匈奴不得不避居漠北，休养生息。

古画中的汉匈大战

东汉时期，北方地区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人畜饥疫，死亡大半，再加上匈奴统内部争权夺利，最终分裂为南北两部。

其中，南匈奴南下降汉，逐渐成为了黄河流域的汉族的组成部分；北匈奴被击败后，西迁到了西域及更远的地区。

白鸟库吉认为，在匈奴日趋衰微的同时，“一直盘踞在蒙古地区的东胡民族和（满洲系统的）扶余民族，开始强大了起来。在南方强大时，他们就会联合起来共同御敌；当南方出现衰颓之势时，他们又开始与之争夺霸主的地位”。

东汉疆域图

到了三国和魏晋时期，北方游牧民族逐渐打破了过往“只能居于长城以北的界限”，开启了民族大移动。八王之乱（299—307）爆发后，鲜卑主动联合匈奴、羯、羌、氐等游牧部落，“将汉民族基业夺取了大半，占领了长安和洛阳”。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最终形成了以东晋和宋、齐、梁、陈组成的“南朝”以及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等数个“北朝”对峙的局面。

白鸟库吉认为，“在大部分时间，北方一直在压制着南方”。

“五胡”的主要位置

直到隋唐时期，这种“南北均势”的局面才被彻底打破。尤其是“重新威震四方”的唐朝，不仅在灭亡了高句丽与百济之后，将“南满（东北南部）、北鲜（朝鲜半岛北部）收入囊中”，还先后击败了突厥、薛延陀等强敌，“达到了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盛况”。

遗憾的是，安史之乱（755—763）的爆发，使得“守卫边境的军人们开始跋扈了起来”，从而形成了藩镇割据局面。

鉴于“这些军人当中，原本属于北狄的人已经占到了大半”，其直接结果就是，“又一轮新的分裂和入侵开始了”。

值得一提的是，白鸟库吉在此特意提到，“汉民族衰败的运势，也是此时开始的”。

安史之乱示意图

唐朝灭亡之后，契丹、女真相继占领了北方大部分地区，中国再度进入了“南北对峙”的局面。

最终完成“大一统”的王朝，是由“非汉”的蒙古人建立的元朝，“虽然汉民族一时反抗建立明朝，后来又被通古斯种的满洲人吞并，建立了清朝”。

这就意味着，“北方彻底征服了南方，野蛮民族战胜了文化民族”。

电影《柳如是》中进入南京城的八旗铁骑

言至于此，白鸟库吉意味深长地表示。“中国今天的种种不幸，如国家的衰败、民族的颓废等，都是北方野蛮民族战胜南方文化民族带来的恶果。”

白鸟库吉认为，野蛮的北方游牧民族在击败并统治文化更为发达的汉民族时，“通常会遗留下种种物质的和精神的弊害”。

最具代表的，莫过于思想领域的保守主义以及性格层面的妄自尊大。

大臣跪拜乾隆皇帝，刊印年代1840年

在谈及“保守主义”时，白鸟库吉指出，北方游牧民族的胜利不仅没有让“在文化层面占据着绝对优势的汉民族退回至野蛮社会”，还让“北方的野蛮民族逐渐被同化”。

但是，在“同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人很容易滋生保守固陋的倾向”。对此，白鸟库吉将之视为“基于自保”的产物，“北方民族的侵犯愈猛烈，中国人的保守倾向就越强烈”。

明朝“庚戌之变”主题绘作

再加上传统儒家思想中“道德”观念的影响，使得这种“保守固陋的倾向”变得愈演愈烈，最终“导致了保守主义的形成”。

对此，白鸟库吉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这个民族之所以没有丢失固有的文物，多亏了保守主义，这种保守主义对于汉民族的文化，真可谓是金城壁垒；世界上没有比汉民族更善于保存古代文物的民族，他们是活着的木乃伊。”

电影《柳如是》剧照

至于“妄自尊大”这一“癖病”的形成，也是“北方游牧民族入侵”下的产物。

具体而言，“同化现象”的频繁出现，“使得中国人逐渐产生了骄傲自大的心理”，即“中国是亚洲唯一的文明国，周围的民族都要接受中国的训导。更何况，即便有外来民族侵入进来，也会很快被汉化”。

电视剧《走向共和》剧照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人的这种妄自尊大的性格，变得越发严重”。

