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家里的老门铃响了，那种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铃声，“叮咚——”一声，后面总会拖着长长的余音。我正在院子里给爸种的几棵辣椒苗浇水，听到门铃就随手把塑料水桶放在地上，桶底磕在一块凸起的青砖上，水溅出来打湿了我的裤脚。

家里的老门铃响了，那种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铃声，“叮咚——”一声，后面总会拖着长长的余音。我正在院子里给爸种的几棵辣椒苗浇水，听到门铃就随手把塑料水桶放在地上，桶底磕在一块凸起的青砖上，水溅出来打湿了我的裤脚。

“来啦！”

开门的时候没想到是姐姐。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条纹衬衫，肩上挎着那个用了十几年的棕色布包，包带已经磨得起了毛，一边还钉着个金属别针固定。我这才想起，今天是周末。

姐姐进屋时下意识地低头看了看我湿透的裤脚，欲言又止。她比我大八岁，从小就有这种习惯，看到我的不妥之处，想说又不说，最后就是那种无可奈何的表情。她放下包，从里面掏出两罐八宝粥放在桌上。

“妈，姐回来了！”我冲厨房喊道。

门口的鞋架上有一双男式凉拖，已经有些年头了，但很干净，像是被人专门擦拭过。那是姐夫徐建国的拖鞋。每次他要回来，爸妈都会提前把鞋子拿出来放在那里。只是这双拖鞋，这八年来，几乎没怎么被穿过。

“这次回来能待几天？”我给姐姐倒了杯水。

“后天就走，学校还有工作。”姐姐小口喝着水，“爸今天下棋去了？”

“嗯，跟老王叔他们，说是要下到天黑。”

妈从厨房出来，手上还沾着面粉，见到姐姐眼睛一亮，然后很自然地问了一句：“建国最近好吗？”

这是妈这几年见到姐姐的标准问候语。姐姐每次回应都差不多：“挺好的，就是太忙，说今年过年一定回来。”

听到这话，妈点点头，又回厨房去了。我和姐姐都知道，妈其实并不相信，但她愿意装作相信。

姐姐教小学语文已经十五年了，从县里调到镇上，工资不高但稳定。姐夫原本在镇上的家具厂工作，后来厂子倒闭，他就去了省城打工。开始两年，还经常回家，之后就越来越少，到现在已经整整八年没回来过了。

“小丽考上高中了，谢老师还专门打电话表扬她。”姐姐翻开手机给我看外甥女的照片，一个扎着马尾的女孩子，眼睛像极了姐夫，笑起来却是姐姐的样子。

我点点头，不知道该说什么。这些年，姐姐总是这样，把话题引到女儿身上，避开关于姐夫的一切。家里人也都心照不宣，从来不多问。

晚饭后，姐姐在院子里打电话，我从厨房出来正好听到她说：“我这个周末要去参加培训，课上得早，下周见。”说完她就挂了电话，转头看见我，略显尴尬地笑了笑。

我知道她在撒谎。培训是假的，姐姐实际上每个月都会去省城，住一晚上就回来。她以为没人知道，但这么多年，村里送快递的小杨告诉我，他经常看到姐姐在车站买去省城的票。

“姐，明天我陪你去省城吧，”我突然说，“正好我也有点事。”

姐姐明显愣了一下，手指绕着发梢，犹豫了好几秒才说：“你有什么事啊？”

“一个朋友在那边医院工作，托我带点我们这边的土特产给他。”我随口编了个理由。

姐姐沉默了片刻，轻轻点了点头。

第二天一早，我们坐上了去省城的长途汽车。车上人不多，姐姐要了靠窗的位置，一路看着窗外发呆。车开到半路时，路过一片向日葵田，金黄的花朵在阳光下摇曳。姐姐突然说：“建国以前最爱吃瓜子了，说是从小就爱，他奶奶养的向日葵，秋天收了晒干，够他磕一冬天的。”

