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二次上台以后，已经向中国、欧盟、加拿大、墨西哥等多国发出提高关税的威胁，一些国家也已经做出“以牙还牙”的强硬姿态，“关税大战”一触即发。这不禁让人想起，百年前的那场由美国发动的关税战、贸易战、补贴战直接推动“大萧条”的形成以及其后的“二战”悲剧。所谓美国“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特指1929年华尔街股市崩盘之后长达十年之久的经济深度萧条。所谓日本“大衰退”（Lost Decade），特指1990年“平成泡沫”破裂之后日本的长达二十年、甚至是三十年的经济衰退，通常被日本人称之为“失去的三十年”。就危机持续的时间而言，日本“大衰退”要比美国“大萧条”更加持久；但就危机的影响力度和危害程度而言，美国“大萧条”要比日本“大衰退”严重的多。以1929年华尔街股市暴跌为起点，美国的金融、经济乃至社会都出现了剧烈震荡，GDP的年平均下跌幅度大约为6.5%。当美国经济下跌到最低点时，“以美元计算的国民收入减少了一半，总产量下降了三分之一，失业人数一度上升到劳动力总人数的四分之一”。并且，美国“大萧条”还将全世界都拖下了水，英国、法国、德国等主要国家也相继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衰退。与之相对照，1990年后的30年间，日本经济共出现过8次一般性“衰退”，GDP的年平均下跌幅度约为-1.9%。然而，日本以GNP计算的经济总量实际上还“稳中有升”，以美元计算的国民收入增长了一半，总产量增长了四分之一。尤其是，海外投资快速增长，海外资产稳步增值。并且，日本始终没有出现大面积的失业潮，官方失业率基本保持在3%-5%之间。美日两国应对大危机的改革方向存在着显著差异。“罗斯福新政”的主要内容是强化政府职能。“罗斯福新政”的主要内容可以用“三R”来概括，即复兴（Recover）、救济（Relief）、改革（Reform）。其中，复兴和救济，属于短期行为，所起到的是救急的作用，而真正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还是以促进社会公平为目的的制度改革。为此，罗斯福在“大萧条”期间，建立起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金制度，确定了最低工资制度和最高工时制度，首创实行了按收入和资产的多寡而征收的累进税制来缓解劳资对立的阶级矛盾。这一连串制度改革，为美国打造了一个相对公平的社会保障体系。因此，“罗斯福新政”也标志着美国的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从“传统资本主义”转变为“现代资本主义”。再看日本。日本“大衰退”期间，在新一轮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桥本、小渊、小泉、安倍等几届政府坚持不懈地推进市场化改革，使日本经济更深、更广地融入世界经济之中，本国经济效率不断得到改善。首先，1996年，桥本内阁力推行政改革，将日本的政府部门总数从22个“省厅”（部委）压缩到12个，并撤销了企划厅（类似于“发改委”），将“通产省”改为“经产省”。其次，1998年，小渊内阁实施“金融大爆炸”改革，加强中央银行独立性，将金融厅与财务省进行分离，并打破银行、证券、信托、保险之间的各种准入限制，实现费率的市场化。再次，2001年，小泉政府成立后就提出“没有结构改革就没有经济复苏”的口号，要求落实“凡是民间能做的事情就由民间来做”的改革原则。同年，小泉力推《特殊法人等改革基本法》，推进道路公团（高速公路建设公司）等特殊法人（类似于事业单位）民营化，减少财政对特殊法人的拨款。2002年，小泉政府力推“金融再生”改革，解决僵尸银行问题，使得日本金融机构逐渐恢复健康。2005年，小泉为了推行公共企业改革，尤其是邮政系统的民营化，甚至不惜解散国会、重新举行大选，可见其改革态度之坚决。伴随着小泉的改革，日本从2002年2月至2008年2月实现了长达73个月的景气复苏，为战后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景气。2012年，安倍内阁推出的“三支箭”，其“第三支箭”就是推进结构性改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的公司治理改革。公司治理改革实施以来，日本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有了明显提升，交叉持股公司减少了40%，女性高管占比上升了7.5个百分点（从1.6%上升到9.1%），建立提名委员会和薪酬委员会的公司比例上升了75个百分点（10%上升至85%），任命2名以上独立董事的公司比例上升了82个百分点（17%上升99%）。“大萧条”爆发后不到十年，欧洲很快陷入了“二战”战火之中，美国不久也卷入了战争漩涡。由于军需临时性陡增，美国吸纳就业的主力行业是制造业，包括基建工程和军工产业。罗斯福就任总统后，很快就颁布了《国家工业复兴法》和《农业调整法》，使得美国联邦政府可以通过国家复兴署等部门深度介入就业市场，并决定是否提升相应制成品的价格和工人的工资。日本在“大衰退”期间，制造业呈下降趋势。起初，日本也曾试图通过投资基建来解决就业问题，1992年，日本推出著名的《乡村振兴法案》，据大藏省统计，1992年至1995年，共有25万亿日元流向乡村基建市场，每年有70万人从都市圈向非都市圈转移，建筑行业从业者占比超过一半。然而，过量的基建投资并没有被有效用于民生建设，大量的无效投资项目被相继提出并加以实施，但基建对GDP拉动的边际效益递减非常迅速，1992年大约还能拉动1.1%的GDP，到1994年就只剩0.1%。这一举措后来被日本社会形容为“是在用混凝土将乡村重新包裹了一遍”。日本“大衰退”期间解决就业的最终方法是依靠服务业。1990年后，日本服务业从业人数的比重从60%一路攀升到70%以上。根据JILPT的总结，这期间，日本就业的特点为信息技术发展、护理服务行业扩张、以及非正规就业增长。值得一提的是，因为老龄化和少子化的人口结构，日本的养老、医疗和儿童保育在1990年代以后大幅扩张，吸纳就业的比重从1995年的5.6%增长到2015年的11.9%，而同一时期制造业的比重从20.5%下降到16.2%、批发零售业的比重从18.6%下降到15.3%。美国“大萧条”时期，在汹涌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以及左倾思潮的涌动下，美国与其他主要国家之间不断开展贸易战、关税战和补贴战，最终不仅促成了“大萧条”的形成，而且还间接导致了“二战”的爆发。整个“二战”时期，全世界至少有7000万人死于战争。再看日本“大衰退”期间，社会思潮向右转，日本顺应新一轮全球化的历史趋势，与中国、美国一道，共同走和平发展道路。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新一轮全球化进入全面加速阶段。与此同时，日本的外贸出口快速增长，对外投资快速增长，而出口增长的主要去向是中国和美国，对外投资也主要去了中国和美国，从而使日本避免了剧烈的社会动荡，并逐步走出经济衰退和通货紧缩。鉴于美国“大萧条”和日本“大衰退”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我们曾于2012年在《两次全球大危机比较研究》的课题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尽全力防止国际社会重走‘大萧条到二战’的老路”。如今，国际社会达成这种新共识的紧迫性更加凸显。有删节。来源：中关村产业升级研究魏加宁，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学术顾问摘要：特朗普二次上台以后，已经向中国、欧盟、加拿大、墨西哥等多国发出提高关税的威胁，一些国家也已经做出“以牙还牙”的强硬姿态，“关税大战”一触即发。这不禁让人想起，百年前的那场由美国发动的关税战、贸易战、补贴战直接推动“大萧条”的形成以及其后的“二战”悲剧。
来源：宏观经济智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