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沙飞（原名司徒传），1912年生于广州，是中国革命摄影事业的先驱者。他因1936年拍摄鲁迅临终前的影像一举成名，他给鲁迅先生拍摄的遗照发表在上海《良友》等刊物上时，他第一次使用了“沙飞”这个笔名，意为:

1950年，战地摄影记者沙飞因枪杀日籍医生被处决，刑前最后一句话是“我要跪下吗？”

沙飞（原名司徒传），1912年生于广州，是中国革命摄影事业的先驱者。他因1936年拍摄鲁迅临终前的影像一举成名，他给鲁迅先生拍摄的遗照发表在上海《良友》等刊物上时，他第一次使用了“沙飞”这个笔名，意为:

飞向自由的沙子，被称为“中国革命新闻摄影第一人”。抗战爆发后，他加入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用镜头记录下无数震撼历史的瞬间：白求恩手术中的专注、聂荣臻将军与日本遗孤美穗子的温情、平型关大捷的硝烟、长城抗战的悲壮……这些照片不仅成为抗战宣传的利器，更成为中华民族抵抗外侮的永恒见证。

1939年白求恩因感染医治无效去世，沙飞闻讯连夜赶来告别，我们如今看到的白求恩遗容照也是沙飞所拍摄。在悲伤中，沙飞还意外得知了白求恩的一点遗嘱。

白求恩写给聂荣臻司令的最后的信：

亲爱的司令员，今天我感觉非常不好…也许我会和你们永别了！两个行军床，你和夫人留下吧，两双英国皮鞋也给你穿了。马靴和马裤给翼中的吕司令，照相机请给沙飞...最近两年是我平生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日子。

后来，沙飞一直用这台白求恩遗赠的照相机拍摄，直到生命的终结。

沙飞曾说：“摄影是武器，是历史的眼睛。”他冒着生命危险穿梭于战场，累计拍摄2万余张照片，甚至从日军轰炸中抢救底片，几乎以命相搏。聂荣臻评价他：“照片不识字的人也能看懂，比文字更有力量。”

1948年，沙飞因肺结核入住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长期战争创伤、目睹日军暴行的心理阴影，加之高强度工作压力，使他患上“迫害妄想型精神分裂症”。他坚信日本医生津泽胜是“潜伏特务”，意图效仿“鲁迅被日本医生毒害”的传闻谋害自己。

尽管津泽胜是反战联盟成员，医术精湛且尽心治疗，沙飞的病情仍因精神错乱恶化。1949年12月15日，他以“道谢”为名将津泽胜骗至病房，连开三枪将其杀害。案发后，沙飞平静承认罪行，称“为民除害”。

案件震动华北军区。沙飞的战友、上级聂荣臻深知其贡献，但津泽胜的清白证据确凿，且事件引发日籍医护人员集体抗议。1950年2月，军法处认定沙飞“蓄意谋杀”，判处死刑。聂荣臻含泪签署判决书，却叮嘱行刑前“让他吃好点”，并特供其最爱的鱼。

刑场上，沙飞身着西装，神色平静。当行刑者问“要跪下吗？”他答：“不用。”最后一刻，他紧握鲁迅照片，留下一声枪响。

沙飞死后，妻子王辉奔走申诉，但因证据遗失与国际关系考量屡遭驳回。1986年，沙飞的女儿王笑力经过长期奔走，以“精神医学鉴定”证明沙飞当时为“无刑事行为能力者”，北京军区撤宣布撤销原判，恢复其党籍、军籍和个人名誉。日本医生津泽胜的遗女池谷田鹤子亦参与沙飞摄影展，称“两人皆是战争的牺牲品”。

沙飞的悲剧是战争创伤、精神疾病与时代局限交织的产物。他的镜头曾定格民族的尊严，却也因偏执的枪声毁掉两个家庭。聂荣臻的泪、王辉的坚持、津泽胜子女的谅解，共同拼凑出历史的复杂与救赎的可能。正如沙飞女儿所言：“父亲与津泽胜先生的灵魂，终在和平的影像中和解。”

沙飞的摄影作品至今仍是研究抗战史的核心资料，而他的故事则成为战争对人性的撕裂与重建的深刻注脚。

来源：舒霆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