这是八年来，姐姐第一次主动提起关于姐夫的往事。

到了省城已经是中午，姐姐提议先去吃饭。我们找了家小面馆，她点了两碗牛肉面，还加了个西红柿鸡蛋。

“建国爱吃西红柿，”她低头搅着面，好像在自言自语，“不管什么菜，都能配西红柿。”

吃完饭，姐姐看了眼手表：“我有点事要去办，你去找你朋友吧，晚上六点火车站见？”

我点点头，看着她走出面馆，犹豫了一会儿，还是决定跟上去。姐姐走得不急，时不时停下来看路边的店铺，像是在寻找什么。走了大约二十分钟，她拐进了一条小巷，前方是一座带着小花园的建筑，门口立着牌子：市第三人民医院。

我心里一沉。姐姐生病了？还是姐夫住院了？各种念头在脑子里打转。

姐姐没有去挂号窗口，而是径直走向一楼的志愿者服务台，那里坐着个戴红袖章的老太太。姐姐跟她说了几句话，老太太笑着指了指楼上。姐姐道谢后走向电梯。

我不敢跟得太近，等电梯上去后，我问那个老太太：“请问刚才那位女士是来做什么的？”

“哦，她啊，”老太太推了推老花镜，“她是来看徐志愿者的，每个月都来，可有心了。”

“徐志愿者？”

“就是徐建国啊，我们医院的元老级志愿者了，都八年了，风雨无阻，比我们医院的正式工作人员都靠谱。”老太太说着，指了指墙上的一排照片，其中一张是个瘦高的男人，穿着白大褂似的工作服，袖子上也系着红袖章，正扶着一位老人走路。那正是姐夫徐建国，比我记忆中的样子瘦了不少，头发也白了些，但笑容还是那么憨厚。

“他不是…不是外地打工的吗？”我有些困惑。

“打工？”老太太笑了，“他是我们医院的专职志愿者，有补贴的那种，每个月工资虽然不高，但也有两千多了。主要负责照顾没人陪护的老人和儿童，干得可好了。前年还评上了市级优秀志愿者呢！”

我一时说不出话来。原来姐夫这八年一直在这里当志愿者？那为什么不回家？为什么要让姐姐以为他在外打工？

我决定上楼去看看。电梯到了三楼，出来就是儿科病房。走廊里有几个小朋友在玩耍，一个护士正在整理药车。

“请问徐志愿者在吗？”我问那位护士。

“徐大哥啊，在305病房，那里有个小患者，父母都在外地打工，奶奶年纪大了照顾不过来，徐大哥这两天一直在那边帮忙。”

我走到305门口，透过半开的门缝，看到姐夫正坐在病床边，给一个大约六七岁的小男孩讲故事。男孩躺在床上，手臂上插着输液管，但笑得很开心。姐姐就坐在房间角落里，静静地看着这一幕，脸上带着我从未见过的复杂表情。

我不忍打扰，正准备离开，却被一个出来拿水的护工看见了。

“您找徐志愿者吗？”她问。

这一声把病房里的人都惊动了。姐夫转过头来，看见我，明显愣了一下，然后尴尬地站起来：“小勇？你怎么来了？”

姐姐也看见了我，脸色一下子变得苍白。

“我…”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房间里的气氛一下子变得很奇怪。最后是那个小男孩打破了沉默：“徐叔叔，这是谁啊？”

“这是…徐叔叔的小舅子。”姐夫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走，我们出去说。”

我们三个人来到医院的小花园里。初秋的阳光透过梧桐树叶洒下斑驳的光影，几只麻雀在地上蹦来蹦去。姐姐坐在长椅上，姐夫站在旁边，我则有些尴尬地站在他们对面。

“你们是不是有很多疑问，”姐夫率先开口，声音有些沙哑，“特别是你，小勇。”

我点点头，看了眼姐姐，她低着头，似乎对地上的一片落叶特别感兴趣。

“八年前，我在去省城的路上遇到了一场车祸。”姐夫深吸一口气，“那时候我确实是想去找工作，公路上下雨，车子打滑翻到沟里，我被甩出去，头部重伤。”