比如“汉民族给周围民族所起的名称大多带有犬字旁，或者是虫字旁；把与外国人的来往送礼称为来朝入贡，把入贡国的酋长或君主称为蕃臣”等。

其结果就是，”汉民族丢失了谦虚的美德，形成了尊大的风气”。

小斯当东单膝下跪向乾隆皇帝呈递国书

最终，他做出了这样的总结：

自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就屡屡遭受外国人的侵略。可即便如此，中国人依然保持着固陋的习惯，拒绝学习西洋的文明制度。

究其原因，就是保守主义的惰性所致。可以说，中国的衰败。都是由于具有独尊主义和保守主义，不采用西洋文明的结果。

《南京条约》原件

用发展的眼光看，白鸟库吉的论述，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片面性。

首先，关于以长城为界划分中国“南北二元”的理论，有着极为浓烈的政治倾向性，即“割裂中国”的目的。

其次，中国历史上汉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其本质是中国人民的内部矛盾，不应该看作是两大敌对的“外部势力对抗”。

第三，关于“戎狄病”的论述，极具片面性和蛊惑性，不仅不符合实际，更是对中国各民族文字、文化的蔑视和诋毁。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内展出的带有“中国”铭文的何尊

所谓“中国文明停滞论”，可以简单概括为“古代发达的中国文明，在四千多年来始终都停留在同一阶段”。因此在进入19世纪后半叶，“一直停滞不前的中国文化，逐渐沦为了低级的文化，失去了往日的光彩，变得黯然失色，令人鄙视”。

长城

那么问题来了，如何理解所谓的“低级的文化”？对此，白鸟库吉在《中国上古史》中，将人类的文化划分成三个阶段：

《坤舆全图》

在白鸟库吉看来，“中国文化一直处于第一阶段，是一种必须要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文明，几乎没有思想和精神上的文明”，比如：

甲骨文汉字对照表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中国文明会陷入“停滞”？对此，他给出了两点原因。

首先，中国人一直严格恪守着以君臣之礼、父子之礼、夫妇之礼为代表的儒教的伦理关系，对古代圣人留下的古训也有着与生俱来的敬畏。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人逐渐养成了保守和尚古的性格，进而陷入到了文明停滞不前的困局。

电影《柳如是》剧照

其次，这是“文弱的汉民族敌不过勇武、野蛮的北方游牧民族”的必然结果。

为了自保，“汉民族不得不通过坚持捍卫并发扬自己的文化，旨在将之同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南下入侵的北方游牧民族，在进入汉土后，不仅莫名其妙地变成了中国人，还感染了汉民族的命运观以及懒惰柔弱的风气”。

于是，“北方民族逐渐变得软弱无能，懒惰优柔；汉民族变得固陋、保守、退缩、不进步、失去爱国心”，整个国家陷入到了文明停滞的局面。

八国联军侵华时，帮助其运送物资的中国民众

最终，白鸟库吉尖锐地指出，倘若一个国家的文明陷入长期“停滞”的不利局面，那就等同于一个人“呼吸了停止”。对于“国民性毫无优秀品质可言，文化的辉煌一直停留在古代”的中国而言，最终的结局只有一个——“死亡”。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文明停滞论”一度俘获了大量拥趸。

1938年，京都帝大教授矢野仁一（1872—1970）在其主编的《东洋史大纲》一书中指出，“在中国，文化早在周汉的古代就已大成、定型，此后经过唐宋元明清，几乎没有显著进展”。

具体而言，“中国文化的发展，不过是模仿自己，即模仿自己古代的文化，因袭前代的文化。随着时代推移，则模仿之模仿，因袭之因袭，日益退化。如今，中国的文化不过是古代文化的遗留物，前代文化僵尸而已。”

矢野仁一著《东洋史大纲》

用发展的眼光看，这种“文明停滞”的提法，一方面给予了日本“脱亚入欧”的正当性，也同时给予了日本正当侵略中国的合理借口——只有日本，才能成为中国的拯救者。

进入20世纪30年代之后，以白鸟库吉为代表的日本东洋史学家们，将这种夹杂了学术与政治两方意图的历史研究，进一步升级为了“具有帝国主义性质的论述话题”。

因此在九一八事变结束后，由“满鲜历史地理调查所”编纂的十余册《满鲜历史地理报告》，价格居然暴涨到了令人咋舌的“百金”，成为了日本军方以及政界炙手可热的“情报”。

《满鲜历史地理报告》

由此可见，与自然学科的研究不同，历史学科必须要面对一个各自不同的学术策略与思想立场问题。当知识沦为了政治的附庸时，学者的良知很容易被狭隘的民族扩张主义所吞噬；丰富的学识，也容易演变为侵略者手中的利剑。

来源：汗八里文艺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