“什么？”我惊讶地看着姐姐，她似乎并不意外。

“醒来后，医生说我有后遗症，有时候会突然头痛，严重的时候甚至会短暂失去意识。”姐夫苦笑了一下，“我这样，还能找什么正经工作？更别说养家了。”

“可是你可以回家啊，我们可以一起想办法…”我说。

“回家？回去当个废人？让你姐既要工作又要照顾我？让你爸妈为我操心？”姐夫摇摇头，“我躺在医院里想了很久，决定不回去了，就跟你姐说我在省城找到了工作。”

姐姐抬起头，眼圈有些红：“我不知道车祸的事，他一直没告诉我。我只知道他每个月会寄钱回来，说是工资。但有一次，小丽病了，我急着来省城买药，在这家医院里偶然看到了他，才知道他一直在这里当志愿者。”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我不解地问姐姐。

“他跪下来求我，说不要告诉任何人，”姐姐的声音有些哽咽，“他说他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在这里能帮助别人，感觉自己还有用。他怕回家后，大家看他的眼神都变了。”

姐夫接过话：“这里的医生护士都知道我的情况，如果我突然头痛或者昏迷，他们知道怎么处理。我住在医院旁边的职工宿舍，条件虽然简陋，但也方便。医院每个月给我两千多的补贴，我自己花不了多少，大部分都寄给你姐了。”

原来如此。那些年姐姐说姐夫寄回来的”工资”，实际上是医院给志愿者的补贴。

“那你这些年头痛的情况怎么样？好转了吗？”我问。

姐夫摇摇头：“一直都差不多，有时候好些，有时候又严重起来。医生说可能一辈子都这样了。”他顿了顿，“不过我也习惯了，知道什么时候该休息，什么时候能坚持。”

“既然姐姐已经知道了，为什么你们不能一起生活？她可以搬到省城来。”

姐姐和姐夫对视了一眼，然后姐姐说：“我们讨论过，但我有教师编制，不能轻易调走。小丽还在上学，也需要稳定的环境。”

“这样，她每个月来看我一次，我们俩谁都不用放弃现在的生活。”姐夫补充道，“等小丽上了大学，说不定你姐就能调到省城来了。”

我突然想起了什么：“可那双拖鞋…爸妈一直以为你会回来，每次都把你的拖鞋放在鞋架上。”

姐夫的眼睛湿润了，他转过身去，假装看远处的花坛。半晌，才说：“等我病情再稳定些，我会回去看看他们的。”

就在这时，姐夫的手机响了。他看了一眼，有些着急：“305的小朋友发烧了，我得回去。”他转向姐姐，“你和小勇聊聊吧，我晚上下班后再过来。”说完，他快步走向医院大楼，背影在阳光下显得有些佝偻。

园子里只剩下我和姐姐。一阵风吹来，地上的落叶被卷起，又慢慢落下。

“姐，你真的不后悔吗？”我终于问出了心里的话。

姐姐沉默了很久，才轻声说：“刚知道真相那会儿，我恨他，恨他骗我。我哭了整整一宿，然后决定再也不来看他。”她停顿了一下，“但过了一个月，我又来了。看到他在病房里照顾一个没人管的老人，小心翼翼地喂药、擦身，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他选择这条路，也是另一种回家的方式。”

“可是…”

“他每个月省吃俭用，几乎把所有补贴都寄回家，就留一点买药的钱。”姐姐的眼泪终于流了下来，“妈妈生日那年，我收到一个包裹，是个围巾，包装纸上还印着医院的logo，我猜是护士们帮他网购的。他连字都写得歪歪扭扭，可能是头疼的时候写的。”

姐姐从包里掏出手机，翻出一张照片给我看：“这是去年冬天拍的。”

照片里，姐夫穿着厚厚的棉服，站在一个小女孩旁边。那女孩大概四五岁，笑得很灿烂，举着一个玩具熊。

“这个小女孩叫欢欢，白血病患者，父母为了给她治病已经花光了所有积蓄，甚至借了高利贷。后来实在没钱了，父亲就…自杀了，想用保险金救女儿。”姐姐的声音很低，“建国知道后，每天下班都去陪她，过年过节帮她妈妈凑药费。欢欢走的那天，建国抱着她，哭得像个孩子。”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静静地听着。

“你知道吗，小勇，”姐姐擦了擦眼泪，“这八年，我从来没有想过离婚。因为我知道，他不是不要这个家，他只是用另一种方式守护着更多的家。”

远处，一群白鸽从医院屋顶飞过，掠过湛蓝的天空，像一串耀眼的珍珠。

“走吧，”姐姐站起来，整理了下衣服，“我带你去看看建国住的地方。”

我们穿过小花园，来到医院后面的一排平房，那是医院的临时宿舍。姐夫的房间在最里面，不到十平米，一张单人床，一个小桌子，墙角放着电水壶和几包方便面。桌上摆着一个相框，是姐姐和外甥女的合影，旁边还有一盒药。

房间虽小，却收拾得很干净。床单叠得方方正正，地面一尘不染。窗台上放着几盆小绿植，长势很好。

“他一直很喜欢养花，”姐姐的手轻轻抚过那些绿叶，“在家的时候，院子里到处都是他种的花花草草。”

我注意到床头挂着一个布包，看起来很眼熟。

“那是不是爸的烟袋？”我指着问。

姐姐点点头：“是啊，他走的时候带走的，说是想念爸抽烟的味道。”

晚上六点，火车站前，姐夫来送我们。他换了身干净的衬衫，头发也梳得整整齐齐，看起来精神了不少。

“小勇，这件事…”

“我不会告诉爸妈的，”我打断他，“但你得答应我，找个时间回家看看。他们很想你。”

姐夫点点头，眼中含着泪水：“等小丽高考完，我一定回去。”

列车进站的广播响起，姐姐抱了抱姐夫，然后迅速转身走向检票口，似乎怕自己会忍不住留下来。姐夫站在原地，目送她远去，直到看不见。

我跟上姐姐，突然意识到，在这个家里，最坚强的其实是她。这八年，她独自抚养女儿，照顾老人，还要假装一切都好，不让任何人看出破绽。

车窗外，夜幕降临，城市的灯光一盏盏亮起。姐姐靠在座位上，闭着眼睛，不知道是睡着了还是在思考。

我拿出手机，翻到姐姐给我看的那张照片——姐夫和那个叫欢欢的小女孩。照片背景是医院的走廊，墙上贴着一张海报，上面写着：“爱，让生命更有尊严。”

火车驶入黑暗，窗玻璃上映出姐姐的面容，安详而坚定。我突然明白，有些爱，不需要朝夕相处，却能穿越时间和距离，让生命闪闪发光。

回到村里已经是深夜，姐姐说要直接回家，我送她到家门口。临别时，她突然拉住我的手：“小勇，人这一辈子，有时候不是不回家，而是找不到回家的路。建国他找到了自己的路，虽然曲折，但也是向家的方向。”

我点点头，看着姐姐推开那扇老旧的木门，门轴发出轻微的”吱呀”声。屋内亮着一盏昏黄的灯，那是爸妈一直为她留的。

而在省城的医院里，姐夫可能正在查房，或者陪伴着某个无助的灵魂，用自己的方式，点亮另一盏回家的灯。

次日清晨，我去姐姐家帮忙干活。小院里那棵老槐树下，爸正在修理一把旧椅子，那是姐夫以前最爱坐的。

“你姐夫那小子，”爸边敲钉子边说，“这把椅子都快散架了，他要是回来，准得重新修。”

我看着爸布满老茧的手，心里一阵难过。想说什么，却又不知从何说起。阳光透过树叶洒下来，照在那双拖鞋上，像是镀了一层金边。

或许有一天，那双拖鞋会重新被穿上，而所有的等待和思念，都会在相聚的那一刻，化为最平凡的日常。

来源：深林人